张居正为明朝万历前期的内阁首辅，是史书所言“万历中兴”局面的开创者，因为他的努力，大明王朝这一日渐残破的巨轮在之后一段时间内得以稳固航行，甚至可以说巨轮貌似焕然一新。无论是时人还是今人，大多对张居正的评价是总体正面的。万历中兴局面的开创，显然不可能以张居正一己之力实现，在他的背后，站着一群人，或在政治斗争中抛头露面，帮张居正打击政敌；或是隐藏在张居正的身后，默默支持张居正。其背后的群体，主要是已入仕的张居正门生和老乡，下面将介绍被时人称为“楚党”的湖广籍（今湖南湖北地区）官员们是如何支持和配合张居正的。
关于“朋党”二字，《辞海》解释为“为了私利而相互勾结”，显然是贬义词，而朋党一词，在先秦时即已出现，韩非子说”君主管理国家，必须杜绝臣僚结党，否则君主就会被他们篡位。在史料的记载中，很多政治势力被冠以“党”的名义，如阉党、东林党、楚党、昆党等等。这些称谓显然不是自称，往往为他称，多为政敌冠以的劣名。在明史中，万历朝及万历以后有三个不同所指的“楚党”，最为人所知的当然是跟“清流”东林党相对立的“楚党”，他们在史书中的形象很负面，被视为奸邪之辈；其次便是南明小朝廷的“楚党”，他们结党打击政敌，完全不顾江山的危亡，形象也是负面的；最后一个“楚党”便是本文所提到的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楚党，这一楚党在史书中也基本为负面形象，多认为这些楚党成员是张居正打击政敌的工具。但实际上，相比前面两个楚党的形象接近全然负面，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楚党形象显然要正面一些。
(张居正画像)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今湖北荆州），嘉靖二十六年中进士，隆庆元年二月入内阁，隆庆六年，张居正成功排挤掉高拱而成为内阁首辅，因万历皇帝年幼，此后十年，明朝朝政实际上掌握在张居正手上。在这十年，张居正做了很多事情，对内推行考成法整顿吏治，施行一条鞭法均定赋役，同时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实现了明朝短暂的中兴。围绕在张居正身边的“楚党”成员，不是基于同一政治目的而结成的具有较强组织性的群体，而是围绕在张居正身边，支持、配合或是不反对张居正施政所形成的相对松散的湖广籍官僚群体，主要成员有内阁次辅吕调阳（湖广大冶人）、封疆大吏方逢时（湖广嘉鱼人）、四川巡抚曾省吾（湖广承天人）、工部尚书李幼孜（湖广应城人）、浙江巡抚谢鹏举（湖广蒲圻人）、福建巡抚耿定向（湖广黄安人）、仓场总督汪宗伊（湖广崇阳人）、锦衣卫指挥室使刘守有（湖广麻城人）等人。
关于张居正与湖广籍官僚的互动。一是湖广籍官僚得到了张居正的关照和提拔。例如上文提到的曾省吾，在万历朝前十年，几乎每年都有升迁，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提拔频率，以至于张居正倒台后，曾省吾被视为张居正的首要心腹。例如方逢时，隆庆时期曾因为亲人去世回家戴孝，到万历初期，张居正极力向万历皇帝推荐方逢时，让他做了可谓明朝权力最重的总督宣、大、山西军务一职，一个人掌管明代九边中的三边，且此三边围绕京畿，这一职位可谓位高权重、备受信任。同时，张居正为方便刺听情报、打击异己，让老乡刘守有担任锦衣卫指挥使。张居正病重时，万历皇帝曾亲自请教张居正哪些人可以重用，张居正说徐学谟、曾省吾、张学颜、王篆等人可用，其中曾省吾和王篆都是张居正的老乡和心腹。因为张居正执政时期，大力提拔自己的同乡，引起了很多朝臣的不满，所以张居正去世后有人上疏提到张居正执政时期，文官的使用，吏部没有定夺权，必须听候张居正的指示，朝廷中的重要职务全部由张居正的门生或老乡占据，跟张居正没有关系的士人大多被安排到贫寒清闲的职位上，满朝廷都是张居正的人！张居正提拔自己的老乡，做得有点过火，以至于部分湖广老乡都看不下去了，湖广平江人艾穆曾说“我把张居正当作自己的老乡和知己，但是他实在太自负了，拒绝听取大家的意见，还蒙蔽皇上，他的同乡在京师做官的有六十多人，大部分都是他提拔的，在这点上，我是很鄙视他的！”
（剧照：夺情风波中的张居正）
二是张居正在政争和施政中得到了湖广籍官僚的支持。据《大明会典》规定，官员父母去世，官员需离职归家服丧二十七个月，且严厉禁止隐瞒丧情，不允许其他官员帮助当事人请求免去服丧期。万历五年，正值张居正推行改革的关键时期，改革一事原本就阻力重重，自己若是丁忧回家守制三年，辛辛苦苦推行了数年的改革可能毁于一旦，所以张居正的内心是不希望长期在家的，希望安葬父亲之后等待时机回京履职，但此后万历皇帝的“夺情”之举，受到了很多朝臣的反对。在此进退维谷之时，张居正的同乡官僚挺身而出，首先站出来提议万历皇帝“夺情”的便是张居正的老乡李幼孜，让张居正在舆论漩涡中得以有依靠，之后朝廷针对张居正是否应该在家乡守制三年的问题分成了两派并出现了严重的争议，张居正的同乡耿定向也表明了自己支持张居正不在家乡守制的立场，说张居正是难得一见的贤臣，而那些批评张居正的人反而没什么大见识。大约同时，翰林院修撰于慎行反对张居正的“夺情”，组织一批官员向万历皇帝谏言，但吕调阳暗中阻挠，使得万历皇帝无法看到谏疏。此外，同乡方逢时也在“夺情”风波中支持张居正，并帮助张居正打击反对势力。夺情风波之外，湖广籍老乡也大力支持张居正。例如在张居正清理政敌高拱的势力时，就让老乡王篆当马前卒，大力驱逐高拱一派的官员，使得去职后的高拱在朝中的势力几乎扫尽。此外，张居正回湖广安葬父亲时，地方各级官员都亲自到江陵参加葬礼，只有湖广巡按御史赵应元没有参加，这让张居正大为不满。当时任都察院佥都御史的同乡王篆得知此情，揣得张居正的意思，便上疏参劾赵应元，后来赵应元因此丢了官。这个事情后来闹得很凶，反张居正势力愈加反感张居正及其同乡的党同伐异的行为，张居正自己也不得不亲自出面“辟谣”，向万历皇帝上了《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辩解称赵应元被弹劾是秉公办事，并非是源于自己的意思。
三是张居正去世后，湖广籍群体被冠上了“楚党”的罪名。由于张居正在推行改革和施政中得罪了很多人，也树立了不少政敌，所以张居正病重后，湖广籍官僚群体有些担心张居正去世后自己被秋后算账。后来事实也确实如此，张居正去世后，反对张居正的势力崛起，而万历皇帝亲政后也对张居正执政时期的一些言行十分反感，所以，面对雪花般飞来的弹劾张居正同乡官僚的奏疏，万历帝基本上都批准了。如时人记载：“居正始夺上柱国、太师兼太子太师，再夺谥，而王篆、曾省吾、朱琏、陈瑞辈，毋不斥削，朝班几为一空。”张居正提拔的官员基本被清空了，造成各部编缺空乏，以至于此前曾被张居正打压的都察院副都御使赵锦都觉得有点矫枉过正，他上疏说：“近来有很多御史都上疏揭露楚党的罪恶和过错，以至于瓜连蔓引，凡是湖广籍的官员都被贬职了，建议具体权衡楚党成员的人品和政绩，不能对湖广籍官员一概打压，并恳求万历皇帝下诏责备御史无限制的攻击。”后来万历皇帝也觉得有些过了，便对御史投机式的攻击进行了批评。即便如此，张居正的乡人们依然大部分遭到了清算。如张居正的亲信曾省吾和王篆，朝廷逼迫张居正的儿子张敬修交出所谓张居正的“贪污所得”，张敬修被迫说自己把三十万两白银藏在了曾省吾和王篆家里，后来查抄人员去抄了曾省吾和王篆的家，搜走了所有的钱财，也没有找到那所谓的三十万。
如果被冠以“楚党”称谓的湖广籍官僚群体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并无政绩、只有政争的话，一些时人就不会为他们感到不平了，也不会有今人去注意他们的功绩了。实际上，这些“楚党”成员的政绩是十分突出的，他们的所言所行极大地影响了明朝的国运以及历史的发展。他们除了支持张居正改革、促进明朝内部的革新外，还积极参与边疆治理，和张居正一道实现了明朝边疆的安定，而边疆的安定和军费的降低，是张居正改革成绩显著和万历中兴出现的主要外部条件。“楚党”成员的治边功绩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终结了西南都蛮之患，开启了万历朝的“武功”。明朝在西南地区多实行土司制度，对很多区域实行的是间接管理，即对少数民族的首领封官封爵，让他们代替朝廷管理部民，然而这一制度弊端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朝廷对他们的管理和约束明显少于对直接派出的流官。明代时，位于四川东南区域的都蛮部落，是古代僰人的后代，是汉朝“西南夷”的重要一支，他们从明初到隆庆朝一直不服从朝廷的管控，经常起兵与明朝为敌，由于都蛮地区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处，所以都蛮一“作乱”，三省就震惊。张居正上台后，首先提拔老乡曾省吾到四川做了巡抚，紧接着让曾省吾点兵遣将准备征服都蛮。出兵征服都蛮，不仅能稳固明朝在西南的统治，且能树立张居正的威信。在曾省吾的精心准备下，在总兵刘显的具体领兵下，明朝最终彻底征服了都蛮，并在这个地方推行了改土归流。对都蛮故地进行改土归流的意义十分巨大，这使得四川南部流官治理的地方大为扩大，不仅巩固了明朝在四川南部的统治，同时也震慑了贵州和云南的土司，使得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再敢公然与朝廷为敌。征服都蛮后，曾省吾积极治理这个地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里“均田授氓，藉氓为伍，僰、莋之间，巍然一大都会也。”可见，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这里得到推广，为后来四川宜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代都蛮的“悬棺”在四川宜宾依然可见）
二是促成明蒙封贡互市，实现了明朝北疆的长期大致和平。很多史家把明英宗时期明朝被蒙古大败的“土木堡之变”视为明朝衰落的起点，可见蒙古这一势力对明朝国运的影响之大，而后来明朝的财政支出，大部分都用于支付明朝北边的军费，而北边又主要防御蒙古。明前期，明朝军力强盛，蒙古势力被赶到了河套以北乃至漠北，随着明朝军队逐渐退缩回内地，蒙古势力重新南下，并逐渐成为了明朝北疆的严重威胁。此后一直到嘉靖朝，明朝都不得不在北边驻扎重兵，每年拨出大量白银用以支撑北边士兵的生计，成为明朝财政的第一负担，以至于有人认为：明朝财政的好坏决定了明朝国运的走向。到了嘉靖末期和隆庆初年，明蒙双方已经对峙多年，蒙古的阿勒坦汗（即俺答汗）觉得自己年纪大了，也真心想跟明朝和解，进行互市交易，而新皇帝隆庆皇帝也知道蒙古军队的巨大摧毁力，不想再像他父亲嘉靖皇帝那样固执地拒绝蒙古人的互市提议，但双方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来实现和平。这一时机终于在隆庆四年出现，当年阿勒坦汗的孙子把汉那吉叛逃明朝，明朝十分重视此事，厚待把汉那吉，并希望以把汉那吉同阿勒坦汗交换隐藏在蒙古的白莲教首领赵全，刚开始阿勒坦汗并不同意明朝提议并命军队攻打明朝边境，但效果有限。此时，时任大同巡抚的湖广人方逢时想到了妙计，他把赵全过去写给明朝的投降信交给了阿勒坦汗，使得阿勒坦汗十分愤怒，于是双方有了合作的契机。此后，针对阿勒坦汗希望互市和明朝希望和平的实际，明蒙双方进行了多轮协商，最后互换人员、息兵和好、封贡互市，自此，明朝北边局势大为缓和。后来方逢时丁忧归家守制，复出后被张居正提拔为总督，继续负责同蒙古的交涉事宜。此后，在方逢时的努力下，明蒙双方的和平局面得以维持，双方的信任不断累积，最终使得长久困扰明朝北边的蒙古扰边问题得到了极大缓解。时人评价八年后的明朝北边：“八年以来，九边生齿日繁，守备日固，田野日辟，商贾日通，边民始知有生之乐。”可见，在双方和好之前，边民因为战乱而苦不堪言，和好之后，边民才感觉到了“做人的乐趣”，而这一历史性局面的形成，张居正和方逢时的功劳是毋庸置疑的。
（阿勒坦汗与三娘子）
三是扫除东南倭寇余孽，巩固了明朝的海疆。嘉靖后期，经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阻击，倭寇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但仍有残余力量骚扰东南沿海，而谢鹏举和耿定向在张居正执政时期相继巡抚二地，为扫清东南沿海倭寇余孽做出了贡献。早在嘉靖四十四年十二月，谢鹏举就因为抗倭有功受到朝廷奖赏。万历四年二月，鉴于浙江宁波抗倭陆兵和水兵不足的实际，为加强宁波地区的抗倭力量，巡抚浙江、都御史谢鹏举建议增加兵力和船只，并针对倭寇出没的习惯和战斗方式就军队建制和战船配备作了改革。此后不久，倭寇忽然侵犯东南韭山、浪冈、渔山等处，浙江巡抚谢鹏举等督兵截剿，“斩级七十三名颗，至是，按臣勘实参闻，命赏原任浙江巡抚谢鹏举银币。”谢鹏举因此受到了明廷赏赐。万历七年九月，巡抚福建、都御史耿定向就福建沿海防倭事宜向朝廷上疏，主张从查核船只、主动出击、区域联防等方面对付倭寇，防止倭寇侵扰。万历八年五月己卯，朝廷下谕，认为闽、浙、广三省倭寇不时出没，即便倭寇常遭败绩，但依然骚扰沿海地区，要求福建等地巡抚加强巡查，以防倭寇。随着耿定向巡抚福建，福建地区的抗倭力量得到了持续增强。
总之，张居正执政时期的湖广籍官僚群体虽然也被称为“楚党”，但其形象相比明朝其他时期的“楚党”显然要正面一些。他们对内基本支持张居正改革，为整顿吏治、造福民生做出了贡献；对外实践张居正的治边之策，促进了边疆的稳定，为政治改革和边疆地区的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因此，总体应该给他们正面的评价。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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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邓涛，湖北省钟祥市人，1986年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所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明清史研究。曾在《东北史地》、《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等期刊上发表论文，曾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清风学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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