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代，中华文明迎来了一个绚烂辉煌的高峰。这一时代，诗歌、书法、绘画、文章皆有重量级代表人物，甚至可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史上的代表人物有相当多数集中在此。由于思想和体制的开放性，隋唐时代特别是唐代的宗教、雕刻、音乐等领域也有极高水平的成就。
日本著名中国史学家、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唐史研究会”前会长气贺泽保规从唐代盛行的金银文化中，看到了这一时代商业文明的繁盛、制造工艺技术的提高及中外文化和贸易交流的活跃。而今出土的唐代佛门金银器，不仅说明了当时佛教等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力，也从侧面印证了同期物质文明成果的水平。
气贺泽保规所著的《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一书，被收入“日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这套丛书共计10本，均由日本知名的中国史学家撰写，丛书定位为历史大家写给大众阅读的作品，因而不仅保持了严谨考据和分析面貌，还带有较强的通俗性。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国刚就对气贺泽保规的这本书大加赞赏，指出这本书在许多方面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这本书对隋王朝给予了较高评价。隋朝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长达近300年的战乱分裂，从北魏、北周、隋、唐几代帝王的胡族(汉胡混血)血统来看，隋朝也成为了民族大融合背景下的“新汉族”统治者，将其继承并有所创新的政制、军制、经济制度推向全国的试验期。隋朝政制力图解决两汉以来的贵族制对统一国家的威胁，实行科举制，以打破世家对国家政治人才的输出垄断。隋文帝和炀帝在推动佛教等宗教纳入有利于王朝统治方面，也付出了大量努力。《绚烂的世界帝国：隋唐时代》书中对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频繁巡行全国特别是边境地区等历史上通常被抨击为“**”的做法，发表了不同看法，指出这些做法均显示出强化统一王朝对国内各地特别是边境的防卫控制，只是因为炀帝急于求成、滥用民力，又同期发起了多次征伐高句丽的战争所招致了人民反抗。隋末群雄的涌动，也更应被定义为不同利益集团对隋朝推行的中央集权化的一个反动。
唐代前两代帝王的治政，其实都一直处于隋王朝的阴影下。这是因为唐初政制、军制和经济制度基本上沿袭了隋朝旧例，治理成效距离隋朝还相去甚远。正如气贺泽保规在书中指出的，同样作为弑兄的篡权者，唐太宗李世民深知在军略、文学才华和行动能力上与隋炀帝杨广都相比太大，因而必须通过持续的丑化后者，来衬托自己的明君形象。隋唐两代依照律令治国，方方面面的所有事项都在政府出台的令文中作出了明确规定，气贺泽保规指出，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特色。
唐代前期统治体制的几大支柱，包括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皆已经开始出现动摇。在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时代到来后，上述支柱体制形同瓦解，再加上货币经纪的逐渐成熟，唐代中期不得不实施两税法改革。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整个国家体制将转型为财政国家(这方面转型在宋代完成)。
隋唐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帝国。有别于之前的秦汉时代，以及后来的宋代、明清两代，这一时期的开放性和文明融合特点更强，即以帝都长安和东都的洛阳的规划建造为例，不仅体现和贯彻了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对称原则，而且依照气贺泽保规的观察，还与汉代的长安、洛阳城市格局有较大差异，前者的“坊”脱胎于北魏的“里”，是带有游牧民族浓郁特征、具有生活和军事两种机能的组织形态。 更大的不同则在于，这一时期生活在长安和洛阳等隋唐城市中的居民，呈现出多种族化特征。长安聚集着大量的西域客商，还有大批分别来自朝鲜半岛、高昌、吐蕃、日本的留学生和公派使者。在东南的扬州和南方的广州，远至波斯、阿拉伯的商船云集。即便在国力衰微的唐代末期，当黄巢攻破广州城后，所杀害的大量坚持抵抗的居民(总计12万人)当中，就有相当多所谓的“胡人”。
发端于匈奴分裂(一部迁徙到中西亚乃至欧洲，另一部则南迁到长城以内)的民族大迁徙浪潮，持续了整整数百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部的鲜卑系统诸部族(慕容部、宇文部、拓跋部)相继抵达中原北部，经过与汉族的融合，开辟了通往隋唐王朝的道路；还有一支则进入陇西和青海建立吐谷浑。柔然、突厥、高句丽、韩族等中原之外的胡族也均在这一期间频繁流动，最终是在隋朝稳定下来后才确立了分布位置，开创了蒙古崛起之前的亚洲区域世界的民族分布。气贺泽保规指出，隋唐王朝具有的浓郁国际性正来源于之前数百年的民族大迁徙浪潮，也基于此强化了新型的国际性政治秩序：与治下的诸民族与周边各国之间，广泛地结成了一种称之为“羁縻”和“册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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