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剧中的帮派，很多在历史上都真实存在，比如丐帮、明教、少林寺，又如本文将要说到的漕帮。说漕帮，自然要从漕运说起。漕帮出现于清朝前期，顾名思义，这是因漕运聚集在一起的舵工、水手、纤夫所组成的组织，他们构成了在大运河上讨生活的一个特殊群体。
《中国大运河上的日出》，威廉·哈维，33cmx41cm，布面油画。1816 年( 清嘉庆二十一年)，哈维以英国阿美士德勋爵使节团随团绘图员的身份来中国。1817 年抵达澳门，亦到过北京。哈维擅长水彩风景画和小型肖像画，其作品收录于《中国内陆旅游记》( 伦敦，1818 年出版)
罗教：漕帮的精神依托
永乐年间，明成祖营建新都北京，对蒙元残余势力用兵，粮食消耗极大。为了提升漕运效率，明朝在卫所军户的基础上，建立了职业性的“漕军”，人数超过十万。漕军与国家财政关系重大，但政府给予的待遇很差，而在运输过程中又时常会出现翻船、漕米受潮、官吏盘剥等情况，军户动辄家破人亡。漕军军户大量逃亡，使政府不得不雇用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至明朝中后期，负责漕运的船工水手中只有一半来自政府雇用。
清朝定鼎中原，一度希望恢复明制，但力不从心。到了康熙中期，一只漕船上额定的10名水手中，除了一名负责人是有军籍的运军外，剩下的9个都是临时招募。此外，运军还可选一亲属为副手。
每年漕运前后八九个月，长途奔波，但工钱只有六两银子，所以不是全无出路的人，就不会去做船工。江浙乃富庶之地，谋生手段很多，当地人不必投身漕运，所以朝廷雇用的舵工、水手主要是山东、河南的流民。在漕运中，各地的运军和漕船，按所属地区划分为不同的“帮”，如德州帮、兴武三帮、凤中二帮、赣州帮等，名目繁多，数以百计。每帮所拥有漕船数量不一，多的有七八十艘，少的不过二十多艘。众多船帮能在名义上变为统一的水手行帮，借助了秘密宗教——罗教的力量。罗教即罗祖教，又称无为教，创始人罗清出身漕军，突然有一日“遇邪师，授以法门口诀，静坐十三年， 忽见东方一光， 遂以为得道”，他综合道教与佛教教义，建立罗教。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罗清的同事们成为最早的一批教徒，奠定了罗教在漕运水手们中的地位。传至明末，有姓钱、姓翁的两个密云人，一个姓潘的松江人，在杭州聚会，相约共兴罗教，他们后被尊为罗教“三祖”。
这三人还在停泊漕船的杭州北新关外各建一所庵堂，供奉佛像、吃斋念经。当第一年漕运结束、第二年漕运未启之时，水手就吃住在庵堂。后因水手教徒越来越多，庵堂在浙江即发展到七十余处。这些庵堂由“各水手每年攒出银钱，供给养赡”，庵堂外都置有田地，一来供养看守庵堂的教徒，二来也作为水手死后的墓地。
罗教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水手间的互助团体，主要是与官府谈判水手酬金、与同行竞争工作机会。但罗教声势日益壮大，还是引起朝廷的警觉。雍正五年（1727年），时为浙江巡抚的李卫下令，将罗教的庵堂改为“水手公所”。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查封苏杭地区依旧在传播罗教的水手公所，逮捕罗教为首者数十人，其中有的被发配、斩首。
2014年4月20日河南洛阳，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反映隋唐洛阳盛世繁华的大运河与洛阳油画及船只模型
漕帮：大运河的“犯罪集团”
经过雍正、乾隆父子的这两次打击，罗教失去了陆地据点，改在船上活动。每一个船帮都设有一个“老堂船”，相当于旗舰，供奉罗祖神像。负责打理老堂船事务的人被帮众称为“老管”（通常由数人轮流担任），监理全帮财物账目，制定帮规，即是“当家的”。至此，官有的漕船成了各帮的私有财产。各帮内部组织严密，老管具有无上权威。有帮众犯错，会依帮规，处以棍打、烧炙、截耳、割筋等各种酷刑。帮中定有联络信号，遇事传出“红箸”、“溜子”，就“人即立聚”。这种组织调度能力，真不次于武侠小说中的江湖帮派。
这时，罗教宗教性逐渐淡化，变为较为单纯的行业组织——水手行帮（漕帮）。以原有罗教翁庵、钱庵、潘庵三大分支为基础，漕帮也是“翁庵呼为大房， 钱庵呼为二房，潘庵呼为三房”。翁、钱是同乡，关系很好，由他们传下的两支能和睦相处，被一同称为“老安”（“安”即“庵”）。潘庵势力则与他们相对，号为“新安”。
老安收徒不多，但收的都是船上的“揽头”、“荐头”，亦即是包工头。老安通过控制一条或几条船上的头目，就很容易地能将他们名下的漕船收入麾下。新安则不同，像是《封神演义》中天通教主门下，不管是神仙妖怪，还是三教九流，结果是门人不少，控制的船却不多。
这些水手、舵工联合在一起时，原本作为雇主的官府一方，也成了“弱势”。有时漕帮直接围困粮道官员，要求“涨薪”。漕帮活动如果限于此，那真不失于是大清朝航运业的“良心公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看小说、看电视剧，江湖帮派大都以行侠仗义为己任，现实恰好相反，从丐帮、天地会以下，没有一个是做好事的。漕帮当然也不例外，他们既在大运河上活动，自然要“靠河吃河”了。
比如他们会用漕船故意撞上运河中的过往船只，然后就说对方毁坏大清朝的国有财产，要求赔偿。还有的帮众设计把漕米放到商船上，回过头来诬陷人家偷盗给皇上的漕米。最肆无忌惮的漕帮，敢于将漕船在大运河上“铁索连环”，拦住河道，公然讨要“买路钱”。要是说在大运河上“碰瓷”一下，设设路卡，或许还是“情有可原”，但漕帮的违法乱纪可不止于此，甚至不乏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劫行凶的。如道光年间，有一伙儿以丁朋铃为首的犯罪团伙，成员都是漕帮帮众。他们所犯下的大案包括：在桃源县抢劫李姓一家，打伤多人；在沐阳县抢劫时，用棍子打、用火烧，以迫使被抢者交出家中财物；流窜到宿迁县作案时，他们还动用火枪，打死一人。丁朋铃集团东窗事发，是因一次抢劫后分赃不均，几个漕帮“兄弟”打了起来，以致引来官兵围捕。
《天工开物》中的漕船
青帮：没有漕运的“漕帮”
不言而喻，有漕运才有漕帮。然而至晚清道光年间“运河淤阻”，漕运改走海运。工作机会的减少，是漕帮各派系间矛盾激化的最重要因素。在失业的危机面前，同行当然更是冤家中的冤家。不同的行帮间，为了争夺有限的工作，少不了大打出手。“老安”与“新安”间多次爆发大规模的械斗。
很快，可供争夺的工作从少到无，所有的漕运水手都失业了。朝廷也知道，这些惯于违法乱纪的舵工、水手，一旦流落到社会上，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拨付给他们遣散费，希望他们能安分守己地过上“新生活”。地方上，“民间恐其逗留滋事，绅士富户各捐己资，每名给制钱三千文， 官为押送回籍”。这些投身漕运的水手，除了在运河上讨生活外没有一技之长，大多数人身无长物，甚至无家可归，没有办法回去务农。怎么办呢？当然是兄弟们重新集结，以前船上的大哥到陆地上当“瓢把子”。清末时，上海滩那些煊赫无比的“大亨”，很多都是青帮礼、大、通三辈的元老，往上追溯，他们多少都有些漕帮的履历。
这些舵工、水手们回到路上发展后，漕帮就逐步变身为我们常说的“青帮”了。青帮延续了漕帮旧有传统，入帮弟子不仅要拜翁、钱、潘三祖，还要在香堂仪式上教授关于漕运、码头的知识。这一方面是为了“继承传统”，另一方面，这些专业知识也能成为帮中一种特殊的暗号。
漕帮还在，漕运已无，水手成了流氓。三百年间的运河故事，归结到最后，只有生计二字。
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