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年间，范祖禹（曾协助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的儿子范冲，有一次对皇帝说：
臣尝于言语文字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虏自深，人生乐在心相知”……然诗人务为新奇，求出前人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李壁《王荆公诗文签注》）
（《明妃曲二首》是宋代文学家王安石的组诗作品，被称为是咏王昭君最好的诗）
范冲这是在感叹，别人作诗说，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可王安石偏说，不噪更静，不鸣更幽；别人咏菊花说，菊花敢跟霜雪斗，秋风秋雨奈我何，王安石却说，昨夜西风过园林，吹落黄花满地金。
老实讲，范冲的发现着实是一个问题。王安石看待问题、处理人事的眼界和心境，确实与常人不同。
出身另类：野獾投世跟王安石差不多同时代的邵伯温，在他的名著《邵氏闻见录》中说，“王荆公（王安石后被封为荆国公，故称此）之生也，有貛入其室，俄失所在。”比邵伯温稍晚一点的郑景望，在《蒙斋笔谈》中也说，“荆公初生，家人见有獾入其产室”。
也就是说，王安石快要出生的时候，有一只獾跑到他母亲产房，结果却再没出来，而后，王安石出生。所以，王安石的真身就是一只獾。这一说法，在坊间广为流传。
而朝野之中，流言更甚。蔡京之子蔡绦从父亲那里听说，在王安石小时候，他的野獾真身曾被一名叫李士宁的“异人”识破过。于是，王安石就有了一个后来被他的政敌经常在酒酣耳热之际呼来唤去的名字——獾郎。
站在今人的角度，这样的传说自然只是笑谈，但在两宋时期，它却是很多人深信不疑的“真相”。而这所谓的“真相”，恰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时人对王安石的看法——生有异象，非同常人。
行事另类：不嗜中央宋朝崇文抑武，对读书人格外优待。王安石是庆历二年（1042）的进士，当时被授予的官职，是淮南判官。按惯例，一届任期满后，进士出身的官员可向朝廷献文，求试馆职，即在中央担任文书工作。这样的话，因为接近最高决策层，晋级机会很多，随时可获大用。
当时的士人，基本上走的都是这一捷径。但王安石在满届后，并没有采用这一惯例，而是主动要求，调到地方任知县。
（王安石）
再次满届后，他仍然没有到中央任职的打算。很快，朝野上下，都注意到了这个不寻常的年轻人。
宰相文彦博称他“恬退”（淡于名利、安于退让），与当时的“奔竟之风”形成鲜明对比。也因此，文彦博力荐王安石，希望朝廷能够破格提拔，以鼓励这种踏实做事、不慕虚荣的性格；大文学家欧阳修，也一再保举王安石到中央来担任言官。
可王安石还是老样子，一推再推，从庆历二年（1042）任淮南判官到嘉佑三年（1058）首次入京任度支判官（财政部部长助理），他总共在地方，任职了16个年头。
这16年，他的名气一日大甚一日，以至于最后，到了“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卑于美官，唯患其不就”的地步。时人甚至改编了当年魏晋人评价谢安的话，来用在王安石身上——“安石不出，奈苍生何？”
言语另类：傲风傲骨神宗还在学童时代，就深知王安石的大名。等到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不远千里把王安石召来，询问国事。
（宋神宗）
君臣第一次奏对时，神宗问：“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择术为先。”神宗接着说“像唐太宗那样如何？”王安石说“要学，就学尧、舜！”
又一天下朝后，神宗把王安石叫到一旁，问道：“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
神宗意思就是，勉励王安石要向魏征和诸葛亮学习，全心全意辅佐他。
谁知王安石当即表示“彼二者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好大的口气，他竟然觉得，魏征和诸葛亮不过如此罢了。
随即，王安石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国家需要贤才，但慧眼识人才的君主，更重要。君臣和谐，臣子的能力才有机会施展，国家长治久安的政策才有可能实施。
神宗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自视甚高又言之成理的人。他对王安石的崇拜，也随着惊讶次数的增多而逐渐累积。
为官另类：坚决变法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将王安石推上了相位。为相以后，王安石最“另类”的一件事，就是变法。
这场后来被人广泛提及的变法，当年是遭到了强烈质疑的。其中，最有力的，是旧党首领司马光，他给王安石写信，劝他三思而行。
王安石在那封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里，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和决心，并且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改革最强音。
（司马光）
虽然王安石初心不改，但一度与他站在同一战壕的宋神宗却动摇了。
熙宁七年，天下大旱，这本是正常的自然灾害。可一个叫郑侠的地方官却画了一副流民图，并随疏上奏，尽言百姓之哀。而且，他把这一大笔账都算在王安石的新法门下，在奏章的最后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
（王安石变法）
看到这样的请奏，神宗选择了屈服。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于是，王安石被罢相，新法功败垂成。
虽然之后，王安石又被二度起用，但神宗和他都已风华不再。元祐元年（1086年），旧党得势，新法俱被废除，当听到最为得意的免役法也被废除时，王安石不禁悲从中来，说了句“亦罢至此乎！”一生努力化作泡影。不久郁然病逝。
但王安石后悔了吗？他又何苦至此？或许，在王安石给司马光的信中能寻得答案。面对旧党质疑，他理直气壮：如果您怪我当宰相以来，没能助皇上大展宏图，使民众安居乐业，我知错。如果您说现在的形势不该变法，只需守成即可，则我不敢苟同，亦不知错从何来。
风华不再，可又始终初心不改，这就是王安石。他的一生，争议极大，却也颇具情怀、敢于担当。始终以天下为己任，不愿苟且，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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