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作者的这一感慨，倒也反映了中国文人长期受压之窘况。

　　历史上各个统治王朝更替时大都刀光舞动，剑影四射，血流成河，尸堆如山。只有赵匡胤在开创北宋王朝时自导自演来了一出黄袍加身搞了个“和平政变”，从人家孤儿寡母手中顺手牵羊兵不血刃得了一个江山。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宋承周祚，开启了大宋三百年江山基业。

　　得到容易守起来就困难。为此，北宋王朝一建立，宋太祖赵匡胤就在皇宫一处密室立了一块神秘之碑，让他身后的继位者恪守碑文的约束。这块碑上的碑文左右了宋王朝的政治方向。

　　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勑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太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独一小黄门不识字者从，余皆远立。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诵讫，复再拜出。群臣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岁时伏谒，恭读如仪，不敢泄漏。虽腹心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变，兵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内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间，曹勋自金回，太上寄语，祖宗誓碑在太庙，恐今天子不及知云。”

　　陆游的这段话表述了这样一段故事：宋太祖赵匡胤开创宋朝之后第三年，秘密镌刻了一块石碑立在太庙寝殿的一个秘密夹室，这个碑叫誓碑，用销金丝麻盖着，门锁闭得十分严。每当四时八节的祭祀和新皇帝登基时，都由一个不识字的宦官拿钥匙将夹室的门打开，新皇帝进去焚香、跪拜、默诵碑文。群臣和侍从都不知道碑文的内容，历代皇帝都严守这个秘密，就是他们最信得过的心腹大臣也不知道。等到北宋末年，靖康战乱爆发，金军攻破开封城掠走朝廷诸多器物，所有的门都被打开了，人们才看到了这神秘之碑。碑身高七八尺，宽四尺余，上面刻有誓词三行：第一条是柴氏家人不管有多大的罪行，都不能处以死刑。第二条则是优厚文人士大夫，不得对其进行杀戮。第三条只是强调前两条之必须遵守，否则会遭到老天报应。等到建炎年间，曹勋从金国回到南宋，捎回来太上皇的嘱托，祖宗的誓碑在太庙，恐怕当今皇上不知道。

　　另据《宋史·曹勋传》载，靖康末(1126)，北宋为金所灭，武义大夫曹勋随徽宗被金人虏往北迁。被扣留在金国的日子里，宋徽宗嘱托曹勋日后若有可能回南方，要向宋高宗转达关于誓碑的事情。曹勋后来得以见到高宗，他对高宗上奏说：“太上皇（宋徽宗）让臣回来后转告陛下：皇太祖（宋太祖）有誓约，藏在太庙，立誓不杀大臣、言官。违背这个誓约将是不祥之兆。历代皇帝都是按照这一誓约执行的，已经经历七代相袭，从来没有改变。每次想起来靖康年中，诛罚得太重了。现在的祸端，虽然不是因此造成的，但一定要明白，因而要谨慎戒备。”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也载有这样的话：“徽宗又言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违者不祥。”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宋论》中在说这件事时却有另一种说法：“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段记载与陆游所说不同在第三点上。两段记载誓碑第一条，都先说了宋太祖赵匡胤对自己从孤儿寡母手中夺了天下，取而代之总有些理亏的愧疚之情。何况柴荣对他恩重如山、情同兄弟。于是赵匡胤就立了誓碑，立下祖训。夺了人家天下，而能优厚其子孙，也算他宽缓不苛，感恩回报。

　　王铚《默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为这件事提供了佐证：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后回师进入汴京皇宫时，六宫迎拜，赵匡胤看见有两个儿童，就问是谁的儿子。回答说是周世宗之二子——纪王和蕲王。当时，范质、赵普、潘美都在一旁，赵匡胤问他们怎么处理。赵普等回答说：“应该除去，以免后患。”唯潘美在后以手抠掐殿柱，低头不语。太祖曰：“你认为不可吗？”潘美回答说：“臣岂敢以为不可。我与陛下曾同为周世宗之臣，劝陛下杀之，是负世宗；劝陛下不杀，陛下必定怀疑我。”赵匡胤点头赞许，说：“我接人之位，再要杀人之子，我不忍心。”太祖当即将世宗子其一判给潘美为养子，后不再过问。

　　誓碑其二是讲大宋天子即便让臣子说得再没面子，也不能杀了人家。这也使得有宋一代的文人得以成为真正的文人。赵匡胤是行伍出身，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感知武将掌管兵权对其主子绝不是什么好事情，因而他对武人深怀戒心。他认为武人往往是战乱的祸首，要想天下太平安定，就不能让武人有太高的地位权力。这是宋王朝高调重文轻武的根本因素。

　　赵匡胤在一次设宴招待群臣时，原后周臣子翰林学士王著，喝醉了酒思念故主，当众大哭起来。群臣大惊，都为他捏一把汗。太祖却毫不怪罪，命人将他搀扶出去。第二天，有人上奏说王著当众大哭，思念周世宗，应当严惩。太祖说：“他喝醉了。在世宗时，我和他同朝为臣，熟悉他的脾气。他一个书生，哭哭故主，可以理解。也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让他去吧。”这件事也反映出赵匡胤的襟怀大度。

　　整个北宋基本上不杀士大夫、言官，营造出一种很适合文人生活的氛围。与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那些文人士大夫再怎么让皇帝过不去，也不担心性命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下，宋初的文化发展很快，在文坛上出现了像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这样的文坛领军人物。其中的苏轼由于深陷“乌台诗案”，在一片要他老命的呼声中，苏轼虽坐牢却保住了自己的“老头皮”，正是得益于这一政策。

　　北宋末年，陈公辅上奏说：“在汉朝，大臣一人有罪，则会遭到满门抄斩。本朝祖宗恩泽极厚，还没有过杀戮大臣，最多就是将其贬谪流放岭南罢了。”

　　对于“不杀大臣和言官”这条誓言，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曾由衷地赞叹道：“祖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誓碑第三，按陆游记载是“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而王夫之说法是“不加农田之赋”。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倾向王夫之这一说法。如果按陆游的说法去理解，太祖立的誓约第三条无任何意义。

　　宋太祖开国后以法治国，实行澄清吏治、减轻徭役、兴修水利、劝奖农桑、移风易俗等一系列英明决策，不仅很快医治了二百多年的战争创伤，而且迅速把宋朝推向空前繁荣的局面，出现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建隆之治”。

　　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那里，可就没有赵匡胤那种气度了。他的《皇明祖训》中充满血腥的味道：“今吾朝罢丞相，设五部六府，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大明律》更是杀气腾腾：“在朝官员，交结朋友，紊乱朝政者，皆斩。交结近侍官员，符同奏启，或上书言大臣德政者，皆斩。”

　　两相比较，还是赵匡胤的“誓约”温和得多，文明得多。正是在赵匡胤影响下，北宋王朝以其鲜明的文人政治特色而登上文治盛世的顶峰，北宋王朝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史上的最开明的一个王朝；“太祖誓碑”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誓言。文人、士大夫生在北宋何其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