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韩愈，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可就是这位“文起八代之衰”的文坛领袖，科举却六次落榜，最终也没能考中“博学鸿词科”。
韩愈
四应进士科考三次榜上无名
公元786年（贞元二年丙寅）秋，19岁的韩愈赴长安投奔族兄韩弇，以谋求仕进。不巧的是，就在韩愈快到长安时，唐德宗命河中（今“中亚河中地区”）节度使浑瑊与吐蕃的尚结赞缔结盟约，韩弇以殿中侍御史为判官前往河中。
当时的科举，能否中第并不完全取决于试卷的水平，名人的“公卷”延誉和“通榜”推荐至关重要。科考之前，考生要把自己平日里所作的诗文呈给朝中的硕学名儒传阅评判，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这就是“公卷”延誉。这些硕学名儒根据自己对考生诗文的评判，向主考官推荐一个预选榜，这就是“通榜”推荐。科举的试卷并不糊名，由主试者决定去取。主考官根据公卿大臣的“通榜”推荐和考生的临场试卷，综合决定取舍和名次的高下。考生如果没有得力名人的“公卷”“通榜”，仅凭试卷水平，那是很难中第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要想成功，不仅你自己要行，还得有人说你行，而且说你行的人得行。韩愈要想找到为自己“公卷”延誉的名人，只有通过族兄韩弇这一条路。于是，他便由长安赶到了河中。
当时的韩弇重任在身，找关系为韩愈“公卷”延誉只能等回长安以后，而且河中形势紧张，韩愈只得先回长安等待。韩愈回到长安不久，便传来了吐蕃劫盟的消息，除了河中节度使浑瑊一人逃脱之外，其余一千多人全部被吐蕃所擒，韩弇遇害。
韩愈的期待落空了，“长安米贵，居之大不易”，他在长安“穷不自存”（韩愈《殿中少监马君墓志》），生计成了问题。在万般无奈之际，他想到了故人北平王马燧。马燧请韩愈到自己家，给两个儿子当老师，韩愈的生活这才有了着落。
稳定下来的韩愈便准备应考礼部进士试，他先向一些考中了进士的人请教应试方法。有的进士拿出礼部考过的赋、诗、策等考试题，韩愈一看这些题，实在没什么学问，“以为可无学而能”（韩愈《答崔立之书》），觉得自己根本不用学就可以答得挺好。可是，事实远比韩愈想象的要残酷得多。此后的三次科考，韩愈都是名落孙山。
韩愈并不气馁，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合于古人之道，而当下考试刻意追求形式的四六骈文毫无价值。落榜不是因为自己的文章不好，而是“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答崔立之书》），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他在《为人求荐书》中写道：
某闻木在山，马在肆，过之而不顾者，虽日累千万人，未为不材与下乘也。及至匠石过之而不睨，伯乐遇之而不顾，然后知其非栋梁之材，超逸之足也。
韩文公画像
一株优质的树木长在山上，一匹骐骥骏马呆在卖牲口的集市上，过路的行人看都不看一眼，这样的路人即使每天有成千上万，也不能证明这株树是不成材的树，这匹马是下等的劣马。如果有匠石那样高明的巧匠从这株树旁经过却不看一眼，有伯乐那样高明的相马者从这匹马跟前经过却不回头看，然后才能说明这株树不是栋梁之材，这匹马不是超逸绝伦的骏马。
公元792年（贞元八年壬申），韩愈第四次应礼部进士试，这次他终于遇到了匠石和伯乐。爱才识才的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中书省右补阙梁肃和礼部郎中王础通榜，并协助陆贽阅卷。梁肃是古文运动的先驱，他通榜的欧阳詹、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等八人，全部录取，无一落榜，时称“龙虎榜”。这次共录取进士23名，韩愈名列第十四。
三试博学鸿词次次名落孙山
在唐代，考中进士只不过是取得了入仕的资格，要想得到朝廷的正式委任，还须应试吏部诠选。吏部试中最有名的是博学鸿词科，韩愈首先要了解博学鸿词是个什么东东。
与礼部进士试相比，吏部的博学鸿词科更加重视人际关系，倘无显贵权要的推荐，要想取得考试成功，简直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正所谓：“见说云泉求住处，若无知荐一生休。”（唐王建《寄上韩愈侍郎》）因此，韩愈在考前给某显贵写了一封信《应科目时与人书》，希望得到他的提携。信写得极为巧妙，以物为喻，通篇寓言，干仕求禄，只字未提。信中说在天池、大江之滨，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水族怪物，如果有足够的水，它能飞到九霄云外；如果没有足够的水，它只能运行个七八尺远。这个怪物所处的地方即将干涸，它自己却没有办法跳到天池、大江之中。这时有位大力士从它旁边经过，如果可怜它，动动手往天池、大江中掀它一下，它的命运一下子就改变了；如果懒得动手，它就只能干死了。“愈今者实有类于是”，我韩愈现在的处境就跟这个怪物一样。
韩愈
这封“笔臻浑化”，“泯尽铺张排比之迹”（钱基博《韩愈志》六）的信，很可能真的打动了这位显贵，韩愈这次应吏部试入选了。
贞元九年（793）癸酉，博学鸿词科的试题为《太清宫观紫极舞赋》和《颜子不贰过论》。韩愈写的赋已经散佚，论存于文集中。韩愈的《颜子不贰过论》首先破题，阐释论题的含义，然后用设问，逗出精辟的论述：
登孔氏之门者众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圣人之道，为君子之儒者乎？其于过行过言，亦云鲜矣，而夫子举不贰过，惟颜氏之子，其何故哉？
孔子三千弟子中，“过行过言”者很少，尤其是四科十哲，个个都是君子之儒，孔子为什么只标举颜回的“不贰过”呢？
韩愈认为，“惟圣人无过”，不仅言行无过，且心思无过。而颜回的思想活动难免有过，但他能够“止之于始萌，绝之于未形，不贰之于言行也”。这就把孔子的“不贰过”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超出了众人的认知水平。
这次主吏部试的考功崔元翰，崇尚古文，“苦心文章”，“致思精密”，“时年七十余，好学不倦”。他对韩愈的文章大为称赏，于是将韩愈等人的名字报给了中书。不知为什么，其他人都被中书选中了，唯独淘汰了韩愈。
贞元十年（794）甲戌，韩愈第二次应吏部试，试题为《朱丝绳赋》、《冬日可爱诗》和《学生代斋郎议》。今本韩集只有《学生代斋郎议》，题目的意思是可否以学生来代替斋郎之职。斋郎，是在祭祀时“执豆笾，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的劳力者，学生就是国子监的太学生。
韩愈认为，“执豆笾，骏奔走”虽然是“奉宗庙社稷之小事”，但“不可以不敬”，“不可以不专”。学生没有受过专门训练，“其周旋必不合度，其进退必不得宜，其思虑必不固，其容貌必不庄”，“非近于不敬者欤”？
而且，“将令学生恒掌其事，而隳坏其本业，则是学生之教加少，学生之道益贬；而斋郎之实犹在，斋郎之名苟无也”。“考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不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因此，主张“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
祭祀宗庙社稷，乃封建帝王的头等大事，而祭祀的关键是礼，礼的关键是敬。随便用未经训练的太学生代替斋郎，失礼失敬。太学生的本业是学习儒业，以学生代斋郎，耽误学习，荒废学业，得不偿失。以学生代斋郎，名义上没了斋郎，缩了编制，减了开支；实际上斋郎仍存，成本更高，损失更大。文章观点明确，理据充分，条理清晰，论证透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政论文。
可韩愈还是落选了。
韩愈落选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不善夤缘，“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贵人之门，人之所趋，仆之所傲。与己合者，则从之游；不合者，虽造吾庐，未尝与之坐。”（韩愈《答冯宿书》）二是他的古文与科举文两者价值观的不同。韩愈提倡“古文”，就是西汉以前那种以散行为主的文章；而科举文是句式整齐、讲究对偶的骈文。韩愈古文主张“文以载道”，载天地人文之道，载周公之道，载孔孟之道；科举文注重形式精美，骈偶巧丽，两者背道而驰。尽管韩愈的应试文写的也是骈体，但他的古文主张让众多迷恋骈俪者心中不快。
这次落选，韩愈大为光火，觉得参加这样的科考是对自己的侮辱，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写的这种“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好几个月心中都羞愧不安，决不能再考了。好友崔立之便写信劝勉韩愈，一定要考中博学宏词才好做官。他把韩愈比作献璞的卞和，只有等识玉者剖璞见玉，然后天下人才会知道这是价值连城的至宝，即使像卞和那样两次被砍了脚也不算耻辱。韩愈这下可找到了出气筒，他几乎把所有的郁闷和怒火都发泄到了《答崔立之书》中：
夫所谓博学者，岂今之所谓者乎？夫所谓宏词者，岂今之所谓者乎？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乃不自进而已耳！
所谓的博学宏词，如果真是现在科考文这个样子的话，那古代的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如果参加这样的考试，我想他们一定感到惭愧而决不应考了！
崔立之，字斯立，贞元四年(788)进士，贞元八年(792)中博学宏辞科。他给韩愈的信今佚无存，《全唐文》（卷六一三）仅有他一篇《南至郊坛有司书云物赋》。韩愈写了这封信之后，两人还有什么交流，我们不得而知，但最终韩愈还是参加了贞元十一年(795)乙亥博学宏辞科的考试，结果仍然是名落孙三。
落榜生韩愈的“绝地反击”
从贞元二年（786）到贞元十一年（795），前后近十年，韩愈七次科考，六次落榜。
照今天看，韩愈是一个典型的落榜生，而且是无数次落榜。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人生的失意者，却开创了中国古代文学史轰轰烈烈的古文运动，成为“文起八代之衰”的旗手。
资料图
韩愈是如何绝地反击的，我们这里不妨讲个故事，管以窥之——两百多年后的北宋元祐七年（1092）三月，苏东坡接受了潮州知州王涤的请求，为潮州重新修建的韩愈庙撰写《潮州韩文公庙碑》。面对这位文坛巨擘，曾经自诩“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也”（《文说》）的大文豪苏轼，却感到无从下笔，因为韩愈太伟大了。苏轼“一日思得颇久”，竟然“不能得一起头，起行百十遭”。仅仅一个开头，就写了百十次，却没有一个满意的。正在苦思冥想之际，忽见一纸从眼前飘过，上面的一行字正是绝好的开头。可当他定睛再看时，那纸却不见了踪影，但上面的字早已印在他的脑海中了。于是，他大笔一挥，把已经写出来的各种开头统统勾掉，然后写道：
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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