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情况很复杂了，因为小男孩认为是其“母亲”的那个人，并不一定指的是他的生母。一个由第二任太太或妾生的小孩，他正式或法定的母亲，称作嫡母，是其父第一个明媒正娶的太太（虽然她本身可能没有生育）。这些嫡母时常参与这名孩子的日常教养，实现作为一名母亲的社会角色，因此可以如同孩子的生母一般，进一步期待孩子日后的报答。从许多明清男性的话语与行为中，我们发现，对他们意义最深远的是他们的嫡母，也就是“正式的母亲”。顾炎武（1613—1682）死忠孝顺的母亲、汪辉祖（1730—1807）以其名为作品集命名的母亲、督促梁济（1859—1918）以功名报答她的母亲，都只是他们的“正式母亲”。

　　在历史文化上，嫡母与她“法定儿子”的关系，或是继母与继子的关系，强化了许多社会科学家的信念，那就是母职可以是生物链结下的产物，也可以是由社会文化建构的一种现象。中国人总觉得有必要大大地歌咏母亲一番，不论母亲健在或去世。而透过拥有相同记忆的历史家，我们可以从另一特别的角度看到母亲的一生与她们和孩子的关系，这与她们儿子的回忆与记录同等重要。不过，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这些纪念性的文学内容太过依字面解释。在一个从来不将个人野心与私欲当作合法动机的社会中，人们皆倾向为他们最世俗的功名追求找一个层次较高的动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解释，在那么多可以选择的动机中，在那么多启发他们的人当中，为何绝大多数的人还是选择荣耀母亲，视其为成功背后的唯一动力。

　　一、模范母亲

　　在明清时代的家庭中，母亲的生活跟多数历史社会中的已婚妇女没什么不同，她们常常遭遇不公平对待与苛刻要求。正如十七世纪的一位批评家所言，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一般耗体力的家务与沉闷的生育责任，也是对母亲要求得多，报酬得少。即使士绅家庭的母亲也难以摆脱为她们规定的劳累、烦人的任务。父亲很少现身分担家务，他们不负责养小孩、让全家吃饱，以及料理家务。

　　毫无疑问地，明清时代的母亲终生都被平凡的日常家务所支配。她们被描述为不断被每日要求的劳务压垮的形象，尤其耗尽心力在照料家中年幼及病痛者。清代著名经学家段玉裁（1735—1815）七岁时，就意识到降临在其母亲身上的命运。他透露道：“吾祖父祖母皆七旬，吾母晨昏侍奉米盐炊煮，舂磨，漱浣，缝纫，以及马子溺器，无奴婢可使，无不躬亲之，乳哺管领诸儿，终日无一息……苦心婉转得吾祖父祖母之欢心。”虽然这些描述的情况客观来说并非极度艰辛，许多儿子主观意识上却都为了母亲日日的操劳感到痛心。他们语带感恩与悔恨，提及母爱牺牲奉献，成就舒适家庭生活的景况。十八世纪的经学家王鸣盛（1722—1797）记述了他十一岁时，某个寒冬的情景。由于家里穷，他没有棉衣。一天晚上，他的母亲朱氏决心要让他有衣服御寒。当夜，她为他缝制了一件短棉袄，但是“手皆龟裂皲瘃，血濡缕缕，然且晨起提瓮汲，不言惫也”。

　　基本的养育事务可能也是相当艰巨的。例如，散文家汪辉祖出生于浙江一个中等的士绅家庭。他出生时，父亲正在千里外的京城等待受职。他的生母是父亲的第二名妾，产下他后，就继续操持家庭的全部工作。嫡母看到她白天做家事，实在太劳累了，主动提出愿意替她在晚上照顾孩子。这名“正式母亲”晚上把他放在床上，当他醒来啼哭时，就把他抱到生母身边去喂奶。每天夜里要喂好几次，喂完后，还要给他换尿布。类似的回忆提醒我们，养育孩子这单调而磨人的任务，以及繁重的家务，就是母亲肩上的重担，不论家境多么富裕安适，都是一样的情况。

　　一旦不幸遭遇变故，妇女所负担的责任就使她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与痛苦。情况之一就是孩子体质羸弱，不易抚养。十五世纪的新儒学家陈献章（1428—1500）天生体弱多病。他的母亲除了做家事外，还要承担起养育他的全部责任。她亲自为他哺乳，直到他九岁。还有许多母亲，因为长年操持家务，牺牲了自己的健康，使得这成为养育儿女的另一个不利条件。根据记载，徐鼒（1810—1867）、陈衍（1856—1937）和陈其美（1878—1916）的母亲都因健康状况不佳，或其他身体缺陷而没有乳汁，不能哺育婴儿。

　　生孩子成为女人生命中的艰辛任务，因此不少妇女都寻求透过医疗手段，达到避孕或绝育的目的。十六世纪的学者归有光（1506—1571）记载，他的母亲为了避孕，喝下蜗牛汤，结果成了哑巴，后来整个身体都垮掉了。皮锡瑞（1850—1908）也记载道，他的母亲因为想绝育而用药，结果绝育不成，反而损害了健康。而一旦孩子出生，母亲就担起了不可推卸的养育之责。晚清的督抚大臣左宗棠（1812—1885）出生后，母亲没有乳汁喂他，由于家境贫寒，无力雇奶妈，母亲只得嚼碎米饭，吐哺给他。

　　幼儿患病会给早已非常辛苦的母亲增添更多的忧虑和辛劳。十七世纪著名的作家吴伟业（1609—1671）对母亲深感抱歉：“吾少多病疾，两亲护惜，十五天不知门外事。”沈兆霖（1801—1862）也记得在他六岁左右，“少有痰疾时患瘚逆”，常常会昏厥在地。他是杭州人，当地的幼儿常常坐在高凳子上读书，但是沈兆霖会突然发病，晕倒，从高凳子上摔下来，脑袋着地。这种危险困扰了他母亲好几年之久。她整天为照料这个病童而精疲力竭，用尽一切办法防止他再度发病，包括求神。不用说，这使她在情感上与身体上付出极大的代价。此外，沈兆霖似乎还不断得耳疾，他的耳朵流脓，引起听力障碍。他的母亲据说必须一直背负着照顾这个病童的艰巨任务，直到他十岁以后才得以改善。

　　明清时代，诸多威胁中国孩子生命的疾病，以天花为最，即使我们很早就引进预防接种的方法。关于母亲在幼儿出天花卧病在床时，她们如何熬过那些严峻的日子，现在还留有一些详细的记录。翁叔元（1633—1701）说，他八岁感染了天花：“是岁三月，叔元出痘，先妣昼夜视，衣不解带。”有一次，他突然翻白眼，呼吸似乎也停止了。母亲在绝望和恐惧中，把所有女眷都召唤来，将他团团围住，大声呼喊他的名字，过了很久，他才醒过来。过不到三星期，他的妹妹（她是个遗腹子）也患了天花，没过几天就不幸病死。翁叔元遗憾地说：“以先妣急叔元，无暇顾妹也。”

　　二、寡母

　　母亲的生活本来就很辛苦，但是如果失去丈夫，她的苦则更要增加许多倍。明清社会中，鳏夫再娶比寡妇改嫁要容易和普遍得多。一个孩子如果失去父亲，其后果要比失去母亲严重许多。由于男性常多次结婚（纳妾或续弦），他不大可能失去所有的妻妾，而女性失去丈夫的可能性则更大。因此，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很可能没有父亲，而没有母亲的可能性则较小（他会有继母或其他女性当他的“正式母亲”）。因此，历史上就有无数这样的记载：寡母们靠微薄的财产，企图独自把孩子抚养长大。如此可悲的处境常使母亲和她的孩子们消沉绝望，并进一步造成他们相依为命的感情，我们将在下文中研讨此一主题。

　　晚明思想家刘宗周（1578—1645）的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去世了。身为“遗腹子”，刘宗周的童年困苦而孤独。他的母亲显然无法独自撑起家计，被迫带着孩子回到娘家。赵于京（1652—1707）的父亲参加滕王阁的饮宴后得了寒疾，不久就去世。他留下两位遗孀（一位是当时才二十五岁的二太太与一位二十三岁的妾，也就是赵的生母）。另外，还有六个皆不满十岁的幼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寡母与幼子的家庭，“零丁孤苦，势不能独居”。居住在山东省的祖父决定收留他们，并协助这两名母亲养育小孩。

　　寡母在养育幼儿时的艰辛常在孩子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盛清的高级地方官员刘宝楠（1791—1855）回忆道，他的父亲在他只有五岁时去世，“弱不胜衣，先母保抱携持，得有今日”。在刘宝楠的记忆中，他的母亲虽然从未隐藏真正的慈爱，管教孩子却十分严格。为生活打拼的那些年里，母子亲密地生活在一起，构成非常牢固的亲子联结。后来，刘宝楠还作诗描述那些暗淡的岁月与母亲温柔的照顾：

　　儿行以母手，

　　儿药以母口，

　　儿健母身伤，

　　筋力儿身受。

　　此外，还有一些是关于母亲以有限的知识教育她的儿子：

　　五岁授儿诗，

　　七岁授儿礼，

　　[挞] 儿痛母心，

　　暗室常挥泪。

　　看了这类个人的记录，我们可以理解，寡母与孩子的关系是在特殊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这种特殊的背景必然可带出一些重要的主题。第一，父亲的缺席使得供应物质生活的关键角色无人扮演，母亲既要养育幼儿，还要维持家计，两者加在一起，更见艰辛困难。共和时代的政治家徐世昌（1855—1939）谈起自己童年丧父的情景，那是在十九世纪中期：“父殁时，年甫七岁，弟仅五龄，家道中落，赖母氏刘太夫人，支持门户，抚育成人。”更甚者，许多意志过人的单亲母亲决心独立担起所有的重担，因而以昂贵的代价得到珍贵的自主权。二十世纪初的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父亲于他十一岁时过世。家族的亲戚朋友愿意提供养育孩子的经费，但被他的母亲断然拒绝。她靠着典当衣物与其他细软预算吃紧地养育三个男孩。她信奉的格言是“自立”“不倚赖”。

　　第二，分享困苦生活、在异常严酷中奋斗、在屈辱中共同求生的经验，滋长了母子间强烈的联结，这种关系充满了苦中带甜的回忆，有着旁人无法体会的亲密，以及强烈的同志情谊。清朝中叶知名的学者洪亮吉（1746—1809）七岁丧父。由于失去生计，他和姊姊、弟弟就随着母亲暂住到外祖父母家。但是外祖父母家经济情况也不好。洪亮吉的寡母就领着女儿做针线活，以此来维持生计并供应男孩子读书。及其成年，洪亮吉仍能清楚记得那漫漫长夜，母亲与姊姊们拿着针线，而男孩们围着母亲做功课，紧紧依偎在一起的情景。

　　晚清经学家柳诒徵（1880—1961）也记得那种既压抑又亲密的感觉，伴随着孩子成长，与母亲挣扎求生存的记忆。柳诒徵曾提及父亲去世后，他们三餐拮据的程度，“少时候谈不到营养。餐时经常只有块红酱豆腐，母亲姊弟三人赖此下饭”。

　　第三个特点是由寡母的实际境遇造成的，她们时常必须承担亡夫留给她的额外责任（对比之下，由于男子续弦的机会很多，因此鳏夫从来不必履行母亲的责任）。黄郛（1880—1936）回忆他的父亲去世后，留下六个未成年儿女时，家里所发生的变化。他说：“惟先妣一人任教养之责。”当时他才七岁。对于母亲额外负起督促他读书的责任，并十分严格地执行，黄郛印象深刻。“偶有不专，即鞭责不稍宽假。”而当塾师偶尔嘉许黄郛时，他的母亲也只是告诫他继续努力，千万不能以此自满。在以上及更多类似的故事中，我们清楚见证了寡母扮演的角色，她们支撑家庭渡过危机，并且负起养育儿子的责任。

　　在传统中国的性别关系中，让人觉得讽刺的是，一个男人的母亲常常是这个男人知之最详，觉得最亲近，最能敞开心胸，无所顾忌爱恋的对象。同样的，对一个女人来说，他的儿子才是唯一一个可以毫无保留爱慕，大胆要求忠贞、感情与感激的对象。母子之间感情的联系就是建立在童年亲密的相处间。在这层关系中，儿子不仅深切体认母亲命运的细节，也会把自己与母亲的悲苦连在一起。再加上，儒家所说的孝道允许（事实上是要求）儿子永远对母亲保持绝对忠诚。母亲有充分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对儿子进行更多的投资，并期待或要求他们长大以后能给她忠诚的报答。怀念女性与母亲的文献特别丰富，证明了这一心理与社会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