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师，可以说是古代的律师，但社会地位很低，被古代政府视为社会麻烦的制造者，管制甚严。讼师以言语影响公堂，甚至改变判词，影响生死。他们的手段，可以从文中故事中窥见一二。

　　古代讼师亦称词家、法家、歇家、状师、刀笔吏。讼师是替打官司的人出主意、以写状纸为职业的人，相当于履行现在律师的部分职能。在古代，讼师的名声大多不好，非但官府不喜，即使是被帮过忙的百姓也敬而远之。

　　讼师在古代的地位

　　在中国古代，诉讼本身就被圣人认定是件不该发生的事。孔夫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主持审判，我和其他人差不多，应该做的是让诉讼无从发生。这句话后来成了儒家有关诉讼问题的宗旨，后代儒生出身的官员总是宣称，为官一方的首要大事是“息讼”。

　　古代打官司不准代理。有身份的官员、士大夫、妇女可以由家人代为诉讼，诉讼双方当事人必须亲自到庭。也不准“教唆词讼”，不准教别人如何打官司。为人起草诉状是可以的，但是不得加减情节和诉讼请求。辩护在中国古代并不具备法律程序上的正当性，诉讼本身也不被官府所喜。按照儒家精神制定的古代法律，为民间提供帮助讼者打官司的服务的讼师，也不会有什么地位。

　　讼师的形象

　　在传统的社会里面，讼师素来受人轻贱，他们的形象是贪婪、冷酷、狡黠、奸诈的，最善于播弄是非，颠倒黑白，捏词辨饰，渔人之利。在中国古代的为政者或法律的视野中，讼师一般都不具备“良好”的形象，往往被视为添乱者与社会麻烦制造者，对讼师“严加管教”。

　　例如，春秋战国时期郑国的政治家邓析，其被视为古代讼师的鼻祖。此人擅长诉讼，其辩论之术无人能敌，史书记载其往往“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邓析被当政者驷歂视为扰乱民心的祸首，惨遭杀害。《唐律·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辞蝶，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宋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衙门每结案之前，几乎必先办讼师。

　　讼师的正面和反面

　　讼师不被人尊重，是因为他们玩弄法律，操纵生死，并以此牟利。

　　据明·徐復祚《花当阁丛谈》云：“俗既健讼，故讼师最多。然亦有等第高下，最高者名曰‘狀元’，最低者曰‘大麦’。然不但‘狀元’以此道获丰利、成家业；即‘大麦’者，亦以三寸不律，足衣食、赡俯仰，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

　　清初方汝浩《禅真逸史》第二十四回“伏威计夺胜金姐，贤士教唆桑皮筋”里描写的讼师管贤士，原文描述他的能耐是这样的：“枪刀不见铁，杀人不见血。棒打不见疼，伤寒不发热。毒口不见蛇，蜇尾不见蝎。苦痛不闻声，分离不见别。世上若无此等人，官府衙门不用设。”从职业品德来看，古代讼师之中确有害群之马。但这并不能作为评价或否定讼师群体。讼师之中也有人守法律、有良心。

　　指痕改字惩恶霸

　　崇明流传有清代讼师杨瑟岩的故事：孤寡老人张老三想卖掉两间房屋，市场价格100两银；王恶霸只愿出50两银说：“不卖也得卖！”张老三找杨讼师出主意，杨要他依顺。次日，王恶霸听说张肯卖房，就请来了杨做中保，杨当场写下契约一份：“兹有张老三自愿卖房两间，上卖椽子、垳料和砖瓦，下卖地基。议价五十两银。口说无凭，立下此据作证”。双方签字画押，钱物两清。四个月后，张老三找王恶霸，要他拆房，腾出地基。王一听火冒三丈，马上拿出契约找杨作证。杨慢条斯理地念契约，王一听不对，签约时的“下卖地基”怎么变成了“不卖地基”？夺过契约一看，上面写得清清楚楚“不卖地基”。王哑口无言，只得又付出50两银子买下地基。原来杨在写契约前在左手大拇指押上浅浅一层墨汁，待到接过凭证后，在“下”字上轻轻一按，就变成了“不”字了。

　　疙瘩老娘帮寡妇

　　曾六如的笔记《小豆棚》卷八记载一个湖州的女讼师“疙瘩老娘”就是这样一位讼师。她是个寡妇，也是个远近闻名的刀笔讼师，文笔言辞十分犀利，许多经年不结的大案子，凭她一纸数笔，就可以力挽狂澜而结案。湖州有一个富家的年轻儿媳，丈夫死了后想改嫁，而公公不允许，想强迫她守寡。儿媳向疙瘩老娘求援。疙瘩老娘写了一张十六字的状子，状子上是这样的：“氏年十九，夫死无子，翁壮而鳏，叔大未娶。”意思大致就是这个儿媳年龄才十九岁，丈夫死了，没有给她留下儿子，公公正值壮年，小叔子长大了尚未娶亲，都是单身。古时的治政理念是以德治国，出现这种乱伦的嫌疑，自然要避免，不然会对地方官的政绩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这张状子呈上去，县官立即命令允许儿媳改嫁。

　　识破伪证

　　清雍正年间，江苏松江有个名叫吴墨卿的著名讼师，为一户穷人打赢了官司。松江有一家富豪想吞没一户穷人出典的活产，就用一张旧纸仿写了一张假的绝卖契约，其笔墨浓淡和字迹都与原契极为相似，上面还盖有假官印。开庭时，该富豪就用这张假契为证据，反告出典方手中持有的出典原契是假的，要求知县确认自己拥有“绝产”的所有权。知县初审时支持了该富豪的诉讼请求，判令出典人败诉。出典人无奈只好找到吴讼师，吴讼师设法取出这张假契仔细端详，发现这张绝买契是假的。当时“各典店规，例以年长一小郎写票。大典四柜伙，次三，又次二，各授票百，以木扦贯而授之，否则落纸如飞，散同秋叶矣。此票无孔，非典中物也。”故吴讼师指导出典人据此向衙门申诉案情，知县听后认为有道理，经审理富豪终于承认伪造了绝契，只好放赎。

　　诸如此类事件不胜枚举。由此可以看出，古时的讼师们的智慧的确不容小视。好讼师的存在对于那些面对高深莫测的衙门束手无策的百姓而言，无疑是遇到了救星，使百姓的意愿得到声张，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

　　而讼师在古代诉讼中，对案件的胜负中起到关键作用，当然这与当时的诉讼程序不完备，重口供而轻调查，缺乏辩论程序有很大关系，因而在讼师的刀笔之下往往发生以一词一句而定乾坤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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