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盘面构成标准的正方形。其中，方位星8个，交叉点72个，与八卦、七十二候相应；中心点称天元，代表宇宙中枢太极；黑白两色棋子，象征日月、阴阳、昼夜。如此玄妙的构思，使人凝视棋盘，仿佛仰观苍天、俯瞰大地，不免总将棋与仙联系起来。相传铁拐李和吕洞宾曾在马鞍山下棋，至今留有“棋盘石”、“仙人洞”和一尺多长的足迹。也许神仙太爱下棋，以致无处不可弈。话说川蜀有户人家，园中长了两个西瓜般大的桔子。某晚，主人听见大桔子里传出阵阵话语声和叮咚声，好奇之下便将之摘下剥开，竟发现是个空囊，里边两对白发长者在下棋——他们是秦汉时的商山四皓。只听一老者说：“桔室虽好，仍被摘毁。其缘已尽，我等也该走了。”时鸡啼天明，四老飘然而去。仙人下棋，一般不为人见，但也有例外。据南朝《述异记》所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速去？’质起视，斧柯尽烂。”原来数童子为仙人，樵夫王质不过停留了一会，待起身却发现砍柴斧的手柄已腐烂。他深感奇怪，返回时方知家乡大变、亲朋皆逝，竟无人认得。岂料王质打柴误入仙境，彼处方片刻，人间已百年。该典故多被后人借喻棋之魅力，足以让人废寝忘食，不觉时光飞逝。难怪唐太宗李世民也发感慨：“方知仙岭侧，烂斧几寒芳。”

　　说到帝王的棋缘，唐太宗当仁不让。隋末群雄并起，有一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英豪虬髯客，与李靖、红拂女合称“风尘三侠”。他曾与李世民下棋，开局在“四四”星位各置一子，喝道：“老虬四子占四方！”李世民即在天元处回应，说道：“小子一子定乾坤！”气势顿时镇慑虬髯客，竟让他从此打消逐鹿中原的念头，远走异域，后在扶馀称王。“一棋让天下”听来匪夷所思，却令人神往。喜欢下棋的皇帝还不少。梁武帝萧衍常通宵下棋，以致大臣都难奉陪。他还主持了全国最早一次围棋大赛，并给棋手评定品级，其中278人入品，可见赛事规模之宏大。唐宣宗李忱以一只錾金花碗作赢棋奖品，这可能是最早的围棋奖杯赛。宋明帝刘彧是个臭棋蒌，可偏要和一流棋手王抗对局。王抗诚惶诚恐，不光让子，还时不时吹捧：“皇上飞棋，臣抗不能断。”明帝信以为真，自认棋艺第一。

　　陪皇帝下棋，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宋武帝刘裕与羊玄保打赌，若对方赢棋，可封大官，史称“赌郡戏”。羊玄保这下动真格了，输棋的武帝果不食言，让他当了宣城太守。若说宋武帝封官是一时兴起，宋明帝则专门设置“围棋州邑”，将“棋而优则仕”纳入制度化轨道。唐玄宗李隆基还设立“棋待诏”，与“画待诏”、“书待诏”同属翰林院，棋手有更多机会成为国家公职人员。南宋甚至出现一位叫沈姑姑的女棋手，因棋艺精湛在内庭奉职。不过并非下棋都带来官运。唐宣宗原想派李远到杭州任刺史，后知他写过一首诗，内有“青山不厌千杯酒，白日唯消一局棋”，恐其贪杯恋棋，难堪理事治民，便收回成命。看来善弈者并非都能做官升职，关键是跟谁下，和谁成了棋友。

　　应该说，绝大多数人无缘陪皇帝对弈，他们下棋仅仅是因为喜欢。而与棋结缘又多是知识阶层，围棋总和白云、青山、高士、素琴等相连，构成中国古代文人的一幅幅水墨画。魏晋风骨的代表人物阮籍就特别爱棋，一天与人对弈，得知母亲去世，对方准备罢棋，他坚持决出胜负，棋毕后“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为何如此，因为围棋对士人而言，经常成了一种哲学思考与求道体验。苏东坡也是爱棋之人，但估计不像阮籍这般投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即其名言。相比之下，范仲淹就喜欢较劲，“一子贵千金，一路重千里。精思入于神，变化胡能拟？”说明下棋实让他绞尽脑汁。黄庭坚在退朝之际，则善于忙里偷闲。“偶无公事负朝暄，三百枯棋共一樽。坐隐不知岩穴乐，手谈胜与俗人言。”围棋真是排解公务之烦、增添人生之乐的良伴。

　　围棋愉悦身心，也容易使人迷恋。北朝开封令阮简是一个棋痴。一次县里遇抢劫，县吏急忙来报，恰阮简与人对弈，闻听“劫急”，竟回道：“局上有劫亦甚急。”碰上这么一个糊涂官，百姓只能徒呼奈何。但喜欢下棋与耽误公事绝不划等号。北朝魏子建十年不曾升官，闲暇时总与人下棋，弃他事于不顾。后被调边境带兵，竟五年未碰棋子。围棋本是调养性情的消遣，会否误事皆看定力。东晋谢安为征讨大都督，时符坚大举侵犯、势不可当。侄子谢玄前来请示，谢安却邀其下棋，到晚上方告破敌之策。赢得淝水之战时，谢安也在对弈，扫了一眼捷报，又不动声色继续下棋。客人忍不住问战况，他才淡淡地说：“没甚么，孩子们已打败了敌人。”

　　下棋又叫“手谈”，语言在此已是多余，人们的缘分就在黑白相间的交流中结下。唐代棋手王积薪成名后，每次外出总带着一个竹筒，内存棋盘、棋子。途中无论遇谁，只要会下棋，哪怕是平民百姓，也要与之对弈。谁赢了他，还可款待一顿佳肴，因而交了不少朋友。古诗中有许多以棋会友的描写，像杜甫的“对棋陪谢傅”、元稹的“人来有棋局”、李洞的“幽人斗智棋”等，都令人有“不亦乐乎”之感。而棋的交流在古时就跨越了国界。据考证，围棋在魏晋南北朝就传入朝鲜半岛，在唐代则由日本的遣唐使带入东瀛。唐宣宗年间，日本国王子自恃棋艺超群，在长安与国手顾师言对阵。因关系国威，两人每投一子均凝思良久，至三十三着，顾师言已把对手逼到“瞪目缩臂，已伏不胜”之境。看来此赛从一开局即短兵相接、杀气冲天，终于留下著名的“三十三着镇神头”。

　　围棋之缘，更源于强有力的对抗。对一个棋手而言，独孤求败的滋味并不好受。刘仲甫在北宋末年曾独霸棋坛。他年轻时途经钱塘，在旅店摆下摆台，让人先手并以银盆酒器为奖赏，于是引来众人与之对垒。其中交锋最激烈的一盘，下到五十余子时，围观者觉得白棋局势不妙；又下到百余子，对手也自认必赢，谁知刘仲甫将棋子全收了。正当大家责其赖皮，刘又摆回原棋，说只凭一招，白棋即可胜十余子。见众人苦思冥想，刘仲甫在寻常处放下一子说：“此二十着后方用得上。”果真如此，白棋最后赢了十三路。刘仲甫著有《棋诀》，当时罕逢敌手，但后来出现了祝不疑。两人初次交锋，刘仲甫不识对方，祝不疑被让先，仍败三目。第二盘不再让先，下到三十余子，刘仲甫忽拱手相问：“官人贵姓？家住何处？”祝不疑未报真名，只听刘仲甫道：“这几年听说衡州有位祝不疑，棋力甚强，不知你可识得？”棋至中盘，刘仲甫借故离开，称下回续战。等知晓对手正是祝不疑，感叹说：“真是名不虚传！”刘仲甫后与祝不疑见过数次，却从不谈棋。也许他知彼此棋力相当，怕遭败绩而动摇一世英名。掀起棋坛又一高潮的是明末过百龄。少年时代的他战胜京城棋霸林符卿，从此独步棋坛。及至晚年，方有周懒予奇峰凸起，两人交手互有胜负，创下精典的“过周十局”。到了清康乾年间，棋坛不再由谁一统天下，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并称“四大家”。时人邓元穗称：“四家之弈，高深远计，突过前贤。”正因群雄分庭抗礼，古代围棋也迎来最为辉煌的时代。

　　棋逢敌手固然过瘾，对弈却自古缺不了旁观者。观棋不语原是个规矩，可偏偏有人憋不住声。东晋谢弘微与朋友下棋，对方西南角有被吃掉的危险。一观棋人忍不住说了句：“西南风紧得很，恐有翻船之险。”对方顿时醒悟，挽回危局，谢弘微为此大恼。史上极会耍赖的观棋人是杨贵妃。某年夏天，唐玄宗与亲王对弈，贵妃牵着一种叫康国猧的小宠物在旁观阵。眼见玄宗快输棋了，贵妃急中生智，竟让宠物爬上棋盘捣乱，一局棋不了了之，玄宗龙颜大悦。而许多少年才俊则在观棋时脱颖而出。明朝棋手方新小时候坐在父亲膝上旁观，遇父亲为落子犯愁，悄悄为他支招，可大人哪肯相信。方新在父亲输棋后要求复盘，按其提示果然获胜，他自此名声大振。但更多的旁观者仅仅是旁观——“数着未终残劫在，旁观着眼尚分明”，他们看清棋局的一切，却一言不发、一笑而已。

　　总之，人的棋缘体现在不同的层面，存着无数的历史记忆。对中国人而言，围棋不仅是一种消遣、一种技艺，更蕴含着很深的中华文明元素。与等级森严的象棋有别，围棋的每一颗棋子都是平等的，没有主次强弱之分。行棋则从无到有，尽可自由挥洒，在棋盘的任何空白点均可落子，并无丝毫约束。当然，下棋的效率却有差异，有的好棋需百步之后方显其精妙。而现实生活不正如此？每个人的出身虽不同，但人格却是平等的，都从无知开始，有自我追求的自由。当棋局开启后，每一步棋都紧密相关，就像人生的每一步，你只有前行的选择，没有后悔的权利。其实行棋恰似做人做事。在布局阶段，有人偏重取势，有人偏重取地。这好比人生起步时的规划，必须放眼长远，才能更好立身。待棋到中盘，角逐更趋激烈，此时不可保守，也切莫贪心。这好比人到中年，保守则丧失时机，贪心则易出昏招，处事必须积极而稳健。等围棋收官之际，应着眼剩余点位，深思熟虑，绝不懈怠。这好比临近退休，必须慎始慎终，以免晚节不保、满盘皆输。因此，人生如棋，棋如人生，围棋承载着人生的许多寓义。

　　围棋的胜负之争，在于对盘面的控制和争夺，但又强调“天人合一”，其本质是追求和谐与平衡。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有阴有阳，有男有女，有上有下……正如围棋的白子与黑子，它们凑成同一盘棋，便是冥冥中的缘分。而捉对厮杀的每一招，竟渐渐汇成一幅阴阳相交的太极图，也自有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因缘。事实上，对弈是相互角逐，又是追求平衡。所谓围棋定式，就是经过无数对弈者的无数次实践，证明能取得棋局平衡的下法。真正的高手首先求的是平衡，而不是便宜。围棋大师吴清源曾说：“每一手棋必须是考虑全盘整体的平衡去下。”行棋不能过强，也不能过缓，力量需恰到好处，否则过犹未及。从另一个层面看，围棋的前提是共存。若一昧追杀对方，往往会忽略自己的漏洞，最终反遭算计、自酿苦果。所以高手过招，其实也在和自己对弈，每一步都在得与失、取与舍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以致胜负常只半目之差。两人交锋的一招一式，皆扣人心弦，又相敬如宾。此争竟在不争中，此棋终成和谐棋。这种智慧的思考，不正是围棋之缘的至高境界？

　　最后说围棋体现的精神内涵，无疑以道家文化为多，但又与禅理相通、儒术兼容。围棋又称坐隐，落子仿佛“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真有几分超然物外、潜心悟道的意味。而中国士人“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通常儒道互补，行走于入世、出世之间。特别是仕途功业不顺时，因围棋能给人以心灵轻松，便成了很好的寄托。它使人无论在朝在野，都可找到隐逸、解脱的感觉。尤其随着禅宗的兴起，“隐”不仅指回归山林、田园的生活，更指精神上的超越，围棋进一步发挥了解愁忘忧的功能。很典型的应数白居易，处身时局动荡的中唐年间，加上宦海命运多舛，他将围棋作为独善其身的承载。“晚酒一两杯，夜棋三数局”，“兴发饮数杯，闷来棋一局”，“送春唯有酒，消日不过棋”，这都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居庙堂之高、抱林泉之心的士大夫形象。值得注意的是，棋隐的出现，使仕之功名与隐之适意得以两全。“心远渊明拟问之，悠然身世见山时。强名真意元无物，缘底身世更有诗。宇宙襟怀千斛酒，王侯勋业一枰棋。古来大隐在朝市，可待休官办菊篱。”宋代诗人方回的《题李提举心远轩》便道出了这样的状态，作者从中求得了心理的超越和精神的洒脱，而这便是围棋与人所结的心灵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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