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5年，顺治二年。精锐的八旗军，在 31岁的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打过长江去，统一全中国。经过惨烈的战斗和更为惨烈的大屠杀之后，大明帝国的故都南京以及整个江南财赋重地，在尸山血海中相继沦陷。

　　捷报传来，刚刚定鼎北京不足一年的大清帝国自然一片欢腾。但是，帝国的领导核心、年仅 33岁的摄政王多尔衮并不轻松。多尔衮在掌管这个正在迅速扩展的帝国的过程中，尤其是本以为柔弱温顺的江南人，却意外地成为八旗军征战以来遇到的最为勇敢和坚定的抵抗者，令他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枪杆子里可以出政权，但是，光靠枪杆子绝对维持不了政权。朱元璋曾说的 “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 ”，如同一把诅咒之剑，悬挂在他和满清的头上。为丰厚的战利品和奴隶而欢呼的八旗将士，可以不去思考这些，而他，作为 7岁小皇帝顺治的摄政者和这个新帝国的缔造者，却不能不想得更远。

　　于是，在 “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的血腥 “薙发运动 ”的同时，一场宁静、柔和而浩大的政治改革，在新帝国中开始推行，而这将彻底改变这个帝国的国运。

　　向精英开放的政权

　　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新任浙江总督张存仁，原是明朝的宁远副将，随祖大寿降后金 (清 )，此次随多铎进攻江南，占领江南后，被任命为浙江总督。

　　张存仁亲身经历了江南的惨烈战斗，见证了江南人的 “玉碎 ”式抵抗，深有感慨。他给中央上书分析道：抵抗者主要是两种，一是读书人，二是农民，而要应对这两种抵抗者，靠枪杆子绝非最好的办法。张存仁提出了两种 “不劳兵之法 ”，这就是 “开科取士 ”和 “薄敛劝农 ”。他在奏折中说： “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行镯免薄税敛，则力农者少钱粮之苦，而随逆之心自消。 ”从这份奏折看，这员背叛大明王朝的将军，有着相当的政治敏锐性，清晰地看到了：中国的读书人只需要出路、农民只需要活路，出路和活路都有的话，他们并不在乎高高坐在金銮殿上的人是谁， “叛逆 ”者就会少。

　　大清帝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时年 48岁的内三院大学士范文程，也同时上书指出，只要抓住了士人这一 “精英阶层 ”，就能赢得民心，而抓住精英阶层的办法，就是通过科举，扩展其进入政权、分享政权的途径。

　　两位汉臣的建议，被多尔衮欣然采纳。中央随即下达了《科场条例》，明确开科取士的制度。

　　这是满清入关以后，面对如斯之大的 “天下 ”，第一次公开招考公务员。一个依然被中原汉人普遍当做外来侵略者的政权，公开地宣示，其各级官员将不仅仅限于由出身内部的 “自己人 ”出任，而可以向全社会的精英分子开放。这无疑表明，执掌这个政权的政治团体，正在试图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 “一小撮 ”的 “类兄弟会 ”团体，扩大为全民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团体。这当然是一场涉及根本的蜕变。中国的读书人终于发现，朝代的更替，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出路， “学得文武艺，售予帝王家 ”，一个买主被消灭了，另一个买主又出现了。

　　统一在圣人的旗帜下

　　价值观层面上的 “儒学化 ”，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 “中国化 ”，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新帝国在宣布公开招考公务员的同时，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

　　建议又是出自为新政权效力的汉人。新任山东巡抚方大猷就向中央提出： “开国之初，首宜尊崇先圣。 ”他相信，通过明确宣告对儒学及孔子的尊重，就能表明执政者接受 “普世价值 ”的决心，从而更多、更早地获取政权的合法性资源。

　　摄政王多尔衮又是从善如流。小皇帝顺治在皇极门 (今太和门 )张设御幄，颁诏天下， “定鼎燕京 ”的次日，新政权就下旨，封孔子第 65代孙孔允植为袭封衍圣公。次年 (1645年 )，又尊奉孔子为 “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军务倥偬的多尔衮亲诣孔庙致祭。从 1645年到 1651年，短短 6年内，清廷共祭孔 14次，其热情和虔诚，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

　　其实，这种对孔子及 “圣教 ”的主动承认和积极对接，在几乎大多数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都是历史的主流，深刻地验证着元世祖忽必烈的名言： “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 ”(《元史》 )

　　满清政权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努尔哈赤，虽然开始接受儒学的部分教义，但对于汉人中的知识分子，他基本上还是抱持蔑视的态度，并认为这些臭老九是造成大明帝国诸多劣政的罪魁。努尔哈赤甚至下令： “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悉诛之 ”。

　　转机开始于第二代领导核心皇太极。令皇太极发生极大变化的，是著名的大凌河之役 (1631年 )，在这场战役中，粮尽援绝的明军已经到了 “人相食 ”的地步，却依然 “犹以死守 ”，这令皇太极大为震撼。他在战后发出的谕旨中，认为这是 “读书明理 ”而带来的战斗力。

　　自此，皇太极开始系统地推行儒学的 “普世价值 ”，要让臣民们 “习于学问，讲明义理，忠君亲上 ”。同时，他还下令将《四书》《孝经》等翻译成满文，延聘老师，为自己开办了学习班，日日进讲，于 “听政之暇，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 ”。

　　如此推崇，早已超越了将儒学作为 “统战工具 ”的权宜之计，而是真正接受儒学的价值体系，这对于基本信奉萨满教的女真族来说，无疑是一次宗教、思想乃至政治的大解放运动。价值观层面上的 “儒学化 ”，促进了政权层面上的 “中国化 ”，为今后接管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后，皇太极建立了文馆，命儒臣分别值班，又效法明制，设立吏、礼、户、兵、刑、工六部；随后又将文馆扩大为内三院，职掌制定军国大政、出谋划策和出纳王命等；并推出 5场科举，进行 “开科取士 ”的实践尝试 ……满清终于 “渐就中国之制 ”。

　　在关外时期皇太极就已经开始祭孔，但无论规模和规格都很小，亦可算作是祭孔的 “实习 ”。入关之后，面临着新帝国 “一统江山 ”的征战和建设压力，祭孔就具有了更为现实的意义，作为 “道统 ”具体象征的孔庙，则成为满清领导核心最重要的获取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地方。

　　入关后的祭孔，中枢并非仅仅派人出席，而是由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亲临祭祀，这成为此后清代帝王的首要工作之一。到顺治十四年 ( 1657年 )，顺治皇帝将努尔哈赤开创的 “进讲 ”制度化，实行 “经筵日讲 ”。听儒学学者讲解儒家经典，自此成为清代帝王的日常功课。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 “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仪范 ”， “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 ”这种对圣人旗帜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有了 “主义 ”的军队

　　冷酷残暴的八旗军开始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这种政战武器，与八旗军的马刀一样，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在高举孔子大旗宣示普世价值，推行科举扩大执政基础的同时，入关前后的满清一改当年颁布 “七大恨 ”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 “正朔 ”接班人的新形象。

　　李自成占领北京之前，满清还是以明朝敌人的面貌出现。尽管当时的高层智囊团已经从中原板荡中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并希望满清能超越此前的狭隘目标。在甲申年出兵讨伐明朝前，范文程向多尔衮进谏，为多尔衮描绘了一幅美妙的蓝图：如果能胸怀大志、严明纪律，至少可以割据黄河以北的半壁江山。

　　但是，这种劝谏对已经习惯了游击劫掠的八旗军来说，并不起作用。转机很快就出现了。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后，正在养病的范文程被多尔衮紧急召见，他为多尔衮分析了形势，要求对满清根本战略做出改变：抓住李自成 “涂炭中原，戕厥君后 ”的良机，将自己从明朝的敌人，转变为明朝的继承者，通过讨伐 “闯寇 ”，争取入主中原。

　　这次，他的建议得到了采纳。多尔衮向八旗军发出军令： “此次出师所以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也，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一不如约者罪之。”这种 “三勿政策 ”，对一贯实行 “三光政策 ”的八旗军来说，是一次根本性的变化。

　　范文程则起草了给明朝军民的布告： “义师为尔复君父仇，非杀尔百姓，今所诛者惟闯贼。吏来归，复其位；民来归，复其业。师行以律，必不汝害。 ”

　　这道命令和安民布告，宣告了满清定位的彻底改变，自此，能征惯战而冷酷残暴的八旗军，开始以解放者、或者自封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这种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政战武器，与八旗军的马刀一样，成为其进军全中国的利器。

　　有了 “主义 ”的军队，其战斗力果然更为强悍。八旗军占领北京之前，仅在石河与李自成的 “大顺军 ”打了一场硬仗，随后便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北京。根据朝鲜使臣的记载，在清军的入城式上， “都民燃香拱手，至有呼万岁者 ”。

　　攻克北京后，范文程建议多尔衮，为崇祯皇帝隆重发丧， “安抚孑遗，举用废官，蒐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招集诸曹胥吏，徵求册籍 ”。他们还发现，明朝最新的赋税账簿，已被李自成毁去，只剩下万历年的老账簿，如果按照老账簿征税，税收要少很多。有人建议立即要求已经控制下的各省补交新册，范文程阻拦说： “即此为额，犹虑病民，其可更求乎？ ”多尔衮采纳了他的建议，就用万历年的账簿征收赋税。

　　在清军南征过程中，江南之战极为惨烈，清军采取了大屠杀的威慑手段，如著名的 “扬州十日 ”与 “嘉定三屠 ”等。而在血雨腥风中，有一条纪律被死死地遵守了，那就是保护好南京城外的明孝陵。明孝陵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多尔衮需要它作为政战武器，以便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日后，康熙皇帝几下江南，都到这里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目的就是宣示，其江山并非夺自明朝，而是夺自 “戕厥君后 ”的李自成，满清则是 “为君父报仇 ”的义师。

　　在严令保护明孝陵的同时，清廷还下令，今后祭祀历代帝王时，追加辽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元太祖，这是一种强烈的信号： “中国 ”道统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中，不仅仅有汉族的君主，还有其他民族的君主。自此，以辽 -金 -元为正统谱系，成为乾隆之前满清王朝的主流。而到了乾隆年间，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乾隆继承了元明之际杨维桢在《宋辽金正统辨》中的观点，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以 “大一统 ”为标准，将满清的正统接续宋、元、明而非辽、金、元，与传统的中华正统相衔接。但同时，他不仅继续祭祀辽金诸帝，还增祀两晋、元魏、前后五代诸位非正统君王，以体现 “治统 ”的多元性。自此， “道统 ”的一脉相承 (宋、元、明、清 )，与 “治统 ”的多元，成为清朝贯穿始终的国策。

　　改革的反复

　　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 “文化认同 ”远比 “民族认同 ”更能转换为 “政治认同 ”。

　　入关之后，尽管有大规模屠杀，尽管有残酷的 “薙发易服 ”，疑虑重重的 “被征服者 ”却也看到了：这个薙发胡服的新政权，尽管依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却在积极迎合传统，以期获得执政合法性资源。新王朝依然信奉、或者至少标榜自己信奉 “圣人之制 ”，它所要建立的，不是根基于一个外来意识形态之上的陌生的新中国，而是一个根基于传统价值观之上、结合了八旗特色的旧中国。

　　公开招考公务员、扩大执政基础的政策，成效显著。自顺治三年 (1646年 )，新政权在大中国地区首度恢复科举之后，圣人圣教的大旗，就有效地战胜了 “反清复明 ”的小旗，不少抵抗战士重新拿起书本，准备在新政权中谋取自己的用武之地。当年著名的复社领袖侯方域也加入了新朝的干部行列，有人写诗嘲讽他说： “圣朝特旨试贤良，一队夷齐下首阳。家里安排新雀帽，腹中打点旧文章。当年深自惭周粟，今日幡然吃国粮。非是一朝忽改节，西山薇蕨已净光。 ”这种情绪性的冷嘲热讽，恰恰证明了当时 “一队夷齐下首阳 ”的盛况。

　　科举、祭孔、祭朱这种低调温和浩大的改革，在满清政权内部也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

　　顺治皇帝 14岁亲政不久，将已经去世的多尔衮批倒批臭，一些满清贵族乘机要求恢复原先的 “祖制 ”，但被顺治坚决顶住。在与范文程讨论历代帝王的历史地位时，顺治通过对朱元璋的高度评价，表明自己推行所谓 “汉制 ”的决心： “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画周祥。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 ”

　　但是，以济尔哈朗为首的辅政四大臣极为保守，担心 “渐习汉俗 ”会损害满清的整体利益，推行 “率复祖制，咸复旧章 ”，要求回到 “淳朴旧制 ”中去，撤销翰林院，废除八股科举取士制度，并罢黜、放逐，乃至处决了一些主张改革的官员。

　　顺治皇帝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比如遵守入关前约定，给八旗有功将士配备奴隶。但是也采取了一些渐进的改革，约束八旗的 “淳朴旧制 ”，如采用 “编审人丁 ”的办法，对全国进行人口普查，编列户口册，这既为国家征收赋税做准备，也将平民的身份确认，避免他们被逼勒为奴。康熙继位之后，守旧的势力曾一度坐大，而在康熙亲政之后，终于完成了多尔衮、顺治的推行 “汉制 ”工作，并且以其雄才大略，实行得更为行云流水。科举方面，康熙创造性开设的 “博学鸿儒科 ”，将科举的 “统战 ”功能发挥到了极限，成功了瓦解最后一批明朝遗民的心理对抗；祭孔方面，康熙成为第一个亲临曲阜祭祀的清代帝王，并成为第一个给孔子行三跪九叩大礼的帝王；祭朱方面，康熙也开创了清代帝王亲临明孝陵祭奠的先河。

　　在科举、祭孔、祭朱这三大举措中，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是中心。

　　科举制度超越了种族、门第、血缘，而构建了精英阶层乃至全社会的统一信仰、统一文化，这对整合社会各个阶层，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稳定，有着关键的政治作用。这一制度在官、民两极化社会中，制造了新等级 ——“士人 ”或者 “士绅 ”，起到承上启下、维持政权和社会整合的作用，成为和谐社会的平衡器。这个阶层进则为官、退则为绅，有效地整合、协调着上、中、下三个阶层的利益。这对于满清来说更有现实意义，能有效地规避其先天带来的种族问题，用以平衡其远较之前任何汉族政权都更为复杂的官民关系。

　　对于执政者来说，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关键，而科举就是保证干部队伍 “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的 “相对最优 ”途径，它优化了干部队伍，避免利益集团的过早过快固化以及执政集团的过早过快僵化。近代学者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说得到位： “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 ”美国学者罗尔斯 (John Rawls)在《正义论》 (The Theory of Justice)一书中说： “英才统治的社会结构，遵循前途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原则，用机会平等作为一种在追求经济繁荣和政治统治中释放人们精力的手段。 ”这用来形容科举制，也十分恰当。

　　清初确立的这场以科举、祭孔、祭朱为内容的宁静的政治改革，是满清政权与时俱进的产物。

　　从关外时期的以 “民族认同 ”为主，通过这场改革，转变为以 “文化认同 ”为主，这是满清执政者在军事占尽上风的情况下的主动改革，实现了其从造反者、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代表者的转变。而这一改革也被证明了颇具远见，收获颇丰：在 “民族认同 ”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 “入侵 ”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 “文化认同 ”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 “文化认同 ”远比 “民族认同 ”更能转换为 “政治认同 ”。

　　200年后的太平天国运动，虽然起事者以 “民族认同 ”相号召，却因为其推崇变异了的所谓基督教，背离了传统的 “文化认同 ”，而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人及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武装，对太平天国的有效剿杀，名义上是 “勤王 ”，实际上却是 “卫道 ”，从 “文化认同 ”的角度，太平天国恰恰是 “其心必异 ”的 “非我族类 ”。

　　清初这场推行 “汉制 ”的改革，实际上就是一场政治改革，满清政权因此得以接续中华帝国的道统合法性资源，以 “文化认同 ”来抵消 “民族不认同 ”，并以更为完善公正、纪律森严 (清代的科举执法最为严格 )的科举制度，扩大了执政基础，最终突破了 “胡人无百年之国运 ”的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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