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两会召开在即，一些官方媒体接连发文，要求全国各地必须严禁因维稳、截访而导致冤案发生，“维稳”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被提上了媒体的日程。随着国家法治进程的发展，有学者批判认为，所谓“维稳”，乃是近些年随着改革进入“疲劳期”，因社会两极分化严重而形成的一种“新生事物”，言外之意，此物是否符合历史发展，尚待考虑与检验。

　　其实不然，“维稳”看似新，实则旧，纵观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无论逢盛世或乱世，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维稳”从未消失，始终存焉。早在远古夏商周时代，“三公九卿”中就有分管“维稳”这一职责的官吏，当然在官制尚未完全健全的五千年以前，它并非专门为“维稳”而设置，而是主要承担地方治安、刑狱司法等职责，即“九卿”中的“司寇”。《周礼》中便有“帅其属而掌邦禁”的职责明晰。寇者，盗贼也，从官名我们就可以看出，所谓“司寇”就是全国的总巡捕，在“大司寇”之下，还有“小司寇中大夫二、士师下大夫四、乡士上士八、中士十六、旅下士三十二”的人员配置，可以说，早在周代，就已经有了遍布全国的“综治维稳”网络。

(图)文革时期的连环画报

　　现在四五十岁的人应该熟悉，文革“批孔”时，曾拿孔子与柳下跖的一次对话说事儿，借此典故批判孔子的假仁义道德。鲁国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是柳下惠的弟弟，孔子前去劝降，结果反被柳下跖臭骂一顿。当时读到这个故事时我就想，孔子吃跑了撑的跑去管这个闲事？后来才明白，孔子乃是职位所迫，人在官场身不由己。史书记载，当时孔子正在鲁国担任“大司寇”，相当于今天的山东省维稳综治办主任，柳下跖带头搞群体性事件，孔子必须要去为不明真相的群众做劝解工作，结果自己口齿不伶俐，反倒被人家将了一军。且不论结局如何，至少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那时已经有了负责“维稳”的职能机构了，只是还未从司法体系中单列出来。但“司寇”位列“三公”，级别不低，属于班子成员，大概和今天的省政法委书记差不多。

　　到了秦汉，车同轨，书同文，废周礼，官制大改。“廷尉”取代“大司寇”，成为了当时国家级别最高的综治维稳司法官员，这一称呼一直用到被北齐。唐代历史学家颜师古曾经解释这个官名的由来：“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言外之意是以“公平”起见。颜师古还评价，“（廷尉）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这句话非常好，好在哪里？有了疑案，一起在政治局讨论，以大家的意见为主。在司法面前，中央集权被分散，谁说中国古代没有民主？

　　廷尉是“朝廷之尉”，言外之意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兼综治维稳办主任，地方上还有各种各样的“尉”，用以维护地方治安。譬如三国时曹操在刚出道时就曾担任过“洛阳北部尉”，大概相当于洛阳市公安局城北区分局的局长，和今天李刚的位置差不多。当时朝廷权臣、“十常侍”之一蹇硕的叔父深夜出来娱乐，公然触犯宵禁令。结果被曹操逮住，情急之下老贼在公堂上大声喊出“我侄子是蹇硕”的口号——这大概与“我爸爸叫李刚”如出一辙，结果曹操根本不分三七二十一，操起五色大棒一顿猛砸，遂将蹇硕的老叔以闷棍敲死在公堂之上。从这点看来，当时的“尉”确实负责地方治安，维护一方稳定，且权力也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汉代弘儒重道，要求维稳人员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素养，尤其是担任“廷尉”的高级干部，必须要“迎师学《春秋》，身执经，北面备弟子礼”。《春秋》在当时算是博士生教材了，由此可知，无论哪朝哪代，统治者都怕有“打错人”的冤案发生。

　　三国两晋至南北朝，群雄并起，“维稳”基本上成了所有人的梦想。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官府，乃至于一朝之君，谁都想过几天安稳日子，但是战争一打就是三四百年。“无义战”之死伤猛于春秋，“无政府”之分崩更甚于战国。有隋一代，天下大统，麻烦来了：官制安排从何而来？

　　隋朝开国内史崔仲方主张以“周礼之官制”为模板，实行国家公务员体制的设立。即从“三公九卿”转向了“三省六部十一寺”。在安排官制时，崔仲方就考虑到了“维稳”这一重要问题。中央设立了“大理寺”，即负责全国整体司法、综治、维稳大局，地方有两套班子，一套由中央吏部直接任命，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垂直管理”的“中直机关”，如刺史、长史、司马等等，另一套由地方任命，大概相当于今天的“省（市）直机关”，如典签、主簿等等，前者中央拨款，后者自筹经费，各谋其事，两厢无干。

　　隋文帝执政时，曾设“保长”一职，县下设“五保”，类似于今天的居委会，主要作用在于负责地方稳定。这有点类似于今天“将维稳权力下放到居委会”的“新政”。事实上，“保长制度”在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是极其有效的，至少一直用到1949年。毕竟“伪保长”一词在当下深入人心便可见一斑。

(图)隋唐时期

　　到了唐代，“安抚使”成为了一个新的名词，当然这个名词是从隋代的“安抚大臣”衍伸而来。该职务的设立乃是一开始为战争、灾难的郡县提供中央支援，重建家园一完毕，这个职务就撤销。但是到了隋末，农民起义并起，统治者心知肚明老百姓因为没钱才会造反，遂让“安抚使”去“安抚”这些造反的农民，时日一长，“安抚使”遂成了“哪有起义哪里去”的救火队员。

　　唐代中叶，边疆少数民族骚扰中央政权，“维稳”的重心不再关注农民起义等“群体性事件”，而是将目光放到了北部边境，女皇武则天设立了“团练使”，主要负责“各州自保”，说白了就是地方向中央负责的“地方武装”，但是时间一长，地方纷纷拥兵自重，“团练使”成了地方上最牛气的行政长官，真有了祸乱反倒不愿意出兵，而纷纷向中央求援。“维稳”反倒“越维越不稳”。鉴于此，唐贞元年间中央设立了“招讨使”一职，为的是掣“团练使”之肘。须知这个职务也是临时性的，由中央委派，但日子没多久，黄巢的农民起义就把唐王朝掀了个底朝天。

　　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最牛的两位维稳专家竟从未担任过团练使，也没有担任过招讨使，且他们都不是汉族人。一位是镇压方清、袁晁起义的契丹人李光弼，另一位是镇压黄巢起义的沙陀人李克用，两人都担任的是“节度使”，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

　　宋代的统治者发现了唐代的“两使维稳”并没有起到作用，相反还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从赵匡胤开始，当局重新改革维稳政策，保留并专设“招讨使”一职，主要为了平息国内各类矛盾——包括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侵扰，但该职并不常置。许多名人如潘美、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都曾担任过这个职务。《宋史·职官志七》中就明文定义：“招讨使，掌收招讨杀盗贼之事，不常置。”

　　北宋末年，内乱不断，宋江、方腊、王佐等起义让统治者应接不暇，辽、金、西夏、南诏、大理等少数民族政权周遭虎视眈眈，让宋王朝犹如腹背受敌，可谓是“三千年最不稳定之一统王朝”，“维稳”遂成为了当时宋王朝的主要话题。但“招讨使”是不常置的，常设的是“廉访使者”，简称“廉访使”又称“提辖”。主要是负责当地维稳、吏治等相关事务，而且手中握有一定兵权，朝廷甚至还赋予了他们“杀官抚民”的权力。大约相当于今天的纪委书记兼维稳办主任。之所以这样做，恐怕很大一部分原因毕竟还是因为很多“不稳”都是因为“官吏横行而无忌惮”导致的吧！《宋史》记载，方腊起义杀死的第一个宋朝高官就是当地的廉访使赵约，估计赵约也是在“维稳”的过程中光荣殉职的。

　　当然，我们所知道最有名的“廉访使”还是《水浒》里的鲁智深，这位有着高度责任感与正义感的维稳办主任，在闻听“镇关西”郑屠调戏良家妇女，险些酿成群体性事件后，遂弃休闲娱乐时间于不顾，火速奔向卖肉铺子进行现场办公。笔者估计，鲁提辖那句“洒家始投老种经略相公，做到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一句恐怕让很多人至今都耳熟能详。宋代多以“路”取代“县”，“关西五路”大约相当于“五县”，面积差不多相当于一个地级市。如此说来，鲁提辖的官其实不大，只是一个“市维稳综治办主任”，但是对付一个小小的个体户，他的权力也足够了。

　　到了元代，老百姓不但恨“异族”，更仇“苛政”，于是农民起义更甚。“廉访使”的权力必须扩大，光靠对付一个郑屠，已无法解决问题。在此之特殊状况下，朝廷设立了“按察使”这一常设官职，主要负责各地维稳，级别提升到地方行政副长官一级，属于“提刑按察司”的第一长官，掌管一省的稳定大局。但值得注意的是，一直延续到清代，“按察使”都没有杀人的资格，只有羁押、发配、流放犯人的权力。因自元代以降，死刑权归于刑部所有，若需杀人，则必须经由刑部“会审”之后，再“秋后问斩”。由此看来，当下死刑交由中央复核，在中国历史上也不算是什么新鲜事了。

　　明代颁布了《大明律》，使得中国真正地进入到了法治社会。到了清代，《大清律法》补充了《大明律》的相关细则，使其更加完善。清代统治者要求各级官员在办事时必须更加遵守法律，进而使得“维稳”变成了“有法可依”的“执法行为”。但在清代，“维稳”不纯粹是防止中原地区的农民起义与各类“群体性事件”，而是事关边疆稳定大局。毕竟清朝夺取天下便是乘袭了明朝对边疆问题的忽视。因此，清政府在吸收前朝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前无古人地设立了两套“维稳体制”——一套是以少数民族地区为重点的“边疆维稳”，即委派直属中央的盛京将军（光绪三十三年改为东三省总督）、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绥远将军、伊犁将军、乌鲁木齐都统、察哈尔都统与驻藏大臣，实行对于边疆地区稳定的确保；另一套是中原地带的“传统维稳”，除实行以刑部为中央，以“清吏司”为地方的司法、监察体制外，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严密的“维稳网络”——即以布政使与按察使“两使”相配合的双层维稳制度。

　　当然，按察使与布政使只是分别作为地方的司法、民政官员而存在，兼带处理相关维稳公务，说到底，他们还是要在总督的领导下行使职权，这无形中使得“维稳重责”落到省一级军政官员的身上。所以乾隆末年以来，随着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四起，以及各类“教案”频发，导致了“总督”级官吏在历史长河中频繁亮相。如两广总督林则徐、湖广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与直隶总督李鸿章这些被历史界称之为“中兴之臣”的晚清总督们，均是在“维稳工作”中做出过重大贡献的。

　　清末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局势乱到无法收拾，且不说诸列强划地为圈，义和团、盗贼等内乱亦是为祸猖獗，使得天津成为了一座“无政府之城”。北洋大臣袁世凯率领自己的“新军”——即“警察”进入天津维稳，这是“专职维稳队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此之后，“警察”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了今后中国国内“维稳”的主要力量。

　　时至民国，内乱不断，灾祸频发，“稳定”成为了所有人共同的期望，啸聚山林的湘西盗贼、西北马帮与东北胡子，其武器装备不亚于正规军，已经完全无法依靠警察的力量可以平定。鉴于此，国民政府在全国各地省一级单位设立了“绥靖公署”，绥者，安宁，靖者，稳定，所谓绥靖者，维稳也。绥靖公署的负责人称为“绥靖公署长官”，由该省的战区司令兼任，军队代替了警察，实行了“军政”而非“训政”更遑论“宪政”的“军人政权”——但就国民政府而言，所谓“绥靖公署”，其本质无非是镇压各地的红色起义、革命运动的“安内”机构罢了。“绥靖”多年，治安并无好转，该杀人放火的，依旧杀人放火。“绥靖”两字，空谈而已。

　　纵观中国历史中诸多“维稳”，细细看来，其实其本质不外乎两点，一为“执法”，从古至今，多半与司法工作相关，虽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有着地方行政长官代替法官的现象，但是这始终并不能取代“维稳的本质是执法”这一核心要务；二为“公正”，即一定要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进行“维稳”，无论是曹操怒杀权贵的“五色棒”，还是鲁智深的“拳打镇关西”——实际上都是对于社会公权的平衡，否则将会“越维越不稳”从而陷入了“为维稳而维稳”的执政怪圈。以史为鉴，方知进退，拙以为，这对于当下中国的“维稳工作”来说，或许也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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