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帝国，自秦以降，就有个宏愿：将权力通过一个精心设计的网络，从中央层层下达，直至每个末梢，也就是每家每户。

　　秦确实做到了，它以极为超前的思维，以郡县制为基础，以发达的交通和文书网络为技术支持，建立了一套臻于完善的中央集权制度。按黄仁宇的说法，中国是自公元前2世纪以来，世界上唯一一个能由中央政府直接向每个农民征税的国家。这种集权方式有极大的好处，一是可以确保稳定的税收，二是可以确保强大的动员能力，以应付战争和大型工程的需要。因此能牢牢掌握这两大优势的王朝，都是历史上闻名的大盛世（即便是秦和隋，不可谓不盛，只是过度透支了动员力，劳民伤财，随即暴亡）。

　　那么，大盛世为什么不能持久呢？因为经济发展是波动的、弹性的，靠一时丈量土地、审查户籍所建立起来的刚性管理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不符合现状，从而失去效率。根据封建经济规律，我们知道土地产权会逐渐向少数人手中转移，这也就是我们历史课本上津津乐道的土地兼并问题。土地产权发生了变化，则意味着人身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原来自给自足的自耕农，越来越多人失去了土地，成为了依附于一方地主的佃农。每当一个自耕农成了佃农，就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降低了一分。朝廷无法从他身上收到一毛税，也无法直接征调他扩充国家的兵力和劳力。

　　地方上的豪强势力，则有足够的利益动机，瞒报其名下的土地和人口（这里还要尤其考虑到经济繁荣时期人口激增的问题），在其自身势力扩充的同时，削弱了中央的势力，成为中央集权制度最大的离心力。而缺少了税收和人力的中央政权，在抵御外部侵略和赈灾等问题上，会越来越力不从心，从而导致新的动乱因素。那么，若中央以强硬态度，重新丈量和划分土地，清查人口，夺回对社会基层的控制权，是否可行呢？

　　王莽会哭着告诉你万万不可行。乱世之末，大多数人口失去了土地和产业，沦为饥饿的流民，新王朝均田安民是众望所归。但是政局稳定之后，再设法破坏既有的产权关系，阻挠土地和农奴的贩卖，势必损害地主集团，甚至一部分自耕农的利益，从而遭致激烈的抵制。所以大家只能坐等一场毁灭一切的乱世，重新洗牌。

　　自秦以降及至近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中央政府和地方豪强集团争夺土地和人口的过程，是小农经济vs庄园经济的过程，如天平般左右摇摆。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封建小农经济从繁荣到凋敝的周期。而300年，基本就是这一周期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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