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鲁迅同为中国文坛上不朽的人物，但是由于政治和人为的因素，使二人成了文坛上东西互立的两面大旗，也使人们产生了胡适与鲁迅两不相容的错觉。其实，胡适与鲁迅这对“双峰对峙，两水分流”的旗手人物之间有过一段“蜜月”似的友谊。

　　胡适与鲁迅的相识最早应该在陈独秀主办《新青年》杂志时代。当时，鲁迅的老乡、《新青年》编辑之一的钱玄同，经常到鲁迅的住处来，将《新青年》拿给他看，并希望他能写点文章。鲁迅从《新青年》杂志上读到胡适发表的文章，尤其是《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引起了对胡适的注意，并对其文学革命的气魄和胆识十分敬佩。随后，胡适、鲁迅及鲁迅的弟弟周作人都成为《新青年》的撰稿人，再加上胡适归国后常住北京，同住一座城市的三个人，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又有着大致相同的文学创作的精神与工作环境，因此，彼此往来频繁，友谊日深。尤其是胡适与鲁迅，尽管鲁迅比胡适年长十岁，但鲁迅对胡适很尊重，每次去信，都必称“适之先生”。他们不仅谈论学术问题，还谈论政治问题，甚至连生活中的琐事也互相交谈、托付。

　　《新青年》时代，鲁迅和胡适都有专著出版，二人互相通信，对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相互探讨，并互相借鉴。1921年，胡适作《西游记序》。对于《西游记》的原作者，胡适还不能确定，只说是明朝中叶以后的一位无名的小说家。为帮其考证作者，鲁迅多方搜集资料，并抄寄了关于《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许多资料给胡适。1922年8月14日，就《西游记》作者事迹的材料，鲁迅抄录了满满五张纸给胡适，对各种版本的说法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和注释。对于这些，在胡适遗留在北京的日记里也得到了印证，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写到“豫材送来关于《西游记》的材料五纸，信两纸，一并粘在下面。现在录奉五纸”。此后一段时间内，鲁迅处处留心关于《西游记》的资料，一旦发现就寄给胡适。1924年1月5日，“下午后寄胡适之信并文稿一篇，《西游补》两本”。

　　对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鲁迅一再指出胡适的考证“最有力”，对旧红学的各种谬误“已历证其失”。他特别赞扬胡适考定作者生平的成绩，说过去人们多不知道曹雪芹是何等样人，“现经胡适之先生的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大概了”。同时，鲁迅对于胡适的文学功底与文采大加赞扬，鲁迅曾谦虚地说，“有《红楼》《水浒》（此两书的序由胡适所作）等新序在前”，自己就不敢再写序言了。

　　胡适对鲁迅也极为尊重并十分信任。胡适治学严谨，所收书籍大都为“孤本秘籍”，因而不轻示于人，更少借予他人。1922年6月，他得到了一部光绪年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的《京尘杂录》，其中有《品花宝鉴》。鲁迅讲小说史正需要这方面的材料，故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同文局印之有关于《品花宝鉴》考证之宝书，便中希见借一观。”不轻易借书与人的胡适慨然允诺，把这“宝书”及其他有关的“许多书”，都借给了鲁迅。同时，二人还互赠写成的书稿和已出版的著作。如1923年4月17日，“胡适之赠《西游记考证》一本”。1923年12月22日，鲁迅“赠玄同、幼鱼、矛尘、适之《小说史略》一本”。1924年6月2日，鲁迅“夜得胡适之信并赠《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及《中国文学》各一本”。

　胡适

　　胡适与鲁迅也谈政治。而这也正是当今部分学者划分二人“阶级属性”的所谓有力证据。1921年1月3日，鲁迅在收到胡适关于《新青年》杂志是否要谈论政治问题的来信的当天就复信，针对胡适主张的《新青年》只谈文学不谈政治的主张，鲁迅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显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疼，不会优容的。”当今部分学者据此臆断二人此后便水火不相容了。其实，二人政见的不同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友谊。从现有的鲁迅和胡适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飞速发展的时期正是在1921年到1924年6月。实际上，胡适所说的在《新青年》上不谈政治也只是一个倡议而已。《新青年》始终没有脱离谈论政治的轨道。

　　胡适与鲁迅的友谊还表现在日常的琐事当中。胡适在考证《水浒传》时，尚未见到百二十回本的《忠义水浒全书》。鲁迅在朋友处找到了这部书，并为其以四十五元的低价代购了这部书。时隔两月之后，胡适才将书钱寄给鲁迅。鲁迅欲出版著作，也多次找胡适帮忙。“向商务馆去买之小说稿，有无消息？如无，可否请作信一催”。甚至鲁迅的家务事，胡适也极为关心。就在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关系闹僵后，胡适还在1927年5月写信给周作人，婉转地劝说兄弟和好。

　　在这段“蜜月”期，鲁迅对胡适赞誉有加。鲁迅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认为胡适的文章“警辟之至，大快人心”！而胡适也认为，五四时期“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任何伟人的精神能力和理性都是有限的。从1921年到1936年，胡适在思想和政治上确趋于保守，这才招致了鲁迅对其的批评。但总览《鲁迅文集》，批评胡适的也就20次。其中属于“谩骂”性质的仅有四处。或许正是由于这段友谊的缘故，胡适没有反驳鲁迅，反用实际行动接受了鲁迅的批评：1929年，胡适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指出从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讲，“国民党是反动的”。

　1936年的鲁迅

　　这段“蜜月”似的友谊也让胡适更敬重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后，他欣然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出版《鲁迅全集》而忙碌。尤为难得的是，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站出来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胡适的学生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胡适在12月14日的复信中，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胡适在信中还高度评价了鲁迅：“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时间是检验一种思想是否深刻，一种精神是否伟大的试金石。任何人为的力量，对思想家的诬蔑、诽谤或者美化、扭曲，都无法掩住思想与精神的光华。时间的流水，必荡涤思想与精神之上的尘埃、光环，被湮没的必重新浮出水面，被蒙蔽的必再次绽放出来”。鲁迅对胡适的批评并非无根之水，胡适对鲁迅的批评也不是无言以对。只是根植于彼此心底的友谊使之不必一争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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