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一开始，清朝皇帝不唯我独尊，虽不能平等但平和一点待人，历史将如何发展呢？然而，历史没有假如。
清兵在大运河岸边等待着马戛尔尼的船队来临
在较长时间内，清朝统治者囿于自身的封建文化观念，一直认为自己是上天授予的“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应该是自己的“藩属国”，凡是外国来使一律被视作是来向自己“朝贡”或“进贡”，并以此强行对来使进行礼仪要求。而同期的西方发达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工业革命的相继完成，资本主义文化已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体现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他们认为应该是平等的开放的互相沟通的，并以此形成了他们的交往礼仪。撇开清统治者的愚昧保守和西方国家的扩张本质不谈，仅从两种形如冰炭的异质礼仪文化而言，两者一旦相遇必然引发纠纷。所以有清一朝曾十几次发生与西方国家来使的外交礼仪纷争，有的还因此酿成战争的前奏，本文试举几例。
一
18世纪后半期，经过工业革命的英国，亟需扩大对中国的贸易。但是此时的清朝正值闭关锁国时期，英国对华贸易并不顺利。负责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遂向英国政府提出请求，希望政府派使节到中国谈判解决此事。1792年，英国政府按照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决定借1793年乾隆皇帝的83岁寿辰机会，以祝寿的名义派使团使华，再趁机与清政府谈判贸易问题。
为了展示自己的强大和发展水平，从而引起中国的重视，这次英国政府派使组团时，除去任命了熟悉东方事物，且知识广博的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出任特使，任命英国皇家协会会员、医学兼法学博士斯当东为副使外，还组建了由各方面专家，包括哲学家、医学家、机械专家、画家、植物学家、航海家和军事家在内的600人的使团队伍。并准备了天文仪器、军器、车辆、钟表、乐器、西方绘画等送给中国的礼品几百箱。
1792年9月25日，该庞大使团乘坐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狮子号、印度斯坦号、豺狼号军舰，从英国朴茨茅斯海港正式启航，历时10个月，于1793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港。乾隆听说英国使团来为自己祝寿，心中非常高兴。遂命天津长芦盐政徵瑞负责接待，命直隶总督梁肯堂从保定赶到天津具体照料。还表示：“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可见乾隆对此次英国来使极其看重。
马戛尔尼
乾隆发了话，接待人员表现得十分尽力。按照乾隆的指示，梁肯堂赶紧给停在大沽港口的英国使团送去了几桌丰盛的宴席和其它食物，计有公牛20头，猪羊各120头，鸡鸭各100只，面粉、大米各160包，馒头14盒，茶叶14箱，西瓜100个，甜瓜3000个，黄瓜20篓，等等。还未上岸，中国就送来了这么丰厚的礼物，这是英使团出发时所没有想到的。马戛尔尼高兴万分，他认为这是个好兆头，对此次完成英王交给他的出使任务立即充满了信心。
有清政府接待要员的安排，接下来一切都很顺利。庞大的英使团即上岸，换乘上百辆车。车上按中国官员要求，挂上了“英吉利贡使”的条幅，一路向西走来。于1793年8月4日到达北京，稍事停留后，又于9月2日赶往热河，因此时乾隆正在热河行宫度夏。
二
乾隆万寿节很快临近。这时，已有十几个中国藩属国已到达热河。那么英使如何向皇帝行礼的问题便被提了出来。清朝方面意见是，马戛尔尼等应遵从中国礼法，像其他藩属国一样，向皇帝行三跪九叩礼。
马戛尔尼虽然外交经验丰富，但关于中国礼节问题他事先没有考虑到。上岸后向北京和热河行进时，中国人在他们的车上挂“英吉利贡使”的条幅，他也没有完全明白含义。等弄明白清政府的态度后，马戛尔尼非常抵触。他认为自己是西方第一强国的特使，不是中国的附属国，自己也不是来“朝贡”，所以行礼也只能以觐见英王之礼觐见中国皇帝。还说，如果中国方面要他向乾隆行三跪九叩礼，那么中方必须派一位与他官阶相当的大臣，向他们带来的英王及皇后的肖像也行同样的礼节。
讨论和交涉竟然进行了一个月。情况报到乾隆处，乾隆考虑自己的大喜之日马上来临，不宜为此引起不愉快，便采取务实的态度进行了通融。告知英使觐见时可以行英国礼节，即“免冠、鞠躬、屈一膝”，但免去吻乾隆的手。问题解决了，于9月14日早晨，乾隆正式接见了英使团主要成员，马戛尔尼还向乾隆呈递了国书。整个觐见气氛非常愉快，接下来乾隆亲自设宴招待了使者。还特许使团游历万树园。之后于9月17日使团出席了乾隆的83岁万寿节庆祝活动。
但是双方的愉快，是误解中的愉快，进展顺利也是误解中的顺利。因为马戛尔尼的目的是希望和清朝建立起平等的国家关系，打开与中国的贸易通道。而乾隆则认为这个庞大的英国使团，是向他“朝贡”来了。如此大的误解，一旦清楚真相，其结果是难以预料的。
果然，3天后马戛尔尼递交的国书被翻译了出来，乾隆发现原来上面写的并不是“朝贡”，而是要求“平等外交、扩大贸易”。乾隆看后认为受了侮辱，立即翻脸，龙颜大怒，下谕让英使团马上离开中国。
马戛尔尼还不知道乾隆的态度。9月21日他带使团回到北京，还兴冲冲地准备与权相和珅举行会谈，以完成他此次的任务。没想到和珅竟以北京天寒为由，督促他早日启程回国。在马戛尔尼强烈要求下，10月3日，双方终于坐到了一起。但和珅对英使提出的问题仍避而不谈，却当场将乾隆的一道勅谕交给了他。马氏打开一看，发现乾隆只是对英王派遣使臣来华给予了感谢，但指示把英使赠送的礼物全部退回，并安排送给英使团一些中国礼物。仅此而已。
马戛尔尼看后大失所望，情绪立即激动起来：“我漂洋过海来中国，不是为了要你们一点礼物，而是为了建立两国正常关系！”随即马戛尔尼将写有包括自由贸易、增开口岸、减少英商纳税等六条要求的一份建议递给了和珅。此建议很快送到热河，乾隆看到后，于10月7日下了第二道敕令，对其六条全部驳回，并极不客气地遣令英使团立即回国。至此，已无回旋余地，马戛尔尼这次出使彻底失败。不得已于1794年1月10日，被迫带着自己庞大的使团抑郁回国。回国后，马戛尔尼因深受打击，从此告别了外交界。
三
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华的消息传到了俄国，为了巩固俄国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打开中国市场，俄国政府在俄国商人的鼓噪下，也想如法炮制，主动派使团使华。马戛尔尼使华失败回国两年后，清廷已换成嘉庆，嘉庆亲政后，虽然国势已衰，但视己为天朝，视别国为蛮夷的观念并未改变。
俄国人冥思苦想了好几年，一直在寻找派使团的理由。终于机会来了——1806年将是嘉庆登基10周年大典，到时清朝的各藩属国都要派使来华，俄国政府正好以参加庆典活动的理由提出派团访华。
经过一番准备，1804年底俄国政府拿出了出使中国的方案。1805年初开始着手组团，任命了世袭外交家戈洛夫金为特使，并给他组建了由科学家、学者、艺术家、医生，共242人组成的庞大使团。还准备了丰富精美的俄罗斯礼品，包括俄罗斯制造的高大、精美、极难搬动的镜子。
俄国政府为使团确定了出使目的和任务。即力争取得清政府同意，使俄国的“俄美公司”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俄国船只取得自由航行黑龙江的权力；在俄中边界西段布赫塔尔马地区开辟新的贸易点；把中亚细亚各地区纳入俄中贸易联系之中；商请清政府允许俄国经喜马拉雅山向喀布尔派遣一支考察队，以便把俄国贸易扩展到阿富汗和印度；在中国人烟最稠密、最发达的扬子江地区允许俄国商人前往。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委实庞大，任务也异常艰巨，更与“朝贡”风马牛不相及。
任务虽然艰巨，但戈洛夫金信心满满。他知道上次英使马戛尔尼使华失败的原因，因此出发前，他就确立了新的与清政府打交道的指导思想：“尊严而不傲慢，亲切而不软弱，坦诚而不失分寸，特别愿意了解情况而又让人看不出是好奇。”他十分现实地对待他所面临的任务，决心尽量在俄国要求和中国实际之间进行通融，达到最终目的，完成出使任务。
但是戈洛夫金把事情想得太顺利了。这时候的嘉庆已经得到俄国要派使团来“朝贡”的报告，他对俄国使团来华并不热心。嘉庆在1805年2月1日的谕旨中说：俄国人意欲向朕派遣使臣，朕注意到俄国人行为恭敬，下令满足其请求，但这根本不是朕有意邀请他们。后来又说：若俄国使臣的确举止恭敬，并在朕生日之前到达首都，朕可以接见。意思很明显，只要俄国人能遵守中国“三跪九叩”的礼节，他可以接受俄国这个“藩属国”使团的觐见。
然而，1805年末，当俄使团尚未越过边界时，清政府的立场却变了，由允许变为不欢迎。随之而来就是对俄使团提出苛刻条件，包括要求压缩使团人员至几十人，提前看俄国国书上怎样称呼中国皇帝，以及所带礼品清单，有意刁难进而达到阻止使团来华的目的。戈洛夫金为了完成他所面临的任务，不得已做出了妥协。
使团于1806年初终于越过中俄边界，进入清帝国境内。但此时嘉庆仍然继续设置障碍，说：“俄使来函不恭，夸耀己长之词过多，故立即致函戈洛夫金予以拒绝前行，若俄使接到吾拒绝之函，停在中途，实为最佳之举。”还说：“若戈洛夫金举止恭顺，答应一切条件，还应对他申明：尔业已进入吾天国土地，令其将头转向东方，教其‘叩头’礼仪。若彼等按规定行事，确实毫不犹豫，面带恭敬之情行‘叩头’礼则可，若俄国人不照此行，立即对其严词拒绝，遣其返回。”这同样是在故意刁难俄方。
果然，使团到达库伦（今蒙古国乌兰巴托）后，地方官员在官邸为欢迎使团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宴会。当俄国外交官出现在宴会厅，相互问候之后，在请戈洛夫金入席之前，清朝地方官员要求他在一面墙跟前摆放的一张桌子处行“三跪九叩”礼。怎么给桌子行礼？戈洛夫金忽然醒悟，这是地方官员对自己的侮辱，而且戈洛夫金再也无法接受他所代表的国家，竟然处于中国的附庸地位，遂对地方官员的这一无理进行了拒绝。后果是显而易见的——1806年2月1日，俄国使团被迫离开了库伦。戈洛夫金所带领的这个重要而又庞大的使团，连北京都未到达，更没有谈成任何事情，便打道回国了。
四
虽然23年前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没有成功，10年前的俄国使华也失败了。但东印度公司为了打开中国大门，一直不气馁，多次敦促英国政府再次进行使华尝试，并表示如果政府派使，他们可以提供一切经费。英国政府答应了东印度公司的请求，于1816年决定再次组团使华。
英国精心选择了这次使团成员。正使阿美士德，英国贵族，英王侍从官、外交官。副使斯当东，是上次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的儿子，现在这位小斯当东已是中国问题专家，精通汉语，曾翻译过《大清律》。第二副使亨利埃利斯，职业外交官。翻译马礼逊和德庇时，汉语造诣均很深。阿美士德一行于1816年2月8日，从英国朴茨茅斯海港启程，7月28日到达天津口外。
嘉庆虽然还没有和英国使团打过交道，但他对英国人再次造访的目的心知肚明，因为他知道英国人和俄国人目的是一样的，所以从一开始嘉庆就表现得很不热情。他先派直隶总督那彦成到天津探听虚实，并会同长芦盐政广惠照料使臣。另一方面则命沿海督抚严加防范，不许他们私自登岸。对接待规格也进行了限制，还指示那彦成先探听一下消息，如来使仍为了增开口岸，便严词拒绝，如不为增开口岸且遵守大清礼节我可以见，如不遵守即可请回。
果然，礼节的矛盾又出现了。8月13日，阿美士德到天津，钦差大臣苏楞额会见并设宴款待。宴会开始前，苏楞额提议全体先向皇帝像行三跪九叩礼，再入席宴饮。阿美士德当即表示反对，说要么取消这场宴会，要么只能行英国的“免冠拜揖一俯首”，三跪九叩不可以。最后还是中国方面让了步，自己人行三跪九叩礼，英国人则向皇帝牌位三免冠、九拜揖、九俯首。达成一致后行礼完毕，大家各自怀着复杂的心情进入了宴会。
这时嘉庆发来指示：如英国人礼节调教练习娴熟，方可令进京，否则就不觐见，如不肯行中国礼，与其到京逐回，不若中途转回为妙。可是苏楞额竟然胆大妄为，在礼节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即允许英国人向北京进发。苏楞额的考虑是，边走边做英国人的工作，这样可以节省时间。他没想到，一路上英国人态度强硬，坚持认为自己不是中国的藩属国，所以坚决不同意行中国礼节。
嘉庆知道了苏楞额擅作主张让英国使团上路，也知道了英国人态度强硬，立即大发雷霆说：到北京后，如行礼不如意，不仅将使臣逐走，还要治苏楞额的罪。这下吓坏了苏楞额，赶紧停船直接与斯当东对话，先是央告：假如你们继续坚持不行中国礼，我就会被撤职或降级。接着又发出“你如不听话，我就拘留你”的威胁。但英国人软硬不吃，执意不从。嘉庆闻讯，立即派理藩院尚书和世泰、礼部大臣穆克登额前往通州，帮助苏楞额做工作。
但英使团仍态度强硬，和世泰害怕皇帝说自己无能，也忽然自作聪明，想了个蒙骗嘉庆的主意。于8月24日，上奏嘉庆，说英使已同意行中国礼了，现正在练习，只是还不熟练，对此圣上不必担心，我保证将英使调教好，然后来见皇上。嘉庆闻讯非常高兴，还顿生体谅之心，认为外夷之人，不熟练中国礼节情由可原，只要有这个心就是好的。于是决定8月29日早朝在圆明园接见英使。
和世泰知道这样做很危险，而且也知道英国人并没有服软。但他只有继续自作聪明，便想出了另一个非常可笑的办法：他故意安排英国使团于8月28日夜间由通州出发，使英使团一夜不得休息，正好在刚天亮时到达北京。然后立即再把几个一夜未眠、疲惫不堪、没有休息好的主要使节，连拖带拉送到皇帝面前，趁他们精神不振、迷迷糊糊的当口，将他们的头强行按下，让其屈膝俯首，算作行礼。如果遇到反抗，和世泰再以英国人还不熟练为由来搪塞。
五
1816年8月29日清晨，清政府要员们个个穿戴整齐，在圆明园的大殿列班等待，气氛肃穆。嘉庆端坐龙座，表情欣喜，传旨召见开始。此时的阿美士德经过一夜劳顿，刚好正在离颐和园不远的路上。他衣冠不整，浑身疲乏，被中国陪同人员连拉带扯，踉踉跄跄，直奔大殿而来。被拉拽的过程中，阿美士德忽然感到，中国人如此粗暴慌乱，全无斯文，莫非这其中有什么问题？立即停下脚步，以“极度疲劳，没有洗脸，未穿礼服，未带国书”为由，摆脱中国人的拉拽。
嘉庆和大臣们那边因为已经等候很久，不断派人来催促。现在阿美士德又坚决不再前行，这可吓坏了和世泰，赶紧又对皇帝派来的人编谎话说：英使正在赶往圆明园的路上，请稍等。又过了一个时辰，皇帝那边又派人来催促，和世泰又撒谎说：阿美士德正在拉肚子，很耽误时间，请再稍等。到第三次催时，和世泰只好索性说，英使已经拉肚子虚脱了，实在走不动了。和世泰边编造谎言，边强行劝说阿美士德前行，阿美士德坚决不走。和世泰遂上前抓住阿美士德的胳膊，使劲从座位上拉，为此二人差点打起来。
那边已等得不耐烦的嘉庆，听说英使病倒，顿生怜悯，下谕英正使回宾馆调养休息。并变通为让副使前来觐见。和世泰这个说谎高手，赶紧又撒谎说副使也病倒了，他也来不了。时间早已过了早朝时点，太阳已经老高。嘉庆接待外国朝贡使节无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忽然醒悟：什么得病？什么副使也来不了？纯粹是英使傲慢，欺我太深。立即龙颜大怒，下令：将英国贡物发还！将使团立即赶出北京，逐出中国！并决定对和世泰交刑部严加议处，并罚和世泰自己承担接待英使路上的一切费用！
皇帝发了狠话，英国使团无奈只有离开北京了。刚刚走到良乡，嘉庆即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此事搞得这样被动，闹这样大的笑话，完全是苏楞额与和世泰撒谎所致。英使的思想工作还没做好，就郑重其事地让朝臣集合，让皇帝傻等，这是中国这些办事人员太胆大妄为，此事责任不全在英使。
想到这儿，嘉庆对轰赶驱逐英使有点自责，觉得鲁莽了些。于是赶紧派人追至良乡，将已退给英使的礼品又“加恩”索收了几件，包括地图、画像、山水人像。并赐英王白玉如意一柄、翡翠玉朝珠一盘，大荷包二对，小荷包八个，以示怀柔和歉意。嘉庆还写了一封致英王的“诏书”让使团带上，大意是：英国诚意归顺天朝，皇帝深为高兴；但你们的“贡使”不懂“朝贡”礼节，所以才把他们遣回；中英两国相距遥远，来往不易，以后就不必再遣使来“朝贡”了。由于阿美士德因自己在礼节上的固执，使他这次出使一无所获，甚至连中国皇帝的面都没见着就被赶出了北京。
六
但是，此次礼仪事件也给中国埋下了危机的伏笔。连同23年前马戛尔尼的那次铩羽而归，阿美士德这次出使的失败，使英国资产阶级认识到，想通过外交努力实现打开中国市场，扩大对华贸易的尝试是完全不可能的。阿美士德郁郁回到英国后，英国各大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立即掀起了反华浪潮，集会请愿不断，疯狂敦促英国政府发动侵华战争，力主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
恰在此时，一直享有中英贸易特权的东印度公司开始面临危机。过去英国与中国商业上的往来，不管英国商人还是中国商人，必须经过东印度公司进行。一般的英国商人同中国商人之间的直接贸易往来是不被允许的。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逐步完成，工业资本家强烈要求废除东印度公司的特权，摆脱其束缚，纷纷要求直接进入中国市场。经过众多英国国内企业的努力，1833年东印度公司被迫解散。解散后英国资产阶级和各地制造商，以及鸦片贩子们，纷纷来到中国，为他们的产品寻找出路，给广州等地市场造成混乱。
为了便于控制这些英商的活动，广州总督李鸿宾赶紧要求英国政府再派一个大班来中国，接替东印度公司的职责，统一协调这些来中国的英国公司。按照广州总督的请求，1833年12月10日，英国皇家委员会派贵族律劳卑为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以填补东印度公司的空白。英国政府此次所选这个律劳卑，是个海军军官，当过巡洋舰长，有军事背景。
阿美士德
律劳卑来华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给他的训令中明确说明，他的任务就是：一、设法把英国的商务推到广州以外的地方；二、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些地方，以便一旦发生敌对行动时，英国海军可以安全活动；三、不要干涉和阻挠鸦片走私。很显然，英政府所派该律劳卑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做生意的大班，也不是一个仅管理英商的商务总监，而纯粹是英国政府打开中国大门的全权代表。
既然是政府代表，就必然要与清朝高层会面，要会面就必然还会遇到过去两次派使来华所遇到的同样的礼仪问题。对此，英国政府对可能出现的僵局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即“不怕把事情闹大，甚至出现冲突都在所不惜”。律劳卑杀气腾腾，他未来到中国就扬言：“大英帝国有必要关心和有责任来和中国人民建立一个自由、荣誉和协调的未来。如果他们不接受规劝，就强迫他们接受，并用枪炮和轮船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到达澳门，7月21日他写了一封致两广总督卢坤的信。信中有“奉大英国国王陛下之命”字样，称他不是普通的商业总监，是代表国家的使臣，要求会见卢坤。并擅自由澳门乘船向广州进发，于7月24日夜入广州城外夷馆住下。次日律劳卑将致卢坤的信送至城门，要求清方在场官员代转，态度强硬。
在场官员碍于清朝“地方官员无权办理涉外事务”的定制不予接受。十三行的行商愿意代递，但律劳卑坚持自己是英国王特命之官，不让商人代递。双方僵持达数小时之久。卢坤听到禀报后谕行商转告英方：“天朝定制，人臣无外交，不能接受外夷书信。现律劳卑等人率自进省，已违反定例，姑念其初来，不加深究。但不能在省城久住，查理完贸易后应即行回澳。”律劳卑拒不听从。
七
鉴于律劳卑的蛮横态度，卢坤也不示弱，立即派人到夷馆询问律劳卑，问其何事来省，几时回澳，职务如何等。律劳卑拒绝回答，声称只能用照会文件形式对话，而且坚持要等直接见到卢坤后再谈，甚至不要通事替他翻译。气焰嚣张，并用战争相威胁。还扬言他此次来华，将为把中英贸易推广至全中国而不懈努力，任何人也是阻挠不了的。
针对律劳卑的态度，卢坤发布了一系列命令。8月27日，札饬行商告知律劳卑遵守法度；30日，对于行商听任律劳卑前来广州，严令申斥；31日，又责令律劳卑立即还澳；9月2日，颁布了停止对英贸易的告示；9月4日，清兵包围英商馆，卢坤责令英国所雇佣的中国买办、通事及工人、船夫全部撤走；禁止本地人民接济英人食物，违者处以死刑；其他外国人也不准以食物接济英国人，违者施以同样的处罚。
中英随即处于紧张状态。律劳卑公开进行战争叫嚣，9月5日，令巡洋舰“依莫禁”号和“安德娄默基”号开进内河，两舰分别闯过虎门。9月6日，又有一小队水兵开到商馆。同时，律劳卑发出布告，说清政府“挑起战衅”。9月9日下午2时11分，中英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英方死三人，轻伤五人。但中方损失很大，许多英军的32磅炮弹射中中国炮台炮眼，胸墙被击碎。9月11日，两艘英舰抵达黄埔抛锚。此时的清朝已是道光皇帝执政了。消息报到北京，道光闻讯极为震惊，朱批怒斥：“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此，无怪外夷轻视也。”下令革去水师提督李增阶、水师提标中军参将高宜勇之职，对卢坤则革职留任，戴罪督办。
恰在此时，律劳卑突然患上疟疾，不得已于9月21日晚离开广州，26日抵达澳门。1834年10月11日律劳卑病死澳门。律劳卑本人想用战争方式打开中国市场的努力暂时未能如愿。
但是接下来，在广州的英国人则不再隐晦，公开叫嚣说：“地球上的任何地方不能由一部分人独占，如果我们要和中国订立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必须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们的命令写下来，并要在大炮的瞄准下，才会发生效力。”英国国内工商业资产阶级希望武装侵华的呼声更加高涨。他们扬言，必须用武力说话，才能改变中国政府的态度。清政府因礼仪文化所导致的这些外交纠纷，最终酿成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国殖民者以中国禁烟为借口，终于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进入晚清，经过几次中外战争的较量，清政府被打得一败涂地，已经没有能力再坚持原有的礼仪文化自尊。自己是“天朝上国”，外国是“藩属国”，外国来使是“朝贡”的意识已土崩瓦解。更顶不住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外交礼仪上被迫与西方“接轨”。到同治年间，一些国家驻华公使拜见清廷时，已全部改为鞠躬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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