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甲午年中日两国的这次战争，被民族情感鼓动的人们多数都咬牙切齿，恨不得穿越回去，也来个“手撕鬼子”“裤裆甩手榴弹”，杀他个干干净净。这样一场影响重大的战争，从战前、战中到战后，时局的每一步走势，都是由政治人物的一个个决策左右着，林林总总的决策的做出有赖于掌权者的见识、阅历、地位、政治利益甚至是人物的性格等等。如今再回首1894年前后的那段历史，也许我们关注历史人物本身的各方面能力素质，会有更多的触动和唏嘘感慨。
1894年上演的逆转戏码
1894年往前数40年，即1854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率7艘装备先进军事武器的军舰，迫使日本“开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如果说1853年培里第一次率军舰驶入东京湾时，掌权的德川幕府还没有那么愿意服软，到了1854年这一年，德川幕府迫于武力逼迫彻底接受了美方的条件。
《日美亲善条约》中，美国在日本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在签订该条约后，英、法、俄、普鲁士、荷兰等国逼迫德川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德川幕府于1858年与美、英、法、俄、荷五国签订的《五国安政条约》及同年与美国签署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亦成为“明治维新”的导火索。
培里迫使日本“开国”
1894年再往前数26年，即1868年，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改革运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赢回国家主权，跻身列强之林。
从1853年开始，日本遇上的麻烦，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时间上相差无几，除了割地赔款外，日本“享受”着与中国同等的待遇。或许，正是基于此，甲午战争时的清朝决策者们理所应当地认为日本与大清国势力相当，甚至更弱，弹丸小国嘛。而事实是，日本一战成名，上演了乾坤大逆转的戏码，甲午之战中国败北。
中国败绩的历史细处
强硬的外交政策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李鸿章作为当局者，在甲午战争前所持的对日外交政策就是采取强硬态度。正如上文提到，日本几乎在同一时期遭受诸列强的侵略的事实，让李鸿章等人对日本实力的判断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没有想到日本的崛起速度如此之快。
如果说在1884年前后，北洋的海陆军实力强于日本，尚有取胜战机的话，到了1894年左右，十年的光景，中日双方的军力对比已经呈现逆转之势。《李鸿章奏稿》回复海军统领丁汝昌一折里面，屡次提到北洋海军在1888年以前本来要比日本海军占有优势的。只是因为1888年以后清政府不准北洋海军添购新船新炮，到1894年前后时，北洋海军的装备都是十年前购入的，在速度和火力方面都已比较落后。相反，日本从1889年以后陆续增购新舰九艘。有眛于此，李鸿章等人采取外交强硬而军事软弱的态度也就无异于自取其辱了。
李鸿章
这一点只是甲午战争中清朝最大的战略判断失误所在。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曾说：“彼其当大功既立，功名鼎盛之时，自视甚高，觉天下事易易耳。又其裨将故吏，昔共患难，今共功名，徇其私情，转相汲引，布满要津，委以重任，不暇问其才之可用与否。”应当说李鸿章发迹于军旅，跟随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成为平定捻军的主力。随后更是作为洋务运动的主力干将发展军事和商务，当此之时，李鸿章心中盘算的清朝实力至少是不用担心与日作战的。
从李鸿章对领国俄国的分析上也能看出他的对日外交态度。日本国土狭小而资源有限，后续发展必然要对外扩张，第一个目标就是朝鲜和台湾，第二个目标自然就是中国大陆。由于俄国的原因，日本对朝鲜的入侵始终是小心翼翼。李鸿章等一班朝臣的心中俄国可畏而日本不足惧，一味对俄国退让而对日强硬，最终在朝鲜问题上造成与日本的冲突，给日本入侵朝鲜进犯东北以借口，提早了与日本进行军事抗衡的日期。李鸿章心目中的盘算，既然俄国强大日本相对弱小，中国既然在对俄外交上吃亏，便不能在对日外交上吃亏。俄国占了便宜之后，正好利用俄国来震慑日本，正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无异于饮鸩止渴。这种观念，正是甲午站前中国对日外交态度的表现。
至于用人不当一说，甲午战争中大东沟一战，海军覆灭的主要责任人丁汝昌、卫汝贵等人，都是李鸿章的同乡兼平捻老部下。这些人出身淮军，在平捻叛乱中出生入死，丁汝昌因战功至参将，卫汝贵副将。还有甲午战争导火索事件朝鲜东学党起义的平乱者叶志超，在朝鲜牙山与日军作战时，临阵脱逃，也是因为剿捻有功而升至总兵。“李鸿章待皖人，乡谊最厚。晚年坐镇北洋，凡乡人有求，无不应之。久之…….外省人几无容足之所。”（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李鸿章滥用乡人》）如果说李鸿章作为晚清政治家、握有实权人物，还能心系清国发展，这些淮军旧部多半都是以升官发财为目的来投靠老首长的。李鸿章曲法徇情，公私不明，为他此后政治事业的屈辱埋下了伏笔。这些由淮军旧部跻身北洋高级军官的将领，不事训练，玩忽职守，导致军纪废弛。“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汝昌淮人陆将，孤寄其上，大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每北洋封冻，海军例岁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盖海军之废弛久矣。”（罗惇融《中日兵事本末》）作为海军，一个个都跑到陆地上过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去了，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当时参战的日军参谋长东乡平八郎曾目睹镇远、定远舰的大炮上晾晒衣裤，就断定清国海军纪律如此松懈，海军实力根本不足畏，遂增加了日军战胜的信心。
至于军官与士兵之间上令下不达、陆军统领海军作战、武器装备对比以及作战阵形部署失误等等原因，有关甲午中日战争的书籍分析甚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逆转戏码的背后
在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的同时，晚清政府也在开展洋务运动。何以同样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一个成了列强一员，一个仍然没有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
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工厂
“洋务”二字实际上是较晚的人给那些年那些人干的那些事所下的界说。在较早时期的人来说，所谓洋务，事实上就是效法西方人的自强运动。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之后，恭亲王奕?和户部侍郎满人文祥，得出三个教训：第一，西洋人的武器和军队远在中国之上，要学习之；第二，洋人愿意把武器和军队训练之法倾囊相授给大清，学习的机会还是有的；第三，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法联军交还北京城，并无霸占之意。洋人想要通商交涉往来，时间换空间的机会也是有的。奕?、文祥的观念和思想，恰和当时的一班中兴名臣不谋而合。内外一致，中枢有人主持，朝外能臣力缆，因此促成了自强运动的实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郭嵩焘以及张之洞、刘铭传等人无不出力贡献。而在这些中兴之臣中，地位之重要与办理洋务时间之长，非李鸿章莫属。他从1870年八月接替曾国藩的职位，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总管对外交涉及各项自强新政，历时达25年之久。在此期间购买新式军舰成立北洋海军，购买新式枪炮装备北洋陆军，建立机器厂、矿务局、电报局、织布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兴修铁路、建设轮船局等等事业项目多达二十余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强。
这些自强项目关涉军事建设的最多。江南制造局以及天津机器局的设立，主要目的在于制造新式枪械弹药。新式军舰和轮船需要驾驶人才，需要兴办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近代化的军队要求便捷的交通运输和通信系统，于是有了轮船局、铁路和电报局的创办。国防建设需要投入的资金，则有开煤矿、金矿和工商建设。这是全盘的洋务计划。事后看来，李鸿章的如意算盘还是未能如意，北洋海陆军甲午一战全军覆没，数十年苦心经营尽付东流，到底是哪里可能出了问题呢？
李鸿章1865年八月上奏购买上海洋人铁厂机器，用来改建江南制造局一折中曾说：“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他的意思也就是中国的政治、教育、风俗、文物，无一不优于茹毛饮血的野蛮洋人，所不及者，只有坚船利炮。
曾经奉派出使英法，担任过驻外使臣的郭嵩焘，在欧洲期间浸染英法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制度良久，深知洋人的科技制造值得学习，他们的政治制度和教育文化甚至更为值得借鉴。所以他写信给李鸿章，主张派往英法学习制造和驾驶的学生，不如让他们改学科学技术，以求实用。如果能像日本人的留学方针一样，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等立国之本的制度学起，那就更好了。但是李鸿章对于郭嵩焘的建议，表示不接受：“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要端，欲舍此别图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
从一百多年来中国从事现代化的艰辛过程来看，李鸿章的不幸更是国家的大不幸。借用一句歌词：这是多么痛的领悟。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此一点为“见识不明”。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成为中国的另一个外患强敌，以中国的纪元来算，当清朝光绪朝。在此之前中国的外患林立，主要是英国和法国。日本在明治天皇即位奋起图强之前，藩侯时期，就已经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这些留学生不但以西方的坚船利炮装备训练新式军队，更改革法制，废除封建，开启现代化建设。明治天皇即位后，更是大刀阔斧地改革，废除藩侯，行新政，国势日渐强盛。因为地缘关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清朝首当其冲。
这里还有必要提到一点，看过《菊与刀》的读者朋友一定还记得日本民族性格里面，在强势面前最愿意低头认输，然后一心一意的要向对方学习，直至能够强过对方，报仇雪恨。1853年美国培里率舰队驶入东京湾后，至1858年日本与美国、英国、俄国、法国、荷兰签订了十多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由此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定关税、设置租界等不平等权益。在此五年间，日本没有丝毫地抵抗。这里面固然有幕府的软弱，但也符合日本民族忍辱负重、徐图奋起的民族性格。“安政五国条约”的外交失败正是明治维新的成功之母。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在纷纭的历史面前，谁又说得清楚输赢；面向未来的路上，我们又该如何才能拨开迷雾指点迷津？因为我们永远都是当下的当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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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见往期：《太子归来:大汉年间的一桩悬案》
作者简介：逢初，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编辑，史学出身，沉浸书山，过不上喝茶看报的日子，却好品鉴世事人情，常说道中外古今。在《北京日报》副刊、网站专栏等处发表多篇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