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传统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因而郑和被认为是我国古代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但是，根据最新披露的考古发现，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当是唐代中叶的杨良瑶。杨良瑶（736—806），字良瑶，原籍弘农郡人，后落籍唐京兆府云阳县龙云乡，即今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
海洋丝绸之路示意图
杨良瑶与中西交通的关系研究
据一通来自泾阳县境内的《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记载，杨良瑶（736—806），字良瑶，系云阳县龙云里（今属泾阳县云阳镇）人。
杨良瑶系宦官出身，大约生活于唐朝代、德、顺、宪宗时期。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次返回泾阳老家，我在县文物工作者李世英那里第一次读到神道碑拓片，当即对其内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随后，根据个人释读，首先在史念海先生主编的《唐史论丛》1998年第七辑发表了初步研究报告，随后又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五期发表了碑文全文及研究报告，由此断定：杨良瑶可能是我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近年来，由于海洋问题和中西丝绸之路引起了广泛关注，所以杨良瑶率使团航海下西洋的掌故在网络上关注率甚高，原本刊登在偏僻地方的刊物论文，也被各大网站反复引述，西北大学周伟洲教授有关长安与南亚、中西亚列国的关系研究、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有关唐朝与黑衣大食国的关系研究，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挥，有所探索。文物出版社《书法丛刊》2013年第五期刊登了拙作《杨良瑶：中国最早下西洋的外交使节》一文，更引起了比利时和德国汉学家的注意，他（她）们索取碑文图片并希望译成外文，足见这一研究在海外也引起了学术关注。
自从杨良瑶率领外交使团航海出使黑衣大食，其时距今已将近1230周年了。这一时间，较之永乐三年（1504）明成祖派遣太监郑和七次率船队远航印度洋西岸，整整早了620年。现在，我们既要为郑和下西洋给予世界航海事业的伟大贡献而骄傲，更要为杨良瑶早在公元8世纪后期就远航中东的历史壮举而自豪。研究与追怀杨良瑶的历史功勋，让沉埋在地下的历史丰碑活起来，发挥其历史见证价值，应该是很有必要的。
杨良瑶作为唐朝宦官的生平阅历
杨良瑶是唐朝宦官，但他作为宦官，并非自幼入宫，而是在二十岁左右，有了两个孩子之后才阉割入宫。由于封建传统，要进入宫廷，就必须阉割，所以杨良瑶的选择，也是当时的风气使然。因为唐朝中后期的宦官，其权力越来越大，在掌控军政权力，影响朝政走向和皇帝废立方面，甚至有处于外朝的宰相大员难以企及的地方。
杨良瑶有两个孩子，长子名升，次子名操，恐怕这也就是今天泾阳县大、小杨户村最早的主人。充当宦官之后，他又收留宦者希旻为义子，历任承议郎、内侍省内谒者监，赐紫金鱼袋、华清宫使，其身份地位骤然升高。
据碑文记载，杨氏祖先为周宣王之子尚父，因受封诸阳，寔称杨侯。“晋灭其国，因以为氏。厥后代济勋德，遂为名家。”自先秦以降，名流辈出，家业兴旺，“于是根蒂旁薄，枝叶蕃昌，有望表弘农，有族居天水，则公之先代，本弘农人也。”（以上引文均见《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其实，由于唐人仍然讲究郡望门第，攀比之风盛行，故此所列举的杨氏历代名人，大体上都是附会之词。譬如杨王孙因首倡薄葬被称道，杨仆（楼船将军）因大功而有名，杨敞因谦虚敬畏做宰相，杨雄因撰写辞赋获殊荣（按：作为辞赋家的当是扬雄而非杨雄。历史上确有杨雄其人，但不以辞赋见长），杨震（伯起）慎行“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杨秉（叔节）强调“酒、色、才”三不惑等等，其实都是“拉大旗以为虎皮”，殊不足信。杨氏曾祖为唐初功臣，官至云麾将军、右威卫中郎将。“以功多赏厚，赐业云阳。”因唐朝云阳县隶属京兆府，治所在今泾阳县城北，故名。祖父怀贞，为许州别驾；父亲彦昱等，皆为处士。可见杨氏号称世代荣耀，隋朝时还建立了杨氏帝国，但杨良瑶其实并无显赫背景。
据悉杨良瑶“少以节义为志行，长以忠勇为己任”，多次受命出使各地，久历疆场。唐代宗永泰年间（756年），慈（治今山西吉县）、隰（治今山西隰县）等州发生武装叛乱，狼山部落首领塌实力率众劫掠，威胁州县。这时，“西河初平，四野犹耸”，唐王朝无力东征，遂派遣中使刘崇进衔命招抚，让杨良瑶充任判官。碑文称刘崇进畏懦不前，杨良瑶毅然孤身前往，当场宣示皇帝口谕，促使狼山部众“交臂屈膝，弃甲投弓，革面回心，稽颡受诏”。此举得到了皇帝的赏识，除褒奖赐禄外，还授予其文林郎、行内侍省掖庭监作之职。此后他“奉使必适于所难，临事未尝有不当”，深蒙历朝皇帝的信任。
杨良瑶出使黑衣大食的航海路线图
杨良瑶一生多次南北跋涉，东西奉使，但最为重要的一次重大出使活动，还是他作为唐王朝的外交使节航海下西洋，抵达远在中东地区的黑衣大食。黑衣大食即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因服饰尚黑而得名。杨良瑶神道碑记载：
贞元初，既清寇难，天下乂安，四海无波，九译入觐。昔使绝域，西汉难其选；今通区外，皇上思其人。比才类能，非公莫可。以贞元元年（785年）四月，赐绯鱼袋，充聘国使于黑衣大食，备判官、内傔，受国信、诏书。奉命遂行，不畏于远。届乎南海，舍陆登舟。邈尔无惮险之容，懔然有必济之色。义激左右，忠感鬼神。公于是剪髪祭波（广东沿海一带渔民出洋捕鱼时，至今仍有剪下头发，祭奠海神的习俗。宋代以后，逐步演变为妈祖朝拜），指日誓众，遂得阳侯敛浪，屏翳调风，挂帆凌汗漫之空，举棹乘颢淼之气，黑夜则神灯表路（指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海岸上所建的航海灯塔），白昼乃仙兽前駈（指海豚之类海洋生物，常在船前飞泳跳跃）。星霜再周，经过万国，播皇风于异俗，被声教于无垠。往返如期，成命不坠，斯又我公扙忠信之明效也。
据悉“（贞元）四年（788年）六月，（杨良瑶）转中大夫。七月，封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短期内连续封转，当是对其成功出使的褒奖。
原来，唐玄宗天宝十载（751年）怛逻斯战役后，大唐帝国和黑衣大食基本确定了各自在中亚细亚的势力范围，但天宝十四载（755年），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趁机夺取了长安至天山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诸镇，甚至虎视眈眈地垂涎唐都长安。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军队再攻陷瓜州（今甘肃安西）、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建中四年（783年），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尚结赞在清水（今甘肃清水）会盟。不久，吐蕃又悍然进攻泾（今甘肃平凉）、陇（今陕西陇县）、豳（今陕西彬县）、宁（今甘肃宁县），陷落盐（今陕西定边）、夏（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银（今陕西榆林东南）、麟（今陕西神木北）等州。嗣后，唐蕃战和不定，双方关系时松时紧。
为了抵制吐蕃政权给唐王朝西域边疆所造成的军事压力，唐德宗启用一代名相李泌，制订了“北和回纥，南通云南（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的外交政策，并在国内政局基本上稳定下来后立即实施。同时，大食国与唐王朝长期保持着通使外交关系。原来，从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八月大食国遣使节朝贡开始，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九月最后一次外交使节离唐回国，前后148年间进入唐都长安的大食使节竟有39次之多。从唐玄宗天宝十一载（752年）十二月黑衣大食谢多诃蜜首次派遣使节来唐，唐王朝授其使节“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勋位，到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以黑衣大食使含嵯、乌鸡（一作焉鸡）、莎比（一作莎北）三人并为中郎将，放还蕃”，亦有16次之多。但现存的唐代正史文献中，尚未发现唐王朝正式派遣使节航海下西洋的确切记录，故而该碑有关派遣杨良瑶一行航海出使黑衣大食的记载显得弥足珍贵。
据碑文分析，当时年满五十岁的杨良瑶亲率外交使团，以“聘国使”身份携带判官和国信、诏书，通过海路出使印度洋沿岸南亚、中东国家，其政治目的很可能是为了与阿拉伯、印度列国之间建立的“国际统一战线”，以便共同遏制新崛起的吐蕃王朝。《新唐书·大食传》记载：“贞元中，（黑衣大食）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足见这次下西洋外交活动还是有成效的。
据与杨良瑶同时期的唐代地理学家贾耽（730年至805年。于贞元九年，曾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关记载，经由海路前往黑衣大食国首都缚达城（今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路线，应当先从广州南海登船，沿南中国海向南行，先至门毒国（今东西竺昆仑洋），再至古笪国（一说真腊），经海峡（今新加坡海峡），北岸为逻越（即暹罗，今柬埔寨国），南岸为佛逝（今苏门答腊岛南部），路过天竺（今印度国一带）等百数十个国家，抵达大食国弗剌利河（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改乘小船北行至末罗国（今伊拉克巴斯拉镇），再向西北陆行千里，便可到达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与此相近，公元九世纪中后叶阿拉伯地理学家依宾库达特拔（约820年或830年至912年）所著的《省道记》，亦详记了从大食国到广州（康府）的航程及贸易景况。
应当指出的是，贾耽曾任鸿胪寺卿，负责接待蕃人宾客事务，稍后又担任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官职。贾氏非常喜欢国家地理知识，晚年常向四夷来使及出访四夷的使节询问道里民俗，以便写入自家著作。其所记广州至大食一段海上路程十分详细，所取原始资料当来自杨良瑶一行的亲身经历。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考证，贾耽所记通往大食海道的不少国名、水名，多与阿拉伯人的记载颇相一致，“足见其所见者，闻自阿拉伯人也。”依笔者拙见，阿拉伯人固然熟悉由大食至中国的海上航路，但贾耽在这里所记录的从南海通过印度洋抵达黑衣大食首都缚达的海上航行路线，更当来自杨良瑶作为聘国使西行黑衣大食的海上日志。照常例，杨良瑶归国后，应当向朝廷做出详尽的出使报告，贾耽因职务之便，获悉这一信息并写入著作，亦属情理中事。故而贾耽之于杨良瑶，恰如逻斯梯谢奴之于旅行家马可·波罗一样。
杨良瑶神道碑的历史与审美价值
有关杨良瑶的神道碑，现在收藏于泾阳县文庙博物馆。这个神道碑本身，就是一道最珍贵、最富有价值的历史见证。就碑文的形制和格局来看，这通唐代神道碑仍然有较强的历史价值和审美价值。
据考，该碑身首相连，碑首高85.5厘米，碑头篆额“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九字，三行，每行三字。碑身高189.5厘米；上部宽93.5厘米，下部宽102.5厘米。正面镌刻行书碑文，记叙了“唐右三军僻仗、太中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弘农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杨良瑶的家族渊源和生平事迹。该碑文弥足珍贵之处，乃在于揭橥了这位不见于正史文献的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的出使生涯。
从碑文看，《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乃是唐代后期的典型制作之一，足以反映所历王朝的兴衰脉络，尤其是在“借兵回纥”、“出使岭南”、“出使大食”、“平叛淮西”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皆能看出杨良瑶不遑宁居的奔走身影，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历史细节之一。
从形制看，该碑体形高大，额篆“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九个篆字，周正圆浑，苍遒大气。碑文以楷体书写，间以行书，结体活泼，字迹娟秀，线条华畅，文气通透，具有相当高的书法艺术水平，不失其为中晚唐书法中的佳品制作。
从作者看，该碑作者均为翰林书待诏，也就是专门为皇帝书写诰命的人。该碑由朝请郎、行虔州南康县丞、云骑尉、翰林待诏陆邳撰文；承务郎、守郴州司兵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赵良裔书丹；给事郎、守洪州都督府兵曹参军、云骑尉、翰林待诏汤陟篆额。通过唐代石碑判断，陆邳、赵良裔均在翰林院内有所升迁。前者升职为朝议郎、权知抚州长史、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后者晋升为朝议郎、权知处州司马、赐绯鱼袋。初期官职悬殊，后来则臻于一致。尽管如此，却都不改其“翰林待诏”的御用角色。两人于元和元年为《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撰文、书丹，足以证明其由来已久的同事关系。陆邳擅长篆隶，却奉命撰文；赵良裔擅长楷书，故一仍旧贯。至于翰林待诏汤陟，尚不见于著录。刻字匠朱士良，吴郡（即苏州）人，刻工洒脱，亦不见著录。但刻家留名，大约也是一种荣耀。
另外，唐人墓葬勒石，向有“神道碑”和“墓志铭”两种。所谓“神道碑”，就是树立在死者墓道上的石碑。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立碑》一诗中写道：“勋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见山中石，立作路旁碑。”所谓“神道碑”，正是这种“路旁碑”的一种。就内容看，该碑蹈常袭故，不乏溢美之词，但就其深受信重、频繁出使而言，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尤其是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使大食而声教旁畅”、“聘大食兮声教普”，也都成为出使获效的直接标志。
据碑文载：杨良瑶终于元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葬于同年十月十四日。“元和”为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元和元年，即公元806年。由此推断，杨良瑶当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即公元736年。杨良瑶之死，从明幡发丧到归里入葬，历时共83天。依照关中民间葬俗：树碑立石，通常在三周年之际完成，时当脱服之期。而此碑刻立的时间，则在丧葬期内。另外，神道碑为墓道用碑，均在地面之上，而墓葬内有墓志铭，也是唐代定制。倘能在适当的时候，通过考古发掘杨良瑶的墓葬，探寻其墓志铭，其可说明的历史问题当更加清晰明白。
值得注意的是，该碑正文用过许多简笔字，与今日官方确定的《汉字简化字总表》有相似之处。譬如“請”写作“请”，“繼”写作“继”，“萬”写作“万”，“邇”写作“迩”，“爾”写作“尔”，“貌”写作“皃”，“輔”写作“辅”，“彌”写作“弥”，等等。这些汉字简化字的普遍使用，对于研究唐代文字史，有着相当重要的启迪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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