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夏天都不会缺少“状元”的话题，地方中学将培养出“高考状元”作为最好的广告，状元数据冲突也就不足为奇了。2015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千万考生在焦急地等待着自己的成绩以及各大高校的录取分数线。而后在成绩和分数线公布之后，“状元”一词也将在各大媒体中频频出现，不少媒体会再次聚焦高考状元的各种生存状态，也有人关注“状元”的性别比例，那么中国人对于“状元”到底有着怎样的情结呢？

　　状元是中国的特产，科举时代称殿试第一名为状元，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唐朝举人赴京应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五代时期王定保在《唐摭言·谢恩》言道：“状元已下，到主司宅门下马，缀行而立，敛名纸通呈。”科举制选状元开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明清时期，殿试前三名，确定其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的地位日益显著，新科状元受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翰林素有“储相”之名，因为这个职位较接近皇帝，升迁的机会比同榜者快。安徽休宁县是中国第一状元县，大打状元牌，已成为当地文化和旅游产业。

　　在中国1300多年的科举史上，共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之巅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状元”这一群体为中国古代文学的创造提供了素材，比如唐传奇、元曲中很多都是以状元为素材创造的，元朝关汉卿的《陈母教子》第一折：“学儒业，守灯窗，望一举，把名扬。袍袖惹，桂花香，琼林宴，饮霞觞，亲夺的状元郎！”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古代知识分子亘古不变的奋斗之路。可以说，中国人的状元情结与科举制是浑然一体的。是沉积在中国人内心深处的人文理念，成为一种集体意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的最大理想。

　　目前“状元”一词已频频出现在我们的高考中，由每省市的文理“状元”，到单科状元，于是全国“状元”无数。国内顶级和港澳的知名高校也纷纷高调对高考状元展开了追逐。一些名牌大学，以录入“状元”为骄人业绩，中国一流大学北大清华更是“状元”云集，各省市的“状元”基本都网罗在名校门下。这重新催生了中国人的“状元”情结，把“状元”看成是鹏程万里的前奏，更是“绩优股”的代名词。加上媒体大肆宣传“状元品牌”，各省、地县级市的报纸头条在醒目的位置,都会以专门版面进行类似报道。这种风气越吹越浓，甚至有些异化。高考不同与科举，如今的“状元”不再是成功的代名词，因为路不止是一条。

　　随着时代变迁，“状元”一词虽已远离古代科举最直接的意义，但它的光环却经久不衰地积淀在历史中，成为一种“状元情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这种“状元情结”是科举制的文化产物，对于其背后带来的影响或许各个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不论其利弊，我们都不能否认状元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更多精彩：《凯风智见：慈禧唯一一段可以被证实的畸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