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语出自《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这是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和态度，这一态度更是儒家“礼”文化的体现。

　　正如地图上禁止踏入的无人区一般，在中国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中，亦有不能说出的内容。譬如：在古代封建礼法中，小辈是不能直呼长辈和尊者的名字的。司马迁在写《史记》的时候，甚至，把《史记》中所有讳其父的“谈”字都去掉了。

　　不能叫名字，难道人们就没法称呼老者了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因为，不能直接说出这些内容，所以，民间便产生了一些如今看来严苛却颇富趣味的规矩——避讳。正如其字面意思，“避讳”二字主要是指那种统治者不许说，但老百姓又很想说的事情。避讳有大有小，形成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有些避讳是被动出现的，诸如皇帝的名字，有些避讳则是老百姓主动创造的。

　　避讳并非肉眼可见，在国家政治与民间百姓对接的过程中，那些摸不着也看不到的避讳，就成了一种“隐语”。虽然，隐语的指代性时而明确、时而模糊，时而刻薄，时而幽默，但其无疑是一国语言系统中，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

　　封建王权的形成，促成了隐语的出现。简单来说，隐语和直言之间的区别，就如同在甲骨文上的雕刻和在帛纸上的书写一般。前者需要用手一刀一刀刻画，而后者却可以自由自在的运笔如飞。显然，在甲骨上刻字和在纸上书写的最大区别，并非费力或省力，而是书写的内容。

　　甲骨文通常秉笔直书，而在纸上写字却常需曲笔讳饰。在一则较典型的甲骨文中，商王曾直言不讳地询问臣下：“不好了，五月丁酉日，西边将会出现祸患。”而其臣下也非常直白地回复了君上：“西边确实有灾祸，那是工方和土方两个方国在进攻我国东西边境。”

　　在这则例文中，君臣之间没有什么报喜不报忧的考虑，亦不懂得何为委婉。 

　　或是因甲骨文刻画太过费力，上古先人大多懒于制造所谓的“禁忌”和“避讳”来遮掩自己的真实意图。仔细翻看《尚书》中记述的上古王臣言论，便会发现：那个时期的臣下不仅可以直呼君主的名字，甚至，还会不加修饰地进行恐吓，譬如：“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意为：你若是不听话，我就杀了你，灭你满门。

　　最早的政治隐语约出现在夏朝，那句著名的“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便是夏朝百姓对统治者的诅咒，意为：我们已决心和太阳共亡。这句政治隐语最妙的地方在于，它不仅将主宰人间的君主，比作了天空中的太阳，还一语双关，诅咒了夏桀的死亡。在上古时期，“日”与“帝”发音极为相近，只要有心人稍稍拐一下舌头，那句“时日曷丧”就会变成“时帝曷丧”，由此可见，夏朝百姓对桀的痛恨。

　　至于百姓为何要用如此隐晦的方式诅咒君王，而不似从前那般直言不讳，恐怕与其直言的代价变化，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直言进谏付出的代价太过巨大，甚至，需要批评者失去生命，所以，后来的人们便将自己的真实想法隐藏了起来，转而用隐语表达。

　　可以说，政治隐语是百姓被愤怒和恐惧逼出来的无可奈何的“艺术”。 

　　最初，语言、文字只是为了让沟通变得更加明晰的工具，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又开始用语言掩饰和包裹自己的真实想法。恰是从那时开始，隐语开始发挥作用了。

　　这一时期，人们在推销自己的观点时，只需将其像礼物一样包装起来。就实际效果，隐语显然要比直言更发人深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包装自己的观点时，外在包裹的东西定不能太过繁琐，因为，这样会让拆礼物的人失去耐心。

　　诸如：古代君臣交流，大多都会通过隐语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中华厨祖、商朝开国元勋伊尹显然深谙此道。初见成汤时，他正是用这种隐晦的政治隐语获得了对方的信任。据记载，伊尹第一次拜访成汤时，肩上只扛着一口用来烹饪的大鼎，他以食物的滋味为喻向成汤陈述了自己推崇的治国之道。

　　虽然，当时对话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被记录下来，但后世效仿伊尹用隐语进谏的做法却屡见不鲜。司马迁在其《史记·楚世家》中也记述了这样一则故事：相传，楚庄王继位三年后，不理政务，夜夜笙歌。三年之间，他只颁布过一个政令，即“胆敢有向我进谏者，杀无赦！”迫于淫威，朝中大臣亦鲜有进谏者。 

　　眼看国家就要衰亡，大夫伍举冒死进宫见了楚王，他对楚庄王说道：“愿有进隐。有鸟在于阜，三年不黄不鸣，是何鸟也？”只见楚庄王笑着答道：“三年不，辈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从那以后，楚庄王一改前行，选贤举能，整肃纲纪，楚国亦由积贫之邦蜕变为凛凛强国。

　　后代效仿伊尹做法的贤臣远不止于此，但是，他们无疑都是伊尹的异代子孙。这种用讽喻来阐释自己观点的方法，即：所谓的“讽谏”，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语言作为思维工具的功能。但需要注意的是，政治隐语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禁止思考”，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避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