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之兴衰，历来就是遵从盛极必衰和否极泰来的规律。当一个王朝走霉运走到极点时，要么直接崩盘，要么通过变法改革，往顺境方向转化。崩盘属于常见的现象，而逆转很罕见。战国后期的秦国，就属于罕见的通过变法而逆转的典型案例。

　　秦献公继位之前，在秦国东面的魏国已经进行了变法，国力大胜。魏文侯三十八年（公元前408 年），魏军在名将吴起的率领下连连击败秦军，完全夺取秦国占据的河西之地。此时的秦国已经惨到极点了，只占有陇山以东、洛河以西、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土地狭小，没有回旋的余地。在魏国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秦国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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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秦国当时国内的情况呢？民风彪悍，私斗成风，整个国家呈现的困顿低落与魏国的蓬勃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秦献公当时正在魏国流亡，秦魏的这种国力上的反差，极大的刺激了他的自尊心。因此当秦献公回国继位后，首先便展开了跟魏国一样的新政变法。只不过在秦献公时期的变法，虽然决心很大，但是阻力太强，而且也没有很好的人才辅佐他，这场变法最终还是不了了之。秦献公在临死前，用一种遗憾和勉励的心情把秦国托付给了赢渠梁。而这个嬴渠梁，就是后来锐意变法的秦孝公。

　　秦孝公接手的秦国，其实仍然是一副支离破碎的景象，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希望。但是物极必反，正是这种半死不活的气象，给了秦孝公极大的决心，誓要扭转这种衰颓的国势。公元前356 年，孝公任用卫国人商鞅进行变法。六年后，商鞅就进一步深化了变法的力度。在这种大力的新政改革下，秦国的国势也一举得以扭转。

　　而这种国势扭转的成果，就是秦军乘魏国与齐国交战之际，夺回了重要的河西之地。同时魏军在桂陵和马陵的两次败仗，不仅主帅庞涓战死，魏军的精锐之师魏武卒也损失惨重。秦国和魏国的国力差距得以扯平。这为后来秦国东扩，奠定了基础。

　　秦孝公死后，商鞅被诛杀。但是他的变法并没有被废除，而是继续实行。再此之后的五任秦国国君，也都是依商鞅之法而治国，继续将秦国壮大。西汉的贾谊在他的《过秦论》中就说过：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这里的六世之余烈，指的就是从秦孝公之后的五任秦君的奋斗史。

　　那么孝公之后的五任秦君都有何功绩呢？

　　秦惠文王：在位时间二十六年，在位期间铲除阻碍变法的保守派，立相分权。扩疆拓土，壮大实力。慧眼识珠、任贤用能、甄拔人才。是一个比较锐意进取的君王。

　　秦武王：在位时间三年，大体保持了惠文王的政策。他身强体壮，率军打下了宜阳。但是他宠幸大力士，曾给大力士封高官。后因与大力士比赛举鼎砸断了腿，失血过多而死。因此武王是有明显缺陷的，只是他死的早，这种缺陷没有暴露而已。

　　秦昭襄王：在位时间五十四年，在位期间重用范雎、白起等人，继续实行变法，坚持富国强兵，使秦国得以蓬勃发展，为未来秦国统一打下坚实基础，可谓功勋卓越。但是他在弄死白起之后，秦军损失惨重。所以昭襄王的功绩很高，仅次于秦孝公。但是在他的晚年，存在识人不明的情况。

　　秦孝文王：在位时间三天。继位后还来不及干点正事就死了。有人认为是因吕不韦想让赢异人早点继位，所以把他给杀了。鉴于他在位时间太短，昏不昏的也不知道，所以也就不评价他了。

　　秦庄襄王：在位时间三年。名异人，是个具有传奇性的人物。早年在赵国当人质，后来被吕不韦认为是奇货可居，就把他弄回了秦国。因此赢异人和吕不韦关系很好，当时秦国也是两人共治天下。继位三年后，忽然病死了，但据说是因为他撞见了吕不韦和赵姬的奸情。至于他的功绩嘛，其实主要是吕不韦的干的。所以他算不上昏君，但也不是贤君，属于标准的庸君。

　　将六世秦君的功绩捋一遍后可以发现，这六代秦国国君中，孝公、惠文王、昭襄王的在位时间较长，功业也是最大的。至于其他三位，秦武王、孝文王、庄襄王的在位时间都较短，昏庸与否不好评价。但六世秦君无一例外，都坚持了商鞅的变法新政。

　　所以秦献公之后的六世秦君没有大昏君，有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商鞅变法。所谓的商鞅之新政变法，其实就是依法家的理念治国。在这种体系之下，是很难产生昏君的。

　　我们可以从汉代以后，偏好法家理念治国的人中看到以下名单：

　　皇帝类有：魏武帝曹操、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清世宗胤禛（雍正）。

　　宰相类有：西汉御史大夫桑弘羊、蜀汉丞相诸葛亮、北宋的王安石、大明首辅张居正。

　　外儒内法的皇帝有：汉武帝刘彻、汉宣帝刘洵、唐太宗李世民、清圣祖玄烨（康熙）。

　　这些人里面，有仁君、圣君、贤君、甚至是大帝。也有我们常说的暴君，亦有不常听说的武君，但是基本没有昏庸之人。究其之所然，是因为法家的理念强调以严苛残酷和高效率。在这种理念的笼罩下，单从统治者方面来讲，需要立法者要有极强的操控力、狠心以及坚决的头脑。简单的说，如果国君昏聩不明，带头不尊法，这个体系就彻底崩塌了。

　　在战国后期那个你死我活的时代，秦国靠这套体系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秦国老百姓也支持这套体系，所以六世秦君，无一人敢废新法而归旧制。正是因为有新法的存在，所以六世秦君都以锐意进取，开疆扩土而闻名于史。他们有更大几率成为暴君，却有少几率成为昏君。

　　但是新法也有毛病，就是它由秦王所立，秦王自然也有能力把它给废掉。后来秦二世为什么国破身亡？就是因为他把新法废了，以方便自己淫乱。但当秦国自身的体系崩塌后，哪怕你是皇帝，也会落得一个人心尽失的下场。（这就是废法的后遗症）

　　纵观秦国历史用一句话来说：生于忧患，穷则思变，死于安乐。

　　另外还有几点原因，比如秦国太穷，秦王普遍尊重人才，秦国的择君制度，也是六世秦君中鲜有昏君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根本，秦献公以前的秦国也穷的叮当响，还不是出了秦简公这种大昏君。就算是秦献公，他也算不上是贤君。他跟后来的北宋神宗很像，想搞点政绩出来，结果越搞越乱。关键点就决定在了秦孝公身上，是他对变法的决心，以及秦国变法的彻底性，改变了秦国的国势。这一点就很像后来的雍正改革，只要改成了，后世君王没有一个能睡安稳觉，毕竟这是对利益阶层动刀子，每一天都会被政务忙死，然而乾隆却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完全坚持雍正的改革。其实孝公之后的惠文王有段时间也想把新法给废了，所幸他死的及时，没来得及干，否则就有可能是昏君了。

　　最后可以用一段万金油的话来总结：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成王败寇嘛，谁都会难免犯错。但只要胜利了就还是明君。失败了，比如隋炀帝杨广之类的，就是后世之笑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