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摁倒葫芦起来瓢，没过几天，又一次意外的打击便降临到两家人头上。

　　一九九七年芒种节那天，潘冬晨和田英君双双被学校劝退回家，因为田英君怀孕了。回家之前，她已经做过人工流产手术。这是高考冲刺的最后阶段，再过一个月就是全国统一高考时间，他俩也都有希望考上大学。一个美好的梦想就这样猝不及防的被击碎了，这个梦想跟随罗杏芳近二十年，从她迈进煎饼屯那一刻起便开始孕育、升腾，如今，却毁得这么容易，毁得这么彻底。

　　这种消息就像带着彩色的翅膀，飘到任何地方都会让人乐听、乐议、乐播。而对于消息本身的关系人而言，却无异于空中压下来的磐石，想躲躲不开，想抗拒又没力气，更没那份精气神，只能干巴巴的被压得没法喘气，却又不能喊不能叫，甚至都不能求救。

　　那几天，潘家的大门白天黑夜都关得紧紧的，要不是地里的麦子亟待开镰收割，它似乎永远都不会再次打开。罗杏芳闷在家里几乎都要发疯了。她骂儿子不争气，又骂潘富友教子不严，骂着骂着又找到没见过面的婆婆身上，说婆婆不光败坏了门风，还挣了个“大鏊子”的外号给家里添晦气，让子孙后代就像在烧热的鏊子上生活一样，甭想有个安生时候。骂完家里人，她又把黄月芳骂了一通。骂她不念好经，整天像叫魂似的念叨什么“世界末日”，无端招来这倒霉的窝心事，真是要断两家人的活路。

　　所有的发泄都是无用的，因为这些发泄对象本来就不该成为她的出气筒。后来，不知是骂累了还是骂够了，罗杏芳终于压下了心头的怨气。怨气被压住了，却又随之生出几分担忧：两个孩子经得起这样的打击吗？尤其是英君，还是个女孩子啊！

　　那几天，煎饼屯到田家庄的红土路上再次出现潘富友和罗杏芳披星戴月的身影，只不过奔波的意义与以往有所不同罢了：以前虽然也大多在不见太阳的时候，却并不背人，现在却要像黄月芳“传福音”那样，偷偷摸摸的怕被人看见；以前去帮助黄月芳干活，即便浑身累得像散了架，心里也还是轻松的，如今虽然是为了安慰孩子、安慰亲戚，却是来也心焦、去也心烦。

　　两家人会面的时候，一般都是罗杏芳独自发言，潘富友偶尔说两句，也像是相声舞台上的捧哏角色，纯粹是在帮腔。除去说了许多遍的那几句要人宽心的话，罗杏芳也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表达方式。田春发则不言不语，一个人坐在院里的枣树下抽闷烟。黄月芳很多时候似乎都想发泄怨气，这从她不时摇头和焦灼的眼神里都能察看得出。有几回，她倒是说了句“这下好了吧”，却又终于没说出下文。

　　高考过后，罗杏芳就像复制了当年“大鏊子”的心情和举措，经常悄悄的向人打听县高中招收复读生的事，有时也提上烟酒去求自认为对孩子复学有用的人，所不同的是“大鏊子”的点心或馃子总是被照单全收，而罗杏芳提出去的烟酒却总是原封不动的被退回来。求人无果反倒激起罗杏芳的犟劲：从煎饼屯到四川那么远自己都来了，难道还怕再走几步路吗？罗杏芳于是去了邻县的高中，并且直接找了校长。经过她一番饱含困苦的乞求，校长终于被感动了，同意下学期开学时让潘冬晨去学校报到。

　　潘冬晨的脸上再次绽出笑容，这笑容一直陪他从煎饼屯去了田家庄，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尽早告诉田英君。进到屋里，却见田英君正跪在“得胜旗”下祷告。见潘冬晨进来，并没有停止祷告起身相迎，而是像没看见这个人似的自顾自的嘟嘟囔囔。

　　一直等到祷告完毕，田英君才缓缓的站起身来。因为做了人流手术，她明显瘦了许多。她仍然没正视潘冬晨，仍然是自顾自的说：

　　“命运为什么对我们如此不公？我们憧憬的幸福为什么会结出这样的苦果？真想和你一起乘诺亚方舟去到天国，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事……”

　　“你在说什么！”潘冬晨想去拉田英君的手，田英君却躲开了：

　　“也许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为什么？”潘冬晨吃惊地问。

　　“信‘三赎基督’的人不能与‘外邦人’通婚。”

　　“什么是‘外邦人’？”

　　“不信‘三赎基督’的都是‘外邦人’。”

　　潘冬晨不知自己是怎么走出田家大门的，闷着头回到家里，又闷着头倒在床上。罗杏芳觉出了不妙，哄着冬晨问了好几遍才获得实情。不过，她却只说了句：“别信她的！”

　　不知为什么，潘冬晨把这句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在成为反邪教志愿者的多年之后，他对自己的学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一场几乎要摧毁我一生幸福的不幸没有把我毁掉，这应该完全归功于我的母亲。我感谢母亲！更敬佩她的坚决不信邪。”

　　那天夜里，罗杏芳又是一夜没合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