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讲的是冀南平原上两家人的故事，一家的主人是潘富友和罗杏芳公母儿俩，另一家的主人是田春发和黄月芳两口子。两家人并不住一个村，潘家住的那村叫煎饼屯，田家住的那村叫田家庄。田家庄在煎饼屯正南五里，有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把两村牵扯到一起。当地人管沙土叫白土，管黏土叫红土。白土既发散又漏水漏肥，红土不漏水不漏肥却湿了发粘。这条路偏偏就是红土垫的，不光没个平整意思儿，下雨天还粘得连鞋都拔不出来，故此，那些年可真让潘富友和罗杏芳吃了不少苦。

　　既是先提到了潘家，咱们就不妨先从煎饼屯说起。

　　煎饼屯并不是因出产煎饼而得名，与当地其他村庄一样，过去村里人最常吃的也是高粱面或山芋面窝头，偶尔吃上一顿净棒子面窝头或饼子，十天之后再打个饿嗝都觉得还有个香味儿。至于白面做的馍馍和枣花，也只是让孩子的屁股多挨几巴掌，那都是过年的时候上供使的，再哭再闹也不能随便吃。山芋和棒子是当地土语，山芋指红薯，棒子指玉米。老年间，地里见得最多的就是蹿天的红高粱和随意乱爬的山芋秧子，这两种农作物之所以备受青睐，是因为其果实虽不可口但产量较高，能让人填饱肚皮不至于挨饿。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小麦产量大幅提高，白面馒头倒是把高粱面和山芋面做的窝头挤下了饭桌，要想吃煎饼还得到紫柳镇上去买。

　　让煎饼屯得名的是一个古老的传说，出处能追溯到东汉末年创立“太平道”的张角身上。张角虽然是冀南人，但“太平道”却是先从外地兴起的，这也正应了那句老话：当庄不兴当庄货，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所以，煎饼屯虽然离张角的老家不足一百里地，却是在张角起事的甲子年头一年才兴起了“太平道”。那次，张角从兖州回老家路经该村，发现这一带正流行瘟疫，于是便拿出一粒丹药，冲日头一晃变成十粒，而后分给十个奄奄一息的病人。这十个将要断气的病人服用之后竟瞬间气血畅通，一身轻松。神医妙手回春的消息不胫而走，四方百姓纷纷前来求医问药，张角随即掐诀念咒，将纸符烧成灰烬化进清水让病人喝下。这种神水得神力相助，喝下之后大见奇效，不管是瘟疫还是其他杂症，全被扫了个干干净净。当时正值灾荒之年，病是祛了，可每个人的肚子里还是饿得“咕咕”直叫，脸上也都挂满菜色。张角见状，又从怀里掏出一张煎饼，迎风一晃变成无数张，让大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众人敞开肚子吃了个够，对张角更加佩服的五体投地。张角于是便在村里设坛收徒，建立起“太平道”组织。正是因为这个缘由，到了元末红巾军造反期间，该村的名字才被改成了煎饼屯。

　　村里与煎饼最有缘分的要数潘富友家，潘富友老娘那个“大鏊子”的外号便是最好的明证。煎饼是用小米浆摊成的，而能碾出米来的谷子属于杂粮，吃大锅饭那阵，每个生产队都种不了多少，再加上产量又低，分到各家也只够喝一年稀饭汤的。别人家的女人都像数珍珠似的算计下锅的小米，可潘富友的老娘分了谷子就要支上鏊子摊煎饼。说到这里，不得不顺便交代一下，煎饼屯一百三十多户人家，也只有他家有一盘鏊子。分的那点谷子摊不上几回煎饼就没了，可“大鏊子”爱吃煎饼的嗜好却不会就此刹车。如此一来，潘家便走上了一条和别人家相反的筹粮之路：别人家是粜细粮买粗粮，潘家却是粜粗粮买谷子买小米。这样的结果自然是年年不够吊，岁岁吃救济，日子越过越紧巴，让潘富友“过了坡儿”——都快三十了还是光棍一条。这还不算，有人竟在背后称潘富友为“鏊子友”，以此来表明他与“大鏊子”的母子关系。

　　过日子混到这一步，爱摊煎饼的“大鏊子”又被迫添了一个事由：隔三差五就要偷偷的去求神汉巫婆算上一卦，让神家看看儿子何时能娶上媳妇。老伴死得早，儿子的婚事就得靠她自己扑着命的张罗。求神不能空着手去，每次还要提上一包点心或一串馃子。因为多了这笔开销，潘家的日子更加一天不如一天。收下她的点心或者馃子，那些代神仙立言的“大仙儿”总会给她这样的点化：你儿子是有媳妇的命，只不过现在还不到时候。每算一回卦，母子俩便会在家里欢喜几天。等这阵欢喜过了，“大鏊子”照旧再去紫柳镇买回馃子或点心，接着再暗地里打听哪个村有更高明的算命先生。有一回，她竟步行四十里地去求一个瞎子，动身的时候天还没亮，回到家里却已是后半夜了。那时还没有“传福音”的弟兄姊妹，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神家婚办”，要是有的话，恐怕第一个中招的就是她。

　　那天，“大鏊子”求卦回家之后的欢喜似乎比往日更添了几分，因为这次她带回来的消息比先前的“点化”来得更显实在，确切说是让儿子看到了媳妇的影子。她听说外村有很多人从四川领回了媳妇，有人还专门干这事，只要收了钱，多大年龄的媳妇都能给领来。既是有了这样的头绪，她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儿子讨回个媳妇。为这事，村里还有人说“大鏊子”为卖铁把鏊子都给砸了。

　　但是，无论是砸锅卖铁还是砸鏊子卖铁，“大鏊子”却连儿媳妇的影子都没能看到。她被人骗了，变卖家产凑齐的五百块钱落了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大鏊子”一口血喷到南墙上，从此再没起来过。油干灯灭之际，她紧紧攥着儿子的手，说不出话，只是流泪，最后，把目光从潘富友的脸上移开，好像在屋里找寻什么。

　　潘富友明白：娘是想再看一眼墙上那尊泥塑观音菩萨。实际上，现在屋里的北山墙下已别无他物。为凑齐娶媳妇的钱，家里的粮食和像样的东西早已卖光，至于这尊保佑全家平安的神像，也只是因为不能动才被留下的。

　　“大鏊子”怀着对菩萨的期望去了另一个世界，她没能看到既不信神又敢与“三赎基督”较劲的儿媳妇，最后看见的只是孤苦伶仃的儿子。

　　那天正好是一九八〇年腊月廿三，别人家过小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