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长满了虱子”，我们常常矫情地引用张爱玲中学时写的名句，以为这是隐喻，但实际是写实，晚年的张爱玲一直怀疑身上长小虫，每搬到一个地方就要杀虫，甚至创造了3年半搬家180多次的记录。

　　张爱玲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祖父张佩纶，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侍讲署佐副都史，是“清流党”的要角；祖母李菊耦则是李鸿章的大女儿；外祖父是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

　　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虽然出身传统世家，但思想观念深受五四运动及自身经验的影响，对丈夫张廷重的堕落，她不但不容忍，还发言干预，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也是新派女性，站在黄素琼这一边。两人相偕离家出走以示抗议——名义上是出国留学。当时黄素琼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身份还要出国留学，在当时的社会是个异数。

　　在国外，黄素琼很快就融入到了现代文明社会中。甚至，她将被束缚过的小脚塞入定制的高跟鞋中，迅速演变成了欧洲现代贵妇人。她学会了说英语，去阿尔卑斯山滑雪，报读美术学院，学会了油画和雕塑，她还结识了一位外籍男朋友。

　　而在国内，1928年，因为丢掉了津浦铁路局的铁饭碗，张廷重带着一家人从天津返回上海。他答应了黄素琼的要求，承诺戒烟，不纳妾。于是，黄素琼回来了。

　　母亲的归来让张爱玲和弟弟又感受到了久违的快乐，尤其是张爱玲。再加上父亲的病也基本痊愈了，家里又重现了昔日的温馨和欢乐。他们从石窟门房子搬到了一处花园洋房里，有树和花，也有狗，还有张爱玲十分喜欢的故事书。

　　所有这些，都让8岁的张爱玲和7岁的弟弟感到无比开心。那时，张爱玲很喜欢躲在一角看着母亲与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着一出电影里的情节表演恋爱，然后双双大笑、打滚。她甚至曾兴奋地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信，讲述自己的新居室、新生活，满满的三页纸，还画了图样。

　　而这时的张爱玲也能够与母亲有着一样的感受了。她会靠在门框上，听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读老舍的《二马》，听到二马父子因为文化差异闹滑稽时，开心地应和着母亲笑。

　　1930年，母亲像拐卖人口一样将张爱玲带去了黄氏小学。报名时，因为觉得“张煐”这个名字不响亮，黄素琼便给改成了“爱玲”。真是造化弄人，这样的哀伤之举竟然成就了中国文坛一代大家张爱玲。顶着这样一个名字，张爱玲本人并不满意，但终究是应承了下来，因为“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因为天资聪颖，且已有知识基础，一入学，10岁的张爱玲就入了六年级插班。

　　进了黄氏小学，张爱玲没有放弃学习钢琴。为了培养张爱玲成为音乐家，黄素琼还将她送去了一个白俄罗斯老太太家里专门学琴。1931年，张爱玲顺利从黄氏小学毕业，进入圣玛利亚女校学习。

　　如歌的日子里，按照黄素琼的安排，张爱玲一步一步迈向成为欧式现代淑女的目标。

　　幸福，让人晕眩。

　　然而，母亲归来所带来的快乐时光很快就消失了。父亲耍起了小手段，逼迫母亲拿出私房钱以供家用，希望以此迫使母亲不再离开家。于是，争吵不可避免，而父亲的意志也再次被现实击溃，又归入了鸦片的怀抱。

　　本来黄素琼回国是要挽救婚姻的，但是丈夫的不思进取让她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我就像预想好的一样，适时地蹦了出来。

　　离婚是平静的，没有很大的冲突。

　　张爱玲与弟弟归父亲抚养。但是协议中特别指出，张爱玲日后的教育——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母亲的同意。于是，虽然母亲从父亲的家中搬走了，却也保留了对张爱玲教育问题的强势影响。协议里还有一条给张爱玲留下了一扇寻找温情的门——可以常去看望母亲。

　　黄素琼的离开对于张爱玲来说，感情上是无法接受的。临别时，黄素琼去圣玛利亚女校看张爱玲。那天的情景深刻地印在张爱玲的脑海里，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甚至每个细节都那么清楚。

　　“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

　　那一刻，母亲是那么陌生，青春期的少女本来就敏感而多思，虽然按照母亲的要求，走西欧式的淑女路线是痛苦的，自己也怨恨过母亲，甚至也知道母亲与父亲的婚姻终归是保不住的，但是小小少女的心思啊，该有多么细腻，她不愿母亲离开自己。她甚至能预料到，这一次母亲的离开是永久的。

　　张爱玲在心里也是怨恨父亲的。张爱玲后来曾这样评说：“最可厌的人，如果你细加研究，结果总发现他不过是个可怜的人。”所以，在与母亲的离开比较，张爱玲还是轻易地原谅了他。因为她从未对他抱有太多的期待。

　　而于母亲则不同，她曾是那么崇拜她、艳羡她，以母亲为自己的榜样。如今，她的离去让她的大厦倾了，失去了慰藉，她内心的苦楚和痛又无处诉说，这成了一辈子的痛。所以，她恨了母亲一辈子，至死也不愿去看她。

　　父亲与母亲的分离，无疑在年少的张爱玲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多年后，张爱玲做过一个雨夜回香港的梦：

　　“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地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僧尼，我又不敢惊动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画得那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乘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了晚娘似的，赔笑上前……”

　　第二天，她讲给姑姑听时，她“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了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此时的张爱玲已功成名就，却仍然忍不住要将这个梦说给姑姑和朋友听，一遍又一遍。

　　梦里的情境，是一种现实里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的映射——无家可归，不管到哪里总觉得是寄人篱下。她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而抛弃自己的人却是最亲的人。

　　哭是一种宣泄，而她已经不能在父亲和母亲面前流泪了，只能当着姑姑的面哭；和朋友在电话中伤感地哭；给朋友写信时黯然地流泪。她是那么无助。

　　从此，张爱玲不仅更加敏感，还变得愈发多疑和内省，变得越来越封闭。后来，孤独与寂寞常折磨得张爱玲痛苦不堪，但也每每让她获得灵感，找到些许慰藉。世事总是这么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