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下午，复旦大学发布“80后的世界”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udan Yangtze River Delta Social Transformation Survey）结果。此项调查历时8年，先后开展1次基线调查和2次追踪调查，入户访问近1200户上海地区“80后”家庭。

　　“80后”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传统与自主并重、压力与韧性兼具，在社会变迁和代际夹层中展现出日渐多元的态度、行为与未来愿景。

　　在由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社会科学数据中心联合主办的发布会上，部分调查数据结果公布，聚焦“80后”的经济禀赋、家庭生活和生活方式， 通过截面数据与长趋势跟踪数据的对比分析，深刻描绘“80后”的生存状况和生命轨迹并记录中国社会变迁。

　　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

　　2012年至2016年间，上海“80后”的个人年收入呈现较稳定的相对快速增长，其收入分布形态体现为较健康的橄榄型，三次调查的年收入中位数依次为5.0万元、6.5万元和7.8万元。

　　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较快，2012年进入前10%和前1%的收入门槛为12万元和30万元，2016年已分别提高至20万元和50万元。

　　尽管上海“80后”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7年，且连续三次调查中的总体收入涨幅均高于同期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和上海CPI增幅，但他们仍坦言 面临着“经济”“子女教育”和“住房”三大压力。

　　“80后”的受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与其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80后”的房产持有量也与其父母的持有量具有相关性，呈现一定的代际传递效应，并尤以教育的代际传递最为明显。

　　不想与父母同住，但现实不允许

　　上海“80后”在结婚、生育、代际关系等方面都呈现出传统与自主并重的新时代特征。

　　近一半“80后”的配偶是通过介绍认识的，且主要介绍人是长辈亲戚或父母。

　　随着中国的生育政策逐步放松，上海“80后”的理想子女数由2012年的1.58上升至2016年的1.7， 但二胎生育意愿依然薄弱，仅有13.1%的被访者愿意生二孩，不愿意生二胎的前三个理由是养孩子太贵、房子不够大和时间不够。

　　代际关系方面， 仅有20%的“80后”希望与父母同住，但受到现实条件的约束，现实中约三分之二的“80后”与父母同住。

　　近九成的上海“80后”认为自己作为子女应承担照料父母养老的责任，但对于自己的养老预期又表现出高度的独立性，绝大多数希望在自己家或养老院度过晚年，不再有养儿防老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