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易代,世态沧桑,在明代势力颇盛的士大夫家族,经易代之后因为失去了原先在政治上的权势,逐渐走向衰落。这基本可以体现士大夫社会的一些特点,即士大夫家族与科举功名乃至政治权势的合一。若以江南之松江府、太仓州及浙东等为地域视阈,再以甲申、乙酉(1644、1645)为时间界限,称之为乾坤龙战之会亦未尝不可。与之相应,士大夫家族的衰落,应该说属于一种整体趋势。这在明末清初人的记载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以松江为例,明代“朱甍绿邸、鸣珂佩玉之家”,入清以后,已成“丘墟榛莽”;至于“锦鞯珠勒、五陵豪贵之儿”,入清之后,生活亦陷入困顿,或“悬鹑曳练”,甚至不乏“采櫲以为食者”。再来看太仓州,士大夫家族面临相同的窘况:明代的“右姓卿宗”,至清降为“皂隶”;士大夫原本“良田上腴”,至清亦已“斥为榛芜”;至于那些“方领之儒,膏粱之子”,至清更是“小吏得而唾其背者多有之矣”。至于浙东,更可从宅第的轮替看出士大夫家族的衰败景象。据李邺嗣记载,入清之后,一方面,明朝诸“大家”的宅第,因战火而“颓垣败栋,仿佛难辨”;另一方面,即使其间尚有甲第如故,却已更替主人,“率为人攘据,其中门额非旧”。

　　严嵩

　　揆之士大夫家族的兴衰史,其中所隐含的枢机相当复杂。在明代,江南的徐阶、申时行家族与江西的严嵩、湖广的张居正家族,均极一时之盛,若将其加以适当的比较,即能得出较有意思的结论。严嵩、张居正家族,尽管享极一时富贵之盛,但自失势之后,家产一被抄没,家族随之衰落。反观徐阶、申时行家族,尽管徐阶家族之富埒于严嵩家族,而申时行家族之富,甚至过于张居正家族,却能使家族一直保有富贵,不至于使家族遽衰。究其原因,明人于慎行推测为以下两点:一是政治权力保有财富不能长久,唯有借助政治权力而在经济上多种经营,方可保得富贵延续。严嵩、张居正家族财富的增长,显然得益于他们内阁首辅的权势,一旦失势,家族就会衰败,甚至面临家产抄没的窘境。反观徐阶、申时行家族,尤其是徐阶家族,其家产的积累,当然亦依靠政治权势。如徐阶在位时,就依靠权势而“倾泻县官赋金”,借此聚敛财富。然诸多史料记载揭示,徐阶家族财富的积累,并不完全借助于巧取豪夺,而是确乎“善俯仰居积,工计然之策”,此从徐阶家多蓄织妇即可得到证实。二是区域经济的特点,同样导致士大夫家族延续的区域性差异。严嵩、张居正的家乡,属于“江、楚旷莽之墟”,无法开展经济性的经营活动,只得借助权势而积聚财富;而徐阶、申时行的家乡,正好处于苏、松财赋之地,所以“易为经营”。士大夫家族的存与败,其因盖由于此。简言之,追究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原因,大抵应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张居正

　　1.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内在原因

　　就内因而言,士大夫家族的崛起,尽管以科第发达之“业”为先导,但亦以为人处世之“德”为根本。换言之,若是重世德,重家教,或者二者兼得,子孙必定不会沦落,即使沦落,亦不至于很狼狈。反之,若是世德薄,家教弛,那么家族必会陷于衰败。鉴于此,明末清初人吴伟业在探究士大夫世家大族衰亡的原因时,将其归结为“三德”之失,这是相当敏锐的观察。

　　所谓“三德之失”,吴伟业阐释如下:一是“谦德”之失。按照儒家传统的观念,谦虚是“德之柄”。吴伟业从其家乡太仓州的现状中,却看到了士人从谦虚向佻达的转变。他说:“吾乡贵规重矩叠之风,拾级聚足,让而后登;扬觯执笾,拜而后馈。今也言语则捷捷翩翩矣,威仪则佻兮达兮矣,饮饫则载号载呶矣”。二是“俭德”之失。儒家学说认为,俭朴是“德之共”。吴伟业却从自己家乡太仓州中,看到了从俭朴向奢靡的转变。他说:“吾乡寡鱼盐漆丝之利,不知废著鬻财,其民本以力农为业。自俗之靡也,口穷刍豢之养,卜夜而倡乐;身极纂组之华,费日而消功。”三是“慎德”之失。儒家传统观念倡导谨慎,甚至称之为“德之守”。吴伟业从其家乡太仓州中,却看到了从“谨慎”向“声气”的转变。他说:“吾乡以知交声气倾天下,其初则龙门之游、华阴之市也;其继则甘陵之部,钩党之碑也。依光扬声,互相题拂,而刊章之祸大作,浸寻乎陵迁谷改,远识者柴门绝迹以自全,不幸姓名为妄男子所疏记,始悔潜鳞戢翼之不早矣。”明人何良俊以松江士大夫家族为例,将其骤然衰败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利令智昏”。何良俊认为,松江的士大夫一中进士之后,则对平日同堂之友,谢去唯恐不速,同里之中虽有谈文论道之士,非唯厌见其面,亦且恶闻其名。而每日奔走于他们门下者,则无不都是言利之徒:或云“某处有庄田一所,岁可取利若干”;或云“某人借银几百两,岁可生息若干”;或云“某人为某事求一覆庇,此无碍于法者,而可以坐收银若干。”诸如此类,士大夫则“欣欣喜见于面,而待之唯恐不谨”。可见,无论是父兄之所交往,抑或子弟之所习闻,无不都是言利之徒,未尝与一善人相交,或者听一善言,所以缺乏善行。用太史公的话说,这些士大夫就是“利令智昏,何异白日攫金于市中者耶”!这其实就是“世德薄”。二是士大夫家族子弟不读书。照理说来,四民皆有世业。士大夫家族子弟理应知晓孝悌忠信,使读书种子得以延续。然揆之明代的士大夫家族,正如何良俊所言,因为家中“多财”,导致父兄不知教,子弟不知学。这其实就是“家教弛”。

　　由此可见,“世德”“家教”是维系士大夫世家大族世代兴旺的根本。一旦缺乏“世德”,甚至利令智昏,就会导致子弟安于奢侈的生活,甚或引发兄弟相仇,最终导致家族式微。如浙江崇德人吕希周,浙江秀水人汤日新,均曾任通政使;又浙江杭州人茅瓒,中嘉靖十七年(1538)的状元,曾任吏部侍郎。三个家族,堪称一时科举世族。但因缺少世德,再加之家教不严,所以在三人死后,“子孙皆不得其所,徒步自肩米者有之,敝衣行市中、头不备冠者有之,甚或寄食亲故者有之”。这是典型的例子。以苏州为例,由于风俗衰恶,父兄、师友缺乏诗书礼义之教,致使其子弟大多轻狷巧诈,“不率于孝友”,再加之中间出了一些不良子弟,过分追求服御饮食、博弈歌舞之好,导致家族的衰落,“数传而后,匄贷不给,有不丘虚其先人之垅而翦伐其所树者,殆亦鲜矣”。又如明代嘉靖、隆庆年间,无锡安氏,家族巨富,甲于江左,有“安百万”之号。然其家最“豪于食”,最后因“竟用奢侈”而衰败。正因为缺乏家教,使得一些士大夫家族内,不是兄弟和睦,而是弟兄相仇,甚至讼之官府,致使财产耗散,家族衰微。如嘉靖年间,无锡邹氏家族巨富,但弟兄相仇,“讼之官”。官府将他们“下之狱”。这些膏粱子弟,“不耐窘辱,互相求胜,用银不暇称兑唯意,所撮亦唯家人张主”,每日花费许多银子,导致家族衰败。

　　尽管士大夫家族盛兴之时,家门熏灼,但很难保持长盛不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士大夫世家大族子弟习于奢侈。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数苏州府太仓州的两个王氏家族。一是王在晋家族。王在晋曾经略辽蓟,被皇帝赐予蟒玉和尚方宝剑。后入中枢,任兵部尚书,当时算得上太仓州的第一显官。然其诸子均为败类,“藉父势,暗呜叱咤,金钱狼藉”。所以,当王在晋在世时,家业就已经“荡废涂地”。其中一孙,号宸章,更是“习俳优,善为新声”。家业破败之后,僦居一间小屋,日与伶人相狎。周恒祁将军治兵太仓沙溪镇时,一日开宴,呼伶人 候,宸章即“厕身其间,捧板而歌”,“博座间一笑,图酒肉一犒而已”。二是王忬家族。太仓州之王氏家族,分为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王忬家族属于琅琊王氏。王氏发达于王倬,曾任兵部侍郎,其子王忬亦任兵部侍郎。王忬二子:王世贞,官至南京刑部尚书;王世懋,官至南京太常寺卿。世贞有子士骐,曾任吏部主事,可谓四代甲科。至士骐之子庆常,则“习为侈汰,恣声色,先世业荡尽无余”。庆常生子甚多,除了王鉴袭荫为廉州太守,精通绘画,尚能保持名检之外,其余均“落拓无生产”,或入沙门为僧,或为优伶,以歌舞为生。王世懋之子士 ,中举人,曾任“宪幕”。士祺之子瑞国,亦中举人,能守家声。瑞国之子王景,却“以狎邪为不法,几破家,狱经年不解,受榜笞无数,摈之远郊,不列士类”。

　　2.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在原因

　　明 陈洪绶 晋爵图卷局部

　　就士大夫家族衰替的外因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科举制度导致社会流动加剧,使士大夫家族“易兴”,亦“易替”;二是明清易代,两朝鼎革,对旧的士大夫家族形成很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