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雾霾来袭时，一群洛杉矶母亲们的努力| 周末读书
因为霾，因为空气而逃离，在国内早不再是说说而已。有条件的直接移民海外，想近点的也一路向南，直奔大理。
“为了孩子”，是最通用的理由。“我们倒不要紧，孩子这样不行”。妈妈们从包里掏出雾霾检测仪，走到哪里测哪里，每每看到数值，都沮丧不已。
“孩子健康最重要”，可是，怎样才能保护孩子？除了不断添置空气净化器，口罩成箱囤积，让孩子尽量待屋里……大家在面对那些笼罩在半空中迟迟不愿散去的厚浊雾气时，普遍觉得无力。
相较之下，一些妈妈们的表现很是积极。有的吐露心声，写文章讲自己怎么下定决心带着孩子逃离；有的转发分享，从朋友圈到辣妈群，踊跃发言，引发讨论；有的落实行动，志愿到孩子常去的商场、游乐场、博物馆测霾，不仅为自己家孩子做好防护措施，更有心带上一沓口罩准备随时发给路上没带口罩的小朋友。
还有一年前发表演讲的柴静，最初也是因为自己母亲的身份才介入对雾霾的调查，当时大家都光顾着质疑她了，不记得她也曾在接受采访时说过，“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女儿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
是身为妈妈的责任，让她们充满热情。这是个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的最直接的动机。妈妈们的爱不仅停留在私人空间里，给了她们最爱的孩子，还在公共生活中延续到那些远处的他人，“通过同情，通过某种渗透”，“我们不再能对之完全无动于衷”。
前段时间，迟迟罩在半空不肯散去的霾像一块大石压在人胸口。
以至于每天早起拉开窗帘前，都有一丝侥幸的期待：两眼不再白茫茫，眼前会是从前那有色彩、有分别的人间。
只是期待总是落空。人间里的人，好似除了等风来，既无力又无奈。
因为无力改变现状，所以无奈举家逃离。“我们倒不要紧，主要是为了孩子。”为了孩子健康，妈妈们放下手边一切领着孩子移民或南下，爸爸们被留下继续吸霾养家。
如此分工明确完全是逃难的架势，可即便逃难也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沉默的大多数继续无言留守，怀揣不安。媒体把妈妈们选成代表，请她们讲，糟糕的空气质量给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影响。妈妈们自己也联合起来积极发声，呼吁学校加紧安装空气净化器，志愿去小朋友常去的室内场馆测量PM2.5值。在辣妈群里，在自媒体平台上，妈妈们虽然不确定自己的发声和介入对抗霾这样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究竟有着怎样影响，但她们有着自己的榜样，“洛杉矶的抗霾行动，就是一群妈妈们发起的”。
半个世纪前的洛杉矶街头，新鲜空气成为商品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里记录了这群妈妈们的“努力”，“她们很巧妙地模仿国际通用求救信号‘SOS’，将‘驱逐烟雾（Stamp Out Smog）’的首字母缩写为自己的组织符号”。“她们的第一次活动声势浩大，带着饱满的热情不断有节奏地喊着‘禁止含硫燃料’口号。她们抱着‘人多力量大’的组织理念，又争取了二十多个志愿者组织团体加入到抗议队伍中。”“20世纪50年代后期，SOS的目标主要是来自南湾地区炼油厂的含硫烟雾”，她们为了在关键的会议和投票上联合更多人，甚至在半个世纪前就使用了“不转发就会有恶果”这种非常规手段，引发了一拨“雪崩式的‘反烟雾邮件潮’，并最终影响决策过程”。
《洛杉矶雾霾启示录》
作者：（美）奇普·雅各布斯威廉·凯莉
译者：曹军骥等
版本：上海科技出版社2014年3月
她们的激进显然会引发当时企业家们的不满，就连科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也出来反对“这些看起来可怜的无知女人”，可SOS组织仍然在20世纪60年代发挥巨大的影响力。
1964年11月7日的《洛杉矶时报》报道了她们为“令人扫兴的21岁生日晚会”准备的骷髅蛋糕让很多人印象深刻；SOS会长阿夫顿·斯莱德夫人也在各种平台积极为自己的组织发声，她在1965年4月15日写给《洛杉矶时报》的信中说，“一个带着灰色面纱的小老太太整天搅和着听证室，这种描述性是有误导性的。参与这场烟雾战争的有很多怪人，但是我们要申明我们并不是。”
阿夫顿·斯莱德夫人和骷髅蛋糕
要知道，半个世纪前的洛杉矶也曾和现在的我们一样无助和紧张，“来自洛杉矶市中心的一群爱打抱不平的妈妈们表达着她们的担忧，……她们希望烟雾被驱逐，充斥着医疗废物、灰尘、破轮胎和死老鼠的垃圾焚烧堆被关闭。这些东西让她们的孩子生活在无休止的感冒和感染中。这些妈妈们估计有30万像她们一样觉得自己被剥夺发言权利的公民们，正默默忍受着这种无情的垃圾政策的摧残。”
“多亏烟雾，使得人们开始审视这些现象，但是这些妈妈们需要的是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当她们中的一群人与当地的学校商量这些事时，袭来的浊气和垃圾燃烧的废气迫使她们不得不用手帕遮掩口鼻。全县的父母们也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孩子气喘吁吁、失眠，在学校时注意力难以集中，成捆的关于此事的信件塞满了政客们的信箱。”
曾经陷入雾霾的洛杉矶
只是，有人在行动，像SOS的妈妈们一样。
或许，这是妈妈们特别的力量。一年前，柴静的演讲也决定以女儿的病开场，她在上台之前很是犹豫，到底要不要把女儿的经历拿出来讲，她知道这样会引起质疑，就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只是她还是决定讲，因为女儿确实是她坚持做这件事最原初也最持久的力量。她曾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没有当妈妈之前，这个世界只跟你有几十年的关系，到此为止，我对我的一生负责任就可以了。但确实有了女儿之后，你跟未来世界有了关联，有了责任。”
是身为妈妈的责任，让她们私人空间里走上公共舞台。这也是吕克·费里在《论爱》里试图论证的，现代家庭的诞生和兴起带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孩子的爱，这场爱的革命不仅撼动了私人生活，还在政治、教育、艺术等公共空间中引发深刻的变化。因为爱，因为“不断地表达对未来后代前所未有的关注”，会打开“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的共同空间”。
他解释，“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因为我们要留给后代的世界，从原则上讲与我们要留给所有人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另一方面，因为在为所有人选择被我们判定为对自己的后代尽可能最好的政治取向时，我们遵循的是相当可靠的标准，为的是寻找最正确、最慷慨并经过深思熟虑的出路。”
《论爱》
作者：（法）吕克·费里
译者：杜小真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
吕克·费里以自己曾经在担任法国教育部长的经历为例，“在担任法国教育部长期间，我显然不是为我的三个女儿进行改革。我自然是为所有的法国孩子进行改革，是从集体而非私人生活出发的。然而，我不断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确立了最好的标准：如果改革要在我最爱的三个女儿身上实施，我还会照样去做吗？我还会做同样选择吗？”
雾霾中妈妈们的努力和吕克·费里在改革中的思虑分享相同的动机，他们都渴望给自己的孩子们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是对后代的爱打通了连接私人领地与公共空间的那条通道，即便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再蜷缩和沉默，而是得走上前来。
吕克·费里（Luc Ferry），1951年生，法国当代哲学家，巴黎索邦大学哲学政治学教授，2002-2004年任法国教育部部长。著有《新的生态秩序——树》《人—神》《美的意义》等。
吕克·费里在《论爱》里进一步提到一个同“雾霾”的讨论更为直接的关联，即生态学。他特别指出，生态保护主义至少做出如下贡献，“即提出未来后代的问题，重新确立了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在一个短线行为已变成政治、财政或媒体生活的真正灾难的社会中进行长期辩论；二是需要某种神圣的维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努力为我们所爱之人保留未来好生活的各种机遇。”
因为爱，让我们在面对这场由短线行为酝酿成影响生活的真正灾难时，意识到自己有责任为我们所爱之人保留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最后期许。爱因此引领我们走出私人生活，在集体活动和公众事务中维护我们自己以及未来后代的生存。“生态学就这样把未来的问题、把为子孙后代留下他们能够繁衍生息的世界的要求做出牺牲的义务带进了政治辩论的核心。”
吕克·费里也指出，不止生态论争，更多核心问题都亟需引发我们的关注。
对未来后代的关注，这远不止是对生态环境问题争论给予更多关注，而是把削弱公民债务的命令（难道我们还要把这些债务的重量压在我们的后代身上吗？）、把避免“文明之间冲突”的必要性（难道我们要给年轻人留下一个与被原教旨主义和天主教完整主义政府的民族战乱不休的世界吗？）添加到我们关注的核心；同样把未来社会保障的问题（难道我们的后代仍然还要为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等付账吗？）引入今天全球化的经济和货币倾销的游戏中。
对子女的爱，对后代的关注，是“私人生活在公共生活中的一种折射”，会过渡到“他人”身上，“那些个人，不仅仅是和我亲近的人，即我特别直接的亲友。他们还代表着，他人，也就是说，和亲友相反，他人是我只能从远处知道的人，通过同情，通过某种渗透，他让我们不再能对之完全无动于衷。我不是说我们准备为之去死，但他的命运时而引发我们的关注、愤怒、震撼，这在四十多年来层出不穷的形形色色人道主义诉讼中得到证明。”
“我们从此转向未来后代的政治谋划，我们面向弱者的社会关注，我们对地球上的活动越来越敏锐的感觉，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在集体生活中，视角的变化是爱的革命带来的。”爱的革命，“远非只是私人的事情，已经对公众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所以爱，让我们做不到袖手旁观，置身事外，“在其中打开爱的维度，在同情（同感或共同承受）的形式下开启把他人作为未来人的利益的人文关怀。”不止雾霾，还有同样需要努力和正视的各种独属于这个时代的离奇荒诞，面对这场持久抵抗，爱究竟有多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