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还没有宣誓上任，已经以当选总统的名义宣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美国就业状况的改善。他和他的顾问们以此为导向策划着一系列税收、金融和外贸政策，希望刺激国内投资，把制造业更多地由海外吸引回美国。我们国内的工商业和经济学界人士就此发表了不少言论，担心特朗普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冲击。商人出身的他，真是一位把经济发展当作是执政重心的政治家吗？非也。他真正担忧和关注的是美国国内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经济贸易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正在误读特朗普，并因此把他背后的力量过于简单地看作是民粹和极端保守派。

　　上世纪初，福特等美国大企业家注意到了马克思早已讨论过的一个问题，即资本主义追逐利润的冲动和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能力很容易导致产品过剩，引发经济危机，而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有助于缓解矛盾，因此需要买得起这些产品的大众，也就是能够赚取较高工资的雇佣劳动者。正如凯恩斯后来提出的，西方国家的社会改良和发展，在维持既定社会制度的前提下，仅仅由私人企业家来提高工人工资还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借助国家调控来刺激消费和经济，包括建立系统的社会福利制度。

　　这一思路不仅促成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出现，也对美国的社会改革产生很大影响。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政策不仅应对了“大萧条”造成社会经济危机，还建立了一系列涉及公众健康、教育和其他福利的制度。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又建立了针对老人的全国医疗照顾制度和主要针对贫困者的医疗补助制度。

　　然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说也导致政府促进富人利益的经济干预举措，包括给企业和投资者减税的政策，可以是一把双刃剑。70年代的欧美国家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到80年代初里根担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经济和政治精英业已做出的自私抉择是：削减社会福利以减少公共开支，在给富人减税的同时通过立法和政策打压工会的谈判能力，将更多财富由工人工资转移到投资者收益，以便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为了更多照顾投资者的利益，减少对本国劳动力的依赖，跨国公司开始将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第三世界国家。1982年美国的每小时平均工资比1972年减少了8%。由1968年到1984年，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比例由27.1%下降到23.2%，低收入家庭由36.1%增加到39.4%。这一趋势一直延伸到2008年金融危机，日趋恶化，至今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和扭转。

　　特朗普今天所面临的美国社会问题并不完全是经济活动自发造成的结果，而是决策阶层有意识的道德选择，其后果也不仅仅停留在经济领域。在历史和现实中，美国的普通民众和经济政治精英的另一种冲动，是不断试图在经济生活中更多强调社会公益的考量，譬如把经济发展与就业和社会公平密切联系在一起。问题是，特朗普是否能够在执政过程中更多地反映和吸收这一道德传统，抑制自私的、维护少数富人的个人主义。人们对他的期望是解决80年代以来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他提出的减税倡议似乎已经对股票上涨有明显的推动。除了用形式上肯定有所不同的方式重复里根的老套，他还有别的更有效的办法吗？

　　美国社会长期有崇拜成功的中产阶级文化，失败者和贫困者处在非常边缘化的位置。这与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文化有所不同。最近在深夜里看过几集网络热播的日剧《深夜食堂》。里面所有的故事都围绕着这家夜店里互助和互相怜悯的小人物们展开，淡淡地慢慢地把他们的尊严和价值倔强地摆放在观众的眼前。一个衰老流浪歌手用唱歌换取的黄油拌米饭，是他年轻时候与恋人以及恋人弟弟一起享用的廉价食物。其滋味不是一般人能够领略的美味，而是贫贱生活中的幸福记忆。那位弟弟后来成了著名美食评论家，在这家不起眼的小餐厅听到了老歌，尝到了儿时的黄油拌饭。他劝歌手回到一直等他的姐姐身边。当歌手说已经太晚的时候，美食家温柔地反驳说，“黄油拌饭还是香如故，不是吗？”

　　一个社会的凝聚力，即它的真正力量，可能并不来自其富有和强悍，而是蕴含在那碗黄油拌饭的温暖和香甜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