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在鸣沙山的东麓断崖下，耳边聆听石窟南侧大泉河的缓缓水流声，仿佛在诉说莫高窟的沧桑历史，凝神眺望断崖上错落有致的石窟，敬畏、敬仰之心油然而生……

　　莫高窟石窟艺术是以佛教文化为主线，汇聚建筑艺术、彩塑艺术和壁画艺术为一体的文化综合体。从建筑形制上看，石窟可分为中心柱型、覆斗顶型、毗诃罗型、殿堂式、背屏式大佛窟、涅槃窟等类型；从石窟彩塑内容看，可分为佛像、弟子像、菩萨像、天王像、罗汉像、力士像等类别，偶见道家人物为主题的彩塑，如老子彩塑；石窟壁画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佛像画、佛史画、佛经画、经变画、神怪画、供养人画和装饰画，以千佛画为主体，色彩斑斓，也偶见“犁耕图”、“锻铁图”、达官显宦、大户人家“出行图”等表现民俗民风、日常生活的壁画，欢乐、祥和，生活情趣盎然。无论从石窟建筑形制上看，还是从石窟彩塑风格上看，或者从壁画技法上看，透过构架、线条、色彩、晕染等基本元素，不仅可以发现石窟艺术的审美价值，还可以捕捉到流淌其间的精神之美、文化之韵；捕捉到古代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乃至中亚、西亚文化撞击、交融的印记；捕捉到佛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交流、交汇的印记；捕捉到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印记。诚如敦煌研究院老院长樊锦诗所言：敦煌石窟尤其是莫高窟“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一千年的形象的佛教史，还是一千年的绘画史，一千年的雕塑史，一千年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总之，它是一部中华文化的千年形象历史。”

　　所眺、所望、所思，最后固化为一个最强烈的问号，我在反复地想为什么在这河西走廊的烽烟之地、在大漠深处会出现这样一座艺术殿堂，为什么在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岁月中，它的内在魅力丝毫不减，并且在不断地释放，越来越呈现出一副“年轻的表情”？

　　得益于开放宽松的环境

　　敦煌石窟的横空出世与历经一千多年的沧桑岁月而熠熠生辉，首先得益于开放宽松的环境。从大的时空角度看，敦煌是丝绸之路东路的一个重要枢纽，是西通罗马、东连长安的一条通衢大路，也是东方西方之间重要的贸易和文化通道。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丝路上商旅往来，使者不断，军旅往还，特别是东来弘法的僧侣和西行求法的中原僧侣也穿梭往返，使这条通道客观上成为连接地球上存在过的各民族和各大陆的最重要的纽带，西域艺术、印巴艺术、波斯乃至古希腊、古罗马艺术也随之传播而来，在敦煌这个重要节点上形成汇聚，这就为敦煌石窟艺术的孕育并走向繁荣提供了一个大的辐射环境。从内部环境看，敦煌地区无论是在前秦、东魏、西魏的十六国时期，还是天下一统的隋唐时期，亦或西夏、吐蕃、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都基本上没有受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响。纵观一千多年的敦煌石窟发展史，正是得益于这种有序开放或无序开放带来的相对宽松包容的环境。梳理敦煌石窟历史即可发现，什么时候开放度高，敦煌石窟就相对兴旺，什么时候封闭，敦煌石窟就呈现沉寂状态。如盛唐时期统治者高度自信，对内开明、对外开放，实行了多样性、开放性的文化政策，敦煌石窟建设也随之出现巅峰状态，仅唐朝就凿建了200多个新石窟，并且在艺术风格上也呈现出恢宏开朗的意境。与之鲜明对照，以闭关锁国为主要特征的明清两代，对内实行文字狱，对外闭关锁国，明朝立国270多年，在莫高窟没有凿建一个新石窟。据统计从1715年到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仅在莫高窟凿建了两个新石窟，维修了部分旧石窟，并且在维修过程中不尊重艺术规律，破坏了彩塑、壁画的艺术风格。可见开放、宽松的环境是敦煌石窟建设与保护的一个重要前提。

　　得益于精神力量的支撑

　　敦煌石窟长时期隐身于大漠深处，与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相伴，就像大漠中倔强的胡杨树傲然挺立，与严酷的自然环境相抗衡，又要与人为破坏做斗争，十分不容易。认真探寻敦煌石窟兴衰起伏的历史，主要得益于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首先，它薪火相传的凿建过程，饱含着以乐僔和尚、法良禅师为代表的与敦煌石窟凿建、拓展、延续紧紧相依的历代僧侣、禅师，包括画师、工匠们的殉道精神，是他们凭着强烈的宗教热忱，风餐露宿、默默无闻地忙碌在断崖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坚持，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延续，在许多名不见经传的供养人、周边居民的支持下，为中国乃至人类奉献了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而这些僧侣、禅师和画师、工匠的生活十分艰辛，敦煌石窟北区分布的僧房窟和禅窟，是僧人和工匠的生活区，石窟的洞口很小，石窟内的空间也很小，多数仅仅几平方米，十分简易，十分困窘。两相对照，恰好折射出他们的殉道精神。正是这种奉献宗教、献身艺术的奉献精神，才有了石窟群落，才有了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第二，石窟得以保存，持续发挥作用，得益于保护者、管理者的守望精神。敦煌石窟历经一千多年，跨越诸多朝代，能够历久弥新，与一代代管理者、保护者的守望精神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以来，从首任所长常书鸿，中经段文杰院长，到刚刚卸任不久的樊锦诗院长，以及刚履新的王旭东院长，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有的毕业于国内重点大学或国外名牌大学，本来可以有多种选择，但他们都服从事业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来到这座偏僻的敦煌小城，自觉自愿地守护这座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宝库，始终把保护、研究、弘扬敦煌文化作为自己的毕生责任。老所长常书鸿在这里坚守了50年，樊锦诗又坚守了几十年，为了守护这座精神家园，他们痴迷了一生，投入了一生，奉献了一生。如果把守望敦煌仅仅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不会迸发出这样的动力，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种专业，也不会呈现出这样的定力，这是一种基于文化自觉的守望精神，这是一种源于文化担当的守望精神。

　　得益于石窟艺术的自身魅力

　　敦煌莫高窟作为弘扬中国佛教艺术为主体的艺术宝库，石窟中2000多身彩塑，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南区490多处形制不同的石窟，还有藏经洞内遗存的大量珍贵的佛教经典、文献文物，具有非常丰富的艺术含量和综合价值，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笔精神财富。从季羡林先生的视野看，这里记录了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形成了包罗万象的灿烂的石窟艺术。可以从多个维度挖掘巨大的价值，如关注民族史的，可以从具象化的彩塑、壁画中捕捉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轨迹；关注宗教的可以从林林总总的佛像画、经变画、千佛画中捕捉到佛教中国化以及与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道教碰撞、交流的演进脉络；关注文物事业的，这巨大的石窟本身就是一座妙手天成的博物馆；关注视觉艺术的，可以从石窟中千姿百态的壁画、彩塑中捕捉到各种艺术传承嬗变、竞合发展的过程。文化史上张大千、谢稚柳等中国艺术家和日本的平山郁夫，加山又造等画家都是从敦煌艺术吸取了力量，激发了灵感，而成为大家、大师的；关注民俗的可以从各种“田猎图”、“出行图”、“犁耕图”中得到丰富的启示。特别是1900年发现的藏经洞中保存的敦煌歌舞、敦煌诗歌、敦煌变文、敦煌俗赋和话本小说，为系统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文学现象、中国古代文学史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正是这里面蕴含的巨大艺术含量和综合价值，迸发出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并积淀为一股巨大的品牌力量，使莫高窟既成为石窟艺术爱好者、保护者、研究者虔诚向往的圣地，也是一般游客、观众的旅行目的地，并且通过敦煌学的传播，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一张名片。

　　得益于有效的保护

　　敦煌石窟历经千年而历久弥新，并与时俱进成为弘扬丝路精神一个重要的闪光点。最近国家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署和甘肃省政府共同主办了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引发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而吸引人们眼球的首推莫高窟石窟。人们在惊叹它的厚重、博大之余，由衷赞叹中国政府对石窟洞群的有效保护。

　　毋庸讳言，从前秦以来，历代王朝或地方政权的统治者，有的出于一种宗教热忱，有的出于政教互补、巩固统治的需要，有的附庸风雅、迫于不当千古罪人的压力，对敦煌石窟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些抢救式的维修或补救式的维护，但一直没有使敦煌石窟摆脱濒危的状态，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和有效利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敦煌石窟保护利用工作才真正提上日程，迎来新的拐点，敦煌石窟艺术迎来了新生。一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相继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对敦煌石窟进行维修、维护，积极完善、改善保护、研究所需的硬件条件和基础设施；二是保护与研究并重，在坚持保护为主的前提下，深入拓展敦煌艺术的研究，目前已形成了一支集理工人才、艺术人才、考古人才等方面人才为一体的梯次合理、成长性强的文物保护、研究、开发团队，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在敦煌研究方面逐步抢占了国际制高点；三是传统保护手段与新技术手段并用，既注重发挥现有文物保护工作者的积极性，发扬工匠精神，一斧一锛地维修、维护，又积极借助大数据、互联网，开展敦煌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建设，让传统研究文化资源和信息技术有机嫁接，推出一系列多媒体研究保护成果，方便研究者、观光者具象化地了解敦煌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宗教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使敦煌石窟艺术无足而走遍天下；四是保护为主与适度利用相结合，以文化为根基，积极推动石窟艺术与旅游产业开发相结合，依托石窟中的飞天等审美价值较高的塑像、壁画形象，适度开发一些文化体验、文化休闲项目和衍生文创产品吸引旅游者，收到了较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初步实现了以窟兴旅、以旅养窟的良性循环。尤为可贵的是虽然慕名而来的中外游客络绎不绝，但敦煌石窟的保护者和管理者们有计划地限定旅客参观人数，并注意安排游客错位进入、有序参观，同时指定有限石窟向游客开发，避免过度开放给石窟壁画、彩塑带来的龟裂、酥碱、霉变等病变，以及游客过多导致石窟内二氧化碳浓度升高，造成壁画和彩塑的蜕化、损害。同时，为了满足游客、观众观赏、审美、研究需求，辅之以各种多媒体手段，展示、展览石窟的气魄，使游客有实有虚，全面了解敦煌艺术的历史和所有石窟的概貌与特征，有效解决了有效保护与满足游客需求的矛盾，也规避了过度开放对文物保护的冲击，确保了即期需求和石窟艺术的永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