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 曾经发生一桩喧噪朝野的“贿赂”案，其幕后导演者就是时在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清廷派皇亲贝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庆王奕劻之子）、巡警部尚书徐世昌到东北三省公干，道经天津。 袁世凯为了拉拢庆王奕劻，对贝子载振特别招待。大宴之后，选天津所有名伶演剧以取悦载振，袁世凯亲自陪座。当京剧名伶杨翠喜出场的时候，载振眉开眼笑，赞不绝口。袁世凯看在在眼里，计从心生。

　　杨翠喜原是北京通州人，生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12岁时因义和团起事，随父母到天津居住。父母迫于生计，把杨翠喜卖给一个姓陈的土棍，陈某又把她卖给邻居杨茂尊，这样她就姓了杨。那时津沽一带卖艺之风极盛，杨茂尊看见一个名叫陈国璧的人有两个养女，一名翠凤，一名翠红，均以演唱为生，每月能挣三四万大洋，就和陈国璧商量，叫新买来的的女儿跟翠凤、翠红学戏，取个名字叫翠喜。杨翠喜，姿容丰丽，歌喉婉转，表情细腻，14岁就在天津的协盛茶园、大观园、福仙、景春等戏园子唱戏。她演花旦，渐露头角。16岁时，杨茂尊携她到哈尔滨去演出，在那里开始了卖笑生涯，于是杨翠喜就有了优与娼的双重身份。等她重回天津，由于结识了大盐商王益孙和直隶道员段芝贵，其声价大噪，红极一时。卷入清末这桩“贿赂”案时，她才17岁。

　　善于察言观色的袁世凯，看到载振十分喜欢杨翠喜，便在演出结束后，指派警官杨以德（绰号杨梆子）奔走说和，对杨翠喜威逼利诱，终于在一天之内，就以重金赠奩名义，取得杨翠喜同意。第二天夜间，杨翠喜就被送进载振的行馆。而实际为载振的出资者，是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段芝贵为了谋得黑龙江巡抚这一肥缺，趁机极力讨好奕劻父子，为载振得到杨翠喜不惜花费了重金。随后，他也很快得到了奕劻举荐他署理黑龙江巡抚的回报，成为这桩“贿赂”案的“台前人物”。

　　事后，载振、徐世昌没有去东北，而是从天津返京，杨翠喜留在天津没有跟过去。载振要纳妾，必须要告诉父亲奕劻，还得取得嫡妻的同意。可回京后，让载振始料不及的事情发生了。载振在天津与杨翠喜之丑闻传出，清廷之中不满奕劻父子之流“贪鄙昏庸，结私揽权”的一派，正好以此为把柄进行弹劾。1907年5月，清廷都察院御史赵启霖把这件事专折参奏，称“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夤缘充当随员，所以逢迎载振无微不至，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买歌伎杨翠喜，献之载振。其事为路所知。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措十万金，以为庆王奕劻寿礼”，此折名义上直指段芝贵等行贿人，实则矛头指向奕劻父子，并呈请朝廷彻查此案，予以惩办。

　　面对舆论压力，清廷不好回避，慈禧太后便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等人会查此案。而直接负责到天津调查此案的是顺天府尹孙宝琦。说来也巧，孙宝琦是奕劻提拔起来的，因此从中“予以方便”。孙宝琦先请载振在三日内设法安置杨翠喜，然后再赴津查办。

　　常言道“解铃还须系铃人”，袁世凯见自己导演的“贿赂”弄巧成拙，便急忙采取“补救”措施，指使杨以德等把杨翠喜送给天津盐商王益孙作“使女”，并制造伪证，“证明”王益孙买杨翠喜用资若干，何时过付，何时入门，编的有鼻子有眼儿。孙宝琦就按照袁世凯这套布置呈复载沣等会奏。清廷未作深究，偏听孙宝琦一面之辞，便以“所奏不实，污蔑皇亲”之名革了赵启霖的职，载振等人倒是还了“清白”，袁世凯也脱了干系。

　　但是，这种颠倒黑白，以假混真的勾当，不但“报章腾传，丑声四播”，引起舆论哗然，而且都察院大为不满，声言会奏，步步紧逼。为了缓和舆论，清廷不得不摆出样子，先是再次起用赵启霖（清宣统初还被提升为四川提学使），并撤免了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载振也被迫辞去了农工商部尚书之职。袁世凯却安然无恙。

　　杨翠喜因为这样一次“朋党之争”，竟然也喧腾全国，名噪一时。杨翠喜最终归属王益孙（生有一子），以后销声匿迹。上世纪二十年代曾经有人把杨翠喜、载振之“丑事”编成戏剧演出；著名历史学家邓之诚先生曾以《书杨翠喜案》，较为详细地记述和剖析了晚清这桩“贿赂”案，揭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也为弱女子杨翠喜成为清末朋党之争的“牺牲品”而发出一些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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