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这一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甲午年，因此这场战争被称为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则称之为日清战争。
甲午战前，中国以“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30多年，综合国力有所提升，国际形象相对改观，民族自信心也随之大为增强。因此，在战前和战争初起时，国内的主战派对“蕞尔小邦”的日本全不放在眼里，国际舆论亦多有认为中国可能是战胜者。然而，战事一起，大清帝国很快被打出了外强中干的原形，前线各军一败涂地，号称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战局遂至不可收拾，最后不得不委曲求和，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战争的结局，不仅大出清廷主战派以及许多国际人士的意外，也令日本人喜出望外，实现了其战前所预测三种结局中的最好结果，成功“赌胜”。
历史具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但“偶然”只存在于微观领域，“必然”方显于宏观层面。综观甲午战争中国落败、日本赌胜，洵非偶然。在120年后的今天，回望当年那一页屈辱沉痛的历史，我们能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之所以失败、日本之所以胜利，实在是有着太多“历史的必然性”。有道是细节决定成败，我们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间谍在上海的活动情况，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一
甲午战争的主战场在朝鲜和中国北方。与辽东、山东、黄海的连天炮火、遍地弹痕相比，东海之滨的上海显得过于安静，仿佛这个国家与邻国正在发生的战争与它无关。然而，这里并非一方净土，在不见硝烟的战场上，各种势力、各种形式的角逐和争战从来就没有停息过，谍影憧憧的情报战场便是如此。
谍报工作古已有之，2500多年前的《孙子兵法》中强调“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并在13篇中专列“用间篇”，详细阐述了间谍的种类、性质、使用方法等，认为“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古往今来，各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商业等战场上处处可见间谍的身影。日本自明治初期，就确立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为基本国策，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并把首要目标锁定为朝鲜和中国。自1884年起，日本以中国为作战对象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陆作战准备，并拟定了多种版本的《清国征讨方略》。而它向中国直接派遣间谍、开展情报工作，则从1872年就开始了。20多年的谍报工作，日本始终以中国海防要地和北洋海军为重点，但上海一直居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这里建立的上海东洋学馆、日清贸易研究所，更是培训日谍的前哨基地。
上海东洋学馆是在日本民间右翼团体“玄洋社”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主要创始人为头山满，社长为平冈浩太郎。该社以“略取支那”、“大陆雄飞”为宗旨，全力支持日本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并积极为日本军方和情报机构奔走效劳。1884年8月7日，东洋学馆在上海正式开学。对于创办学馆的目的，日本人如此自承：“上海乃东洋第一要港，在此地创设学校，培养通晓中国语言和国情的有志青年，为他日经略大陆计，极有必要。”平冈浩太郎踌躇满志地对部下说：“清国政府已经腐败透顶，将其颠覆则若摧枯拉朽，而吾辈七人足矣。”其得力干将中江笃介也说：“英雄豪杰之士登高一呼，则天下如响斯应，此中国人之本色。清国真乃英雄成大业之地也。”由于东洋学馆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没有基本经费来源，至1885年9月被迫解散。虽然该学馆存在不过一年余，招生不过十数人，但学生中不少人成为后来在华活动的重要间谍，如山内嵓、高桥谦、荒贺直顺、隐岐嘉雄、松本龟太郎、尾本寿太郎、中野熊五郎等。更为重要的是，该馆的创办成为后来日清贸易研究所、东亚同文书院等的先声，拉开了日本对中国长达数十年文化侵略的序幕。
1886年，日军参谋本部谍报官荒尾精奉命来华，在湖北汉口设立了以贸易为掩护的间谍机构——乐善堂。荒尾精堪称近代中日关系史上一个重量级人物，因长期在中国进行大量卓有成效的间谍侦察活动而受到日本朝野的推崇，虽然其最高军衔不过是一个陆军大尉，却被鼓吹为“西乡隆盛之后之一大人杰”、“东方问题兴亚大策之中枢人物”。荒尾来中国的三年里，以乐善堂为基地进行了大量实地侦察活动，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经过对中国的了解，他认为必须采取兵战与商战并重、以商辅兵的方针，并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着手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1890年9月，日清贸易研究所在上海正式开办，地址选在英租界大马路泥城桥畔，首批招生150人。在赴上海之前，荒尾对学生慷慨陈词：“研究所不是单纯教授学问，打算做学问的应该去大学。有志于中国，打算一个人闯天下的去上海。”他鼓励学生鸟居赫雄创作了校歌，其词云：“日本少年向中国远航，一百五十人弦诵一堂。若问吾辈何所思？将见东亚万里无云乾坤朗。”侵略者的面目昭然若揭。
从担任学生监督的宗方小太郎（日本最著名的对华间谍之一）留下的日记里可以看出，日清贸易研究所绝非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一所以培养贸易人才为宗旨的普通学校，而是主要以日本军方为背景、培养对华执行特殊任务人才的间谍学校。新生入学不久，便聆听了日本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中将的亲临训话，后来还受到参谋总长陆军大将栖川炽仁亲王的专门接见。首批学生毕业后便分赴中国各地进行军事侦探，引起了上海地方当局的注意，并向两江总督刘坤一报告：“倭人在沪向设有日清贸易研究所，约七八十人，五月以前陆续散去，闻多改着华装及僧服者，分赴北京、津、烟、江、浙、蜀、鄂、闽、台各处，芜湖尤多。”
1893年6月，第一批89名学生毕业后，日清贸易研究所因经济困难被迫关闭。荒尾精等向日本大本营建议，汉口乐善堂成员和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师生参加军队效力，很快获得批准。据统计，共有19名乐善堂成员和72名研究所师生陆续到广岛大本营所在地报到。甲午战争爆发后，这些人或充军中翻译，或作军事间谍，或奔赴前线参与作战，或留在参谋本部出谋划策，成为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其中有9人被清军抓捕处死。
二
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在华的日本间谍成为清政府重点盯防的对象，上海也不例外。1894年7月底，日本大本营派间谍头目根津一来到上海，找到在沪潜伏的8名日本间谍，布置了搜集战争情报的任务。由于清廷的严密布防，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很快便被捕丧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其中在上海被捕获的是两名冒充“湖北商人”的日谍：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两人均为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学生。
楠内友次郎（1865—1894年），原姓青木，曾立志投军，报考陆军士官学校，因视力问题未通过体检。遂考入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学习法律，后转学英语科。1890年来上海，入日清贸易研究所。甲午战争爆发后潜伏上海从事侦察活动，开始了间谍生涯，曾致书其兄长：“今日之事，乃国家安危之关键，皇运隆盛之所系。苟帝国臣民临事而偷安，异日之事不可问矣。弟幸以聊通敌情之故，暂时隐身于该邦，以谋国家进取之道。然轻举妄动有误忠孝大义之虞，为慎重起见，一时音问或缺，务望谅之。”
福原林平（1868—1894年），少年时代曾进入著名的闲谷黉学习，慷慨以国士自许。1890年报考日清贸易研究所未被录取，遂往访荒尾精，畅谈“兴亚”之志，荒尾大加赞许并将其破格录取。毕业后曾乘船在长江流域进行考察，战争爆发后与楠内同在根津一领导下从事军事谍报活动。
1894年8月，楠内和福原接受上司根津一的指派，准备到东北一带侦察清军兵力和布防情况。对于二人的具体任务和行动计划，根津一在1895年7月所写的《见认证书》中这样回忆：
同年7月，下官坐镇上海，负责对敌人军情的侦察任务，二人皆欲不惜牺牲为国家报效。于是，下官令其深入满洲内地，专门从事侦探敌状的活动。预定计划是：先乘船到营口，经辽阳抵奉天，再去辽阳，返回奉天后将敌情以电报传来；复前往凤凰城，将沿途所见敌情随时报告。其后，即向鸭绿江行进，调查事变之初渡江入朝清军的总数及其沿义州街道行军途中之情况，向在韩之第一军司令长官报告；随后即担任该军之陆军向导。交付二人之任务确实至难。8月10日夜，二人变装离开陈列所宿舍，扮成湖北商人，投宿于中国客栈。……
为了完成任务，二人进行了周密准备，携带了关东地图以及清军驻军番号和将领衔名的清册，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暗码注释单》，以备秘密通报军情之用，比如，“北部上等品”指“奉天府之兵”，“西部中等品”指“宁远附近之兵”，“东部下等品”指“由凤凰城东来之兵”，“酒类”指“骑兵”，“皮类”指“兵船”，“行情不变”指“兵不动”，“停售”指“兵已派出”……
尽管两位“湖北商人”行止十分谨慎、准备十分周密，还是很快落网了。他们原定乘8月11日的客轮先到营口，不料该班船次因故取消，延期至14日启行。考虑到届时从日清商品陈列所出发会引起怀疑，二人遂在12日、13日先后住进了法租界一家中国人开设的同福客栈，新奉命与他们同行的另一名间谍景山长治郎（根津一考虑到二人从未去过东北，故临时加派刚从东北回到上海的景山加入这一间谍小组），则住进了另一家全安客栈，三人假装互不相识。8月14日傍晌，楠内和福原在同福客栈被上海道台衙门的差弁抓捕，随身搜出关东地图等罪证，可谓人赃俱获。景山因未住在一处，侥幸漏网。
由于人犯系在法租界内捕获，根据不平等条约规定，中国地方当局不能将两名间谍疑犯带走审讯，只能交给法国巡捕房，旋交由美国驻沪总领事馆看管，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三
甲午战争中，美国作为中立国，受托分别为中日两国护侨，由此积极干预和介入了历次在华日谍案件。美国人认为：“如遇有日本人改装在内地做奸细者，即将其解交就近海口逐其回国，使之不得与内地华民交接，于中国防泄军机似亦为无碍，且此办法，已足为惩其作奸细之罪。”这种说法显然不合情理，清政府表示将根据国际公法，处死战时间谍。
8月4日，日谍石川伍一在天津被逮捕；14日，楠内、福原在上海被逮捕；19日，藤岛武彦、高见武夫在浙江被逮捕。三案因美国人的介入而联系起来，处理过程一波三折，并因此在美国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政坛地震。
楠内和福原到美领馆后，宣称受到诬告而要求庇护，美国驻沪总领事佐尼干很快批准并拒绝了清政府的引渡要求。清廷则由总理衙门及驻美公使出面与美国交涉，要求依据国际公法引渡二犯。
与美国驻华代理公使田夏礼、驻沪总领事佐尼干偏袒日本人的态度不同，美国国务卿格莱星姆顾及其“中立国”的国际形象，认为“奸细应交，美使及领事袒宕非是”。双方电报往还，激烈争论，以致格莱星姆在8月29日的电报中严词申斥田贝：“倭人图谋中国，干犯律例，不得恃美官署为护符。美领事只可从中调停，仍守局外公例，不应将该倭人收留。”在政府的高压下，美领馆终于在9月3日将两名日谍交给上海地方当局审讯。
由于证据确凿，楠内和福原很快对间谍罪行供认不讳。刘坤一又下令将二人解送南京继续讯问，意外获得了关于浙江日谍藤岛武彦、高见武夫身份的线索，使浙案审讯有了突破。10月8日上午9时，刘坤一根据清廷电旨，将楠内友次郎、福原林平二人押至江宁县苴桥市刑场，处以斩刑。在此前后，石川伍一以及藤岛武彦、高见武夫三名日谍也分别在天津、杭州被处死。
由于中国政府处死几名日本间谍没有事先通告美国方面，加上美国国内对引渡一事素有争论，导致在华西方人普遍对格莱星姆大为不满，认为他大长了中国人的威风，大伤了西方人的面子。在部分议员的鼓动下，美国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上海间谍事件，猛烈攻击格莱星姆的软弱无能。12月1日，著名杂志《哈泼斯周刊》发表的长篇报道《美国在华的袖手旁观》更成为一颗重磅炸弹，其中煞有介事地渲染了“两名无辜的日本青年”被移交中国后受到的“非人折磨”：
中国人将这两名日本青年带到南京，在那里他们遭受了2天——有的说是3天——的酷刑。他们让日本人跪在铁链上，用木条穿腿，人还站压到木条上。日本人的指甲盖也被生生拔除。他们在日本人的手腕上绑上铁链，再拿烧开的水不断浇在铁链上，直到铁链嵌进了骨头。他们钳压日本人的舌头。他们将日本人身上最敏感的部位捏碎。在种种生不如死的折磨中，刽子手的剑倒成了最痛快的一种。
耐人寻味的倒是日本人的态度。他们对几名日本间谍的性质和罪行固然心知肚明，同时在认真研究相关法律后，认为美国政府确实没有权力干预中国对日本间谍的审讯和处置，因此并没有借机鼓噪。日本的安静态度，也成为美国政府支持者的重要辩护理由。最后，就连一直对政府持反对态度的田贝和佐尼干也改变口径，承认两名日本人的间谍罪行证据确凿，这场在美国历史上被称为“上海间谍丑闻”的风波才逐渐平息下来。不过，美国在围绕这一事件的大量报道中，大肆渲染中国野蛮落后、背信弃义的形象，为日后更大规模的排华运动埋下了伏笔，这当然是题外话了。
四
细节决定成败。回望甲午，许多细节令人触目惊心。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为打赢这场侵略战争，在各个方面做足了功课，与清廷举国上下的颟顸、麻木、疲沓、无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仍以谍报工作为例。甲午战前，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工作已开展多年，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训练有素的日本青年衔命来华，蓄辫发、着华装，打扮成中国人四出活动，广为侦察。他们绘制出了比中国人所制更为精确的地图，关于辽东、山东的地图精确到了每一个村庄、每一条道路；编纂了一套厚达2000多页、内容详尽的《清国通商总览》，这些都成为日军侵华的重要指南。日本间谍甚至收买了李鸿章身边的一些人，得以及时掌握清军的重大军事情报。正如后人指出的，日本谍报工作的成功，使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着着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日本人打的是一场单向透明的战争，怎么能不着着领先呢？
在日本国内，长期对在华间谍给予极高评价和尊崇地位，称之为“东亚先觉志士”、“气概豪迈的风云儿”、“纯真无比的爱国者”等，在东京的靖国神社里仍供奉着许多“杰出”日谍的亡灵。这无疑是不正常的，也是值得高度警惕的。另一方面，正如几十年前中国学者在《日本侵华间谍史》中所感慨的那样：“我人对彼辈之用心，固宜深恶痛绝，但若辈之不惧艰险，为祖国作侵略先锋的行动，以与国人早期之仅是口头呼号，不曾在实际上用功夫以救祖国危亡者相较，国人思之，能无汗颜！”这一点，我们从前述楠内和福原二人的经历中便可以看出。福原从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后曾溯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写下60余首诗歌，以述志向，其一云：“欲试长江万里游，飘然来投月明舟。把杯堪笑人间事，越水吴山使我愁。”其二云：“身在忙中闲日月，商贾余事养玄玄。胆心浑是乾坤气，任他蛟龙何所边。”他还写下了一首思念未婚恋人山本幸子的诗，云：“卿在瀛洲北海天，余游万里蜀吴川。此江月影此真影，写出往时奇遇缘。”据日本的《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载，幸子读到此诗，深受感动，她在福原死后终生未嫁，专门从事女子教育事业。
甲午风云，激荡翻腾，错综复杂。上海地区只是九州一隅，谍报战场只是冰山一角。然而，它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在两度甲子之后的今天，无疑仍值得国人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