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在《伤仲永》一文中，讲述了一个5岁便可指物作诗的神童方仲永的故事。巧合的是，王安石自己也恰有一个聪明绝世、堪称神童的儿子，他叫王雱。
王雱，字元泽，生于1044年，即宋仁宗庆历四年。这一年，无论是对于北宋当局，还是对于那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都是一个重要而特别的年份。这一年，宋与西夏达成和议，边境出现暂时的和平局面；这一年，“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职邓州（今河南邓州市），并在此写下名篇《岳阳楼记》，抒发改革失败的愤懑心情；这一年，20岁的王安石告别妻子和刚刚出生的儿子，带着自己的满腹经纶和济世安邦的人生理想，兴冲冲地由江宁（今江苏南京市）赶往汴京（今河南开封市）参加科举考试，并以第四名的好成绩高中进士，迈出了以后领导“熙宁变法”的第一步。这一切，似乎预示着王雱这个新生儿，将与北宋政坛和跌宕起伏的改革大业之间，发生点儿什么关系。
王雱聪明，早慧，才智过人，有三个例子可以佐证。一是他年幼之时，有客人指着同一个笼子里关着的獐和鹿问他，哪个是獐，哪个是鹿。王雱不认识，不过，他巧妙地回答说：“獐边是鹿，鹿边是獐。”让客人大为惊奇！二是13岁那年，当他听到有人议论青海蕃部问题时，不无忧虑地叹息道：“此可抚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则吾敌强而边患博矣。”（《宋史·王雱传》）在洮河、黄河流域繁衍生息的青海各蕃部，北与西夏接壤，东与宋朝相邻，西夏对这一带早已虎视眈眈，一旦据有，便会对宋朝形成锁钥之势。因此，争取青海蕃部，成了宋夏之间战争胜败的关键。一个13岁的翩翩少年，能够对国家大事洞若观火，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足见王雱少年老成。三是《宋史·王雱传》还说：“（王雱）未冠，已著书数万言。”20岁之前，就已著书数万言，说明他的确才华横溢。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王雱沿着父亲当年的足迹，同样怀揣着才华、理想和抱负，兴冲冲地奔赴京城，去接受朝廷的挑选。这位少年老成的王家公子，曾给同科考生王萃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据王萃儿子王銍在《默记》中说；“先公言与阎二丈询仁同赴省试，遇一少年于相国寺，风骨竦秀，及下马去毛衫，乃王元泽也。”王銍的传神记载，让我们领略到这位美少年、佳公子的外表和精神面貌。而且，王雱果然不负神童之名，随即在当年丁未科中考取进士，这一年，他才24岁，真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举进士后，朝廷任命他为宣州旌德县尉，王雱竟然拒绝赴任。所以，《宋史·王雱传》毫不客气地指出：“雱气豪，睥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事实也是如此，王雱胸怀大志，以天下为己任，作一小县尉，如同龙入浅滩、虎落平阳，施展的空间太过逼仄，于是干脆申请不赴。第二年，即熙宁元年（1068年），刚刚登上皇位不久的宋神宗，面对宋王朝财政的空虚和军备的薄弱，决定改弦更张，以图振兴。他把多次上书要求改革、并提出过改革主张的王安石，由江宁知府提拔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准备启动改革。而仍然留在京城未去旌德赴任的王雱，此后一直随侍在侧，一边照顾父亲，一边投入到他自认为比作一县尉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去了。
从治平四年（1067年）到熙宁三年（1070年）这短短的4年之内，王雱“作策三十余篇，极论天下事”，通过“策论”，分析时弊，提出对策，表达政见，在士大夫间引起热议。他还著书立说，写作《老子训传》《佛经义解》《庄子注》等一系列著作，尤其是他的《老子训传》印行后，被认为是真正懂得“道德性命”的著作。广受赞誉。
王雱的才华和见解，不但在学术界和士大夫阶层掀起了波澜，而且引起了宋神宗的关注，甚至一度被倚为智囊，十分信赖。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宋神宗召见了王雱，君臣一席谈后，宋神宗当场封其为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对于王雱来说，从一个未赴任的县尉小官，至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这样一个近侍之臣，无论二者的官衔级别还是岗位的重要性，都堪称云泥之差、霄壤之别。在处理政务的同时，宋神宗经常把王雱单独留下，交流思想，商量国事。宋神宗还单独交任务给王雱，希望他撰写《诗义》《书义》等著作，为之后的改革进行铺垫，做加强宣传、统一思想的基础性工作。这些著作完成后，宋神宗马上提拔重任王雱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后来王雱生病之际，宋神宗曾多次向王安石问起王雱的病情，深表关切，还说：“卿子文学过人，昨夕，尝梦与朕言久之。今得稍安，良慰朕怀也。”宋神宗对王雱的欣赏与信任，由此可见一斑。从此，少年得志的王雱，更加激情澎湃地投入到了宋神宗与父亲王安石推动的“熙宁变法”之中，心无旁骛。
然而，恰恰是仕途通达、春风得意之时，王雱的人生却开始出现了雷电和风雨。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物色了一大批拥护变法的官员，参与制定有关政策，启动了改革变法。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财政、军事、教育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正式在全国大规模铺开。改革的直接成果一是增加了中央财政的收入，二是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反对，加上新法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吏的乘机盘剥，结果，使少数改革法令在执行中严重走样，导致局部地区民怨颇大，最终变法失败。熙宁七年（1074年），王安石在贵族和官僚的交攻之下，第一次罢相，回到江宁，重新做起了“何物最关情，黄鹂三两声”（王安石《菩萨蛮》）的闲知府。第二年，由于朝中以宰相韩绛、参知政事吕惠卿为首的大臣，依然争权夺利，吵闹不休，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回京，重新任命为宰相。
作为儿子，王雱与父亲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从熙宁六年（1073年）开始，王雱染疾“足疡下漏”，时好时坏。父亲罢相，他的心情一落千丈，病情加重，不得不卧病在床。恰在此时，当年变法的坚定拥护者和执行者、时任参知政事的吕惠卿，迫切希望得到宰相职位，他担心王安石复相，为权谋计，开始收拾王安石的家人，阻挡王安石东山再起。他首先设计构陷其弟王安国，使其罢官遭贬。接着，当宋神宗因王雱写作《三经义》（包括《诗义》《书义》《周礼义》）有功，加封他为龙图阁直学士时，吕惠卿又从中作梗，使王雱的任命告吹。旧恨新仇，使平时本来就心高气傲的王雱义愤填膺，他背着父亲，以吕惠卿兄弟非法牟利之事，通过御史中丞邓绾，上章弹劾吕惠卿，使吕惠卿升迁无望。
吕惠卿以为王雱此举是王安石授意，对王安石开始由隐蔽的排挤变为公开的报复，他直接上书宋神宗说：“安石尽弃所学，隆尚纵横之末数，方命矫令，罔上要君。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宋史·王安石传》）还把王安石写给他的、有“无使上知”字样的私信呈给宋神宗，宋神宗又拿着这些信向王安石对质，让王安石无地自容。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之间开始心生嫌隙，再也不见从前的默契和信赖了，二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这一系列的变故，使本来就因改革而处于舆论风口浪尖上的王安石非常气愤，一腔怒火便全部倾泄在这个不谙世事的儿子身上，给了他狂风暴雨似的责骂。王雱忧愤难当，从此一蹶不振，卧病在床达三年之久。熙宁九年（1076年）六月，王雱“疽发背死”，年仅33岁。
王雱虽然早逝，但一些痛恨王安石和“熙宁变法”并迁怒于他的人，没有因为他的逝去而放过他，他们的讥讽之词接踵而至。他们在笔记或日记中，把王雱“刻画”成一个“囚首跣足，手携妇人冠”的神经病，一个“以（儿子）貌不类己，百计欲杀之”的恶毒之人。当然，这种记载，既有臆想杜撰，又有谩骂诋毁，是颇经不起推敲的，与他们把王安石刻画成“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目不停转，视物如射”的手法一致，所谓“峣峣者易缺，皎皎者易污”，不足为奇。
王雱写过一首十分优美的词《眼儿媚》，词曰：“杨柳丝丝弄轻柔，烟缕织成愁。海棠未雨，梨花先雪，一半春休。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只在，丁香枝上，豆蔻梢头。”王雱浩繁的学术著作和优美的诗词，神经病、恶毒者是断然写不出来的。他的好友，陆游的祖父陆佃曾在《祭王元泽待制墓文》中评价他：“才豪气杰，超群绝类，据依六经，驰骋百氏……形于谈辩，雄健俊伟，每令作人，伏首抑气。”这绝非溢美之词。
其实，无论是先前领导“庆历新政”的范仲淹，还是后来推行“熙宁变法”的王安石、王雱父子，这些铁骨铮铮的士大夫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理想昭如日月，是丝毫也没有私心杂念从中作祟的。只是，理想一纠缠在政治之间，常常会不由自主地遭遇利益、权谋、倾轧，有时甚至惨烈到手足相残、你死我活。王雱年纪轻轻，涉世不深，加上“头巾气”太重，欲与那些通过斗争上台的权臣们争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其英年早逝，这想必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王雱去世，给了曾经内心坚强、毫无畏惧的王安石以沉痛的打击，他挥泪写下《题雱祠堂》一诗：“斯文实有寄，天岂偶生才。一日凤鸟去，千秋梁木摧。烟留衰草恨，风造暮林哀。岂谓登临处，飘然独往来。”表达了对爱子的哀悼，其凄然伤恸之情，溢于言表。从此，王安石无心政治，屡屡称病辞官。晚年，王安石一直闲居江宁，在对儿子王雱无尽的思念里，终老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