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赋予“山水”等自然存在更加丰富的内涵，超越了其所指，承载了特定的文化深意。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里的山和水，就是自然风景的组成部分。“山水”作为复合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贾诩传》中，指的是战略要地。到西晋左思，“山水”用来表现自然风景：“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自此以后，“山水”成为传统诗歌文化中的一个固定术语，并且在内涵的外延上发展出“以部分代替整体”的词性，古人常借“山水”“江山”指代自然，更隐喻家国故土，寄托情怀。

　　山水之于人物

　　文人最是能够借助语言文字来表达情感，抒发情怀。尤其是当春风得意或是极度消沉时，山、水、湖、海等自然物质形态会走进文人的视野，参与心志的表达——“山、河、湖、海当其时，乃繁华世界的边缘，至是其作用凸显”。（引赵园语）文人通过仅有的表达手段，在其中追寻着各自珍重的价值，寻找实现自我的道路。

　　山水、自然在一开始，只是策马驱驰、尽兴游乐之所。诗人赋予了它们更多的意象和承载。“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诗便工。”说的就是文学创作的情感条件。曹操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永载史册的同时，还有许多身份，文学家、诗人就是不容忽略的。乐府诗《观沧海》是曹操的代表作之一。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经过官渡一役，击溃袁绍军主力，奠定了统一中国北方的基础。两年后，袁绍病死，其子袁尚继位。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再次出兵，占领了冀、青、幽、并四州。袁绍之子袁谭被斩，其余二子袁尚、袁熙逃往辽西柳城，投奔与袁绍甚有交情的“三郡乌桓”。乌桓是东北古代少数民族东胡的一个分支。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中，乌桓因为活动在长城沿线，靠近中原而经常参与各路军阀的战争。在中原群雄割据，天下大乱之际，“三郡乌桓”在辽西地区也逐渐发展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地方势力。袁绍为拉拢乌桓，除立乌桓酋豪为单于外，还将家人之女嫁给乌桓王，通过和亲来巩固与乌桓的关系。因此，袁绍死后，其子被曹操打败后会逃去“三郡乌桓”处避难。二袁投奔乌桓也是曹操征乌桓的直接导火索。为了彻底消灭袁氏力量，曹操决定北征乌桓。公元207年秋天，曹操凯旋而归途经渤海边的碣石山，写下了不朽诗篇：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该诗最为醒目的是，全篇都是写景。诗的基调是昂扬的。自然景物在诗中不是为诗人排忧解难，没有哀伤，只有喜悦和振奋。诗中涉及山水、陆地、山岛、树木、百草、劲风、波涛以及日月星辰。全诗读下来，通过这些意象，能够感受到曹操的性格，一种和自然的强大力量比肩的个人形象。曹操的志向远大，有着开疆拓土的魄力。该诗所以能成为经典传颂，无疑也应归因于这种决心和志向。诗人把自然景物同自己的主观意志联系起来，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非常有力地诠释了山水自然之于人物，正是寻找自我的一种表达。

　　还有一个人物故事也很好地表现了这一主题。徐霞客以《徐霞客游记》留名青史，只可惜他和他的书早已成了历史地理专业的阅读对象，当下人更没有人关心徐霞客和他的时代。

　　徐霞客在明代也算是一个奇人，志向不在科举仕途，七魂六窍总是痴迷于山水，要不是因为侍奉老母，早就想飞向自然了。他对于自然山水的探索达到一种“痴”的境界。钱谦益《徐霞客传》记载，徐霞客游览天台山、雁荡山归来后，拜访隐世的陈木叔。陈问他：“到过雁荡山的最高峰吗？”徐霞客虽然已经游览过雁荡山，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没有十分肯定的心理自信。于是，二话不说，扭头就走，这一去就是十天。原来他又去雁荡山，跋山涉水，攀登陡峭的山路，一直爬到最高处，并且住了三宿才下来。就这样以一种近乎不要命的精神，来实现一句问答。而整部游记之所以能够流芳百世的原因，就在于每一处记录的背后，都是徐霞客用生命和激情来完成的。

　　钱谦益高度赞许徐霞客，并用另一个古人王玄冲的故事来标榜他的人生：有个叫王玄冲的人，探访南坡僧人义海，相约攀登莲花峰，约定某天到达山脚下，预计有五千仞高，需要十天的路程。上去以后，燃烧烟火作为信号。义海如期住在华山岩口以南的桃林坪，清晨，山色清爽明朗，站在山下调息身心，只见一道白烟升起在华山三峰的顶端。回来二十天后，王玄冲到了，取出玉井莲的好几瓣落叶，和山顶池水边的一寸多长的铁船残骸赠给义海，背负箱子走开了。王玄冲刚到的时候，义海曾对他说：“这座山像削成的一样，若不是能乘风驾云，没有登上去的道理。”王玄冲说：“您不要说什么不可登天，不过是心中没有那种志向罢了。”

　　山水之于世事

　　山水之于世事，更多的是文人士大夫作为逃避现实的一种选择。所谓逃避现实，也许并不确切，因为一方面这种逃避可能是出于政治原因的真正的逃避，另一方面，是在老庄哲学意义上的对“道”的追寻所导致的一种结果，远离了世相，求仙问道。

　　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山水、自然与道家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而“道”的追寻又是人通向自我之路——“道”存在于人的头脑意识之中，“自然”存在于人的眼前。嵇康曾写过：“驾言出游，日夕忘归。”同为竹林七贤的阮籍也写过：“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宣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符合那个时代道家思想盛行的文化氛围。

　　“畅心神”，自我表露，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就是使对“道”追求通过在大自然中寻找娱乐达到精神上的宁静来实现。玄学的兴盛使得士阶层在政治现实上越来越疏远。这是一种抛弃一切的走向山水、走向自然。还有一种是被迫的逃离，是出于前路行不通的变通之举。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说的就是一种不凝滞于物、与世推移的“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故事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士大夫经营园林事迹。园林作为一种人为经营的、缩略裁剪过的自然象征存在。在明亡清兴之际，文人士大夫却执着于经营园林是一大怪现象，其中可谓“痴绝”的就是祁彪佳和他的寓园。祁彪佳，明末名臣，清兵入关，力主抗清，任苏松总督。清兵攻占杭州后，自沉殉国，卒谥忠敏。有《祁忠敏公日记》传世。

　　从寓园的设想、规划图纸到一木一景的建设，祁彪佳竭尽心力，并且都记录在日记中。但是，这些苦心经营的园林，随着清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渐渐地就被世人忘却，成为了废园和芜城。也许，当初的极尽繁华是自感危亡之际，将园子作为对大明世间的最后回眸，“诗人在夕阳中瞥见了园的荒芜，不免要想到一个王朝的倾颓，一代人文无可挽回的末运。”（引赵园语）

　　山水之于时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字在，读罢泪沾襟。

　　——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

　　从孟浩然的这首诗中，我们最直接的感慨恐怕就是江山依旧在而人生已百代。过去和现在两个时间平面与自然的永恒存在形成对比，过去和现在是相对的概念，二者不断转换——当下在未来即为过去。而自然则超越了时间，一代代人在其间留下了遗迹。而人生短暂，岁月匆匆，一切都留不住，一切都将失去，“今古何处尽？千岁随风飘。海沙变成石，鱼沫吹秦桥”。（《古悠悠行》）

　　山水之于时间获得了永恒，人生百代淹没其间，人类历史变得失去连续性，历史的残缺又给了历史的想象以可能。后来人看到眼前的景物，所思所想不尽相同，可以尽情虚构历史，也许这里曾经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现场，也许什么都没有。

　　山水之于心灵

　　山水、自然有了意义，都是因为人类的意识。在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不再是“自然”了，它成了人的创造之物，山水、自然走向了人的内心世界，成为心灵守护的对象。人在这一过程中是有所寄托的，有些文人士大夫试图在山水之间的遗迹中寻找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归属感；正是因为与现实世界的疏离、格格不入，山水才承载了历史与现实：“剩水沧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杜甫《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

　　山水之于心灵除了上述的这种历史造就的哀伤之外，更为文人士大夫提供了一种欢快的宁静所在。因为在精神上已经接受了历史与现实、理想与实际的分离存在，那么哀伤就不会再是生活的主调，当下的生活就是要寻找欢乐，要活的欢乐：

　　老夫渴急——月更急，

　　酒落杯中月先入；

　　领取青天并入来，

　　和月和天都蘸湿。

　　天既爱自古传，

　　月不解饮真浪言，

　　举杯将月一口吞，

　　举头见月犹在天。

　　老夫大笑问客道：

　　“月是一团还两团？”

　　——节选自杨万里《重九后二日同徐克章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