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23”自焚事件的参与者，法轮功先是抵赖，说他们不是法轮功学员，后来又又大肆污蔑、攻击：说刘春玲是“三陪女”，说薛红军“根本就是一个地痞”，说刘云芳“冒充法轮功学员名义进行了许多令人作呕的表演”，说王进东的妻女“经常打骂在押法轮功成员”，称郝惠君、陈果母女是“迫害法轮功的政治标本”，“帮助中共煽动民众仇恨”。其中，受到攻击最多的是薛红军。在法轮功一号媒体上，薛红军享受到被“专文谩骂”的“高规格待遇”，共有29篇文章提到薛红军替中共“作伪证”，有5篇文章对薛进行人身、人格攻击，典型的是《新华社的“资深学员”薛红军究竟何许人也？》和《自焚伪案的主角薛红军劣迹斑斑》两篇文章。人们不禁要问：为何薛红军受到的攻击最多？答案就在下面。
第一，薛红军力证自己是虔诚的大法修炼者
薛红军说：“我与王进东是几十年的好朋友。那时，都说法轮功是个好东西，我就托人从外地购买了一本《转法轮》送给他，以为这是一件好事，谁知害了他，我一生都后悔。”薛红军告诉人们，1994年陷入法轮功泥淖后，他8年里学习了近500遍《转法轮》——这还不算“资深”？提起自焚事件发生后，李洪志矢口否认他们是法轮功弟子的事情，薛红军表示，“说我们是假的，天理不公，我们修了多少年啊，我从1994年就开始练。”在自焚者（含策划者）身份的问题上，薛红军的证词给了法轮功一个响亮的耳光。
第二，薛红军承认自己参与了自焚的策划
薛红军讲过，另一个自焚事件的策划者刘云芳将自己的大法“幻境”体验告诉薛红军（后来王进东也有类似的“悟”），薛马上添油加醋地在功友中传播。在组织串连中，薛红军还提出：“要多组织一些人去天安门广场自焚，人越多法轮功‘气场’就越强。”2001年1月16日，刘云芳、王进东、郝惠君、刘葆荣以及刘春玲、刘思影母女等6人登上了1488次列车。火车启动时，前来送行的薛红军与他们相约“天堂见”。薛红军则因为觉得“自己的层次比王进东低，去了等于没去，没有一点意义”，才躲过此劫。回忆及此，薛俯首认罪：“我是一个罪人！”薛红军的陈述与其他几人的交代基本一致，这就有力地证明了“1·23”事件是部分法轮功成员共同策划的，将之定性为法轮功成员的集体自焚，是符合事实的，也是无法抵赖的。
第三，薛红军揭发“自焚”与师父的煽动有关
2001年12月31日，薛红军在《致李洪志的一封公开信》中质问：“政府把法轮功定为邪教组织以后，你相继发表多篇讲法和经文，要求弟子‘走出来’……大家实实在在做了……你又发表了《忍无可忍》经文，作为你的弟子，我怎么也不明白，我们还应该怎么做，才算符合大法，才能真正‘圆满’。你把大家领向反政府、反社会、反人类的邪路，还不依不饶。我真不知道你到底要把人们领向何方？”显然，《忍无可忍》等新经文的宗旨就是煽动弟子以死殉教以求速成式“圆满”。薛红军的证词让李洪志撇清与自焚案关系的企图成为徒劳，这尊“主佛”当然要视之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啦。
第四，薛红军谴责李洪志和法轮功造谣成性
得知李洪志一伙不承认自焚者是法轮功练习者时，薛红军激动得双手颤抖，“他们是睁眼说瞎话，李洪志想推脱责任天理难容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薛红军道出了法轮功造谣生事的险恶用心：“李洪志是一个大骗子，既想挑动群众对抗政府，又怕暴露本来面目，所以他就借助‘明慧网’出来造谣，不敢承认事实真相。”其次，他还揭露了法轮功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谣言：“法轮功的明慧网经常称，中国的劳教所和监狱残酷折磨大法弟子，这其实全是造谣。如果高墙远离视线的话，监狱就像一所学校，一所改造灵魂的文明学校。”造谣撒谎的丑态由薛红军这样本是大法虔修弟子的人揭露出来，李洪志和法轮功媒体的尴尬是可想而知的，难怪该邪教对薛红军要恨得咬牙切齿。
第五，薛红军亲证只有摆脱邪教才能重获新生
由迷中醒来之人的切身体会，对于那些至今仍在迷中的人来说，最具劝戒作用。薛红军深有感触地说：“当通过电视看到天安门广场自焚那惨烈的一幕时，我惊呆了。所谓‘圆满’不过是王进东等人被烧伤的惨状，这就是法轮功的真面目。”薛红军向别人现身说法：“按李洪志的要求丢掉名、利、情，人的头脑还能装什么？只能是‘法轮功’的邪理歪说。如果你再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去做，就变成了李洪志手心里的机器人。”“‘圆满’是一个肥皂泡，对没明白的人来说，是一场美梦；对明白的人来说，是一场噩梦。”怀着深深的悔意，薛红军打算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材料以警世人。薛红军因策划法轮功成员集体自焚，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后因积极改造而获减刑。2007年7月25日，他刑满释放，回到了自己的家中，从事载人三轮的客运工作。薛红军“由人变成鬼，又由鬼变回人”的过程告诉世人，谁掉进邪教陷阱谁就将万劫不复，只有摆脱法轮功邪教才能走出梦魇重获新生。事实就是这样的不可推翻，正邪就是这样的判然分明。
面对薛红军的有力证词，法轮功的任何狡辩和反诬都只能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