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雾霾之苦的今人，不免感叹：“要是在古代该有多好啊！”古代没有现代工业，没有汽车尾气，环境污染没有现在严重，但不能说古代没有雾霾。

　　在古代，霾主要指由于刮风、雨雾和尘土飞扬，造成空气混浊，大面积灰蒙昏暗的现象。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霾，风雨土也。从雨，貍声。《诗》曰：‘终风且霾。’”刘熙《释名·释天》解释说：“风而雨土为霾。霾，晦也，言如物尘晦之色也。”《晋书·天文志中》对于霾有更确切的解释：“天地四方昏蒙若下尘，十日五日已上，或一月，或一时，雨不沾衣而有土，名曰霾。”《诗经》有关于霾的记载，“霾”字在甲骨文卜辞中就有出现，说明霾很早就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了。

　　霾是一种极端天气，极端天气会严重影响生产生活，甚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在古代，极端天气不只是天气问题，而且是政治事件。原因是，中国有“天人感应”之说，汉代董仲舒加以理论阐述，其中“灾异谴告”之说是其“天人感应”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国家政事与灾异完全联系起来：“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将灾异的发生视为帝王治理国家失职所造成的结果，一旦发生灾异，皇帝就有可能下罪己诏，对施政进行反省，以求得上天的原谅，故曰：“古贤君每值天变，恒下罪己之诏，引咎自责。”

　　古代雾霾虽不如现在频繁，但搜罗史料，仍能发现不少关于雾霾的记载，只不过有时候并不使用“霾”或“雾霾”，而是一种现象描述，如《汉书·五行志下》“蒙黄浊”、“蒙，微而赤”；《翼奉传》“天气溷浊，日光侵夺”。

　　也有直接用“霾”字或是“霾”字与其他字组合记载的，比如《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四年（1468年），“自春徂夏，天气寒惨，风霾阴翳……近一二日来，黄雾蔽日，昼夜不见星日。”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四月，“连日狂风大作，尘霾蔽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正月丁末，京师阴霾蔽日，自辰至午乃散。”“三日后阴霾又起，五日不散，致漕运舒缓，京师官仓存米告急。”

　　清代亦然，康熙六十年(1721年)，“今日（会试）出榜，黄雾四塞，霾沙蔽日。”嘉庆十五年（1810年）“京师入腊月以后，时有雾起霾升，连宵达旦，宛平、大兴具有上报。”“琼岛（今北海）雾锁霾封，难见真容，煤山隐于风霾土雨，宫人隐于殿中，时有探望。”咸丰六年（1856年），“入冬以来，雪少雾多，土雨风霾时临京师，以昌平、宛平为浓重。”

　　古代诗人在诗句中也偶尔提到雾霾，如李白在《上安州李长史书》：“属早日初眩，晨霾未收。”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足见古代也有非常严重的“霾灾”。面对严重的霾灾，古人如何治理呢？这有点像请教和尚如何梳头，现今科技发达，能上天入地，对雾霾都没有什么好的治理方法，古人能有什么好办法呢，他们并不能对这些自然灾害进行科学的解释，只能用神秘主义的办法来应对，皇帝下罪己诏算是一种“治理”之法。

　　如《汉书》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公元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从文字看，这是由大风卷起尘土所形成的黄霾天气，情形相当严重，范围很广，朝野震恐，以为上天出灾异来“谴告”当政者。汉成帝看这阵势，也慌了神，缩头回避已不可能，赶紧下罪己诏说：“朕承先帝圣绪，涉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阴阳错谬，日月无光，赤黄之气，充塞天下。咎在朕躬。”黄霾散去显然不是皇帝罪己的原因，但天下百姓都会感戴皇帝的洪恩，这与其说是治霾，不如说是治人。

　　第二个“治理”的办法是推荐贤才，贬黜奸佞和贪腐。这是皇帝罪己的一部分，因为自己失政失德，所以上天用极端天气雾霾来“谴告”，帝王检讨自己的种种失职，自然包括任用奸佞小人的用人之误，要认真纠错，就要“亲贤良，远小人”，起用贤良方正之人，免掉一些不称职的官员，处罚一些违法犯罪的官员，甚至大赫天下，以响应上天的谴责警告，期望以此诚意打动上天，获得上天的原谅。

　　《后汉书·郎顗传》载，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年）正月，“自从入岁，常有蒙气，月不舒光，日不宣曜。”就是说自进入新的一年以来，经常有灰霾，一派天昏地暗，日月不明，世人忧忡，视为异象。名士郎顗就向皇帝举荐黄琼、李固，其理由是，“孔子作《春秋》，书‘正月’者，敬岁之始也。王者则天之象，因时之序，宜开发德号，爵贤命士，流宽大之泽，垂仁厚之德，顺助元气，含养庶类。如此，则天文昭烂，星辰显列，五纬循轨，四时和睦。不则太阳不光，天地混浊，时气错逆，霾雾蔽日。”意思是说，“霾雾蔽日”、“ 天地混浊”是因为皇帝没有选贤任能，上为之生气，如果“爵贤命士”，彰显帝王仁德，天气会转好，阳光明媚，月朗星列，一派安定详和之象。这个方法治霾当然无益，但启用贤良却间接有利于国家治理，有利于民众福祉，也算是因祸得福了。

　　第三个“治理”的办法，是要求文臣武将斋戒数日，禁止天下屠宰，并焚香祭天，祈神灵驱赶。这大约是古人将雾霾视为妖孽作恶，横空来世，人力无可抗拒，只能“求神打鬼”，通过“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办法来治雾霾。

　　如《元史》记载，至元六年(1340年)腊月，元大都发生了一起大风霾，“雾锁大都，多日不见日光，都(城)门隐于风霾间”，“风霾蔽都城数日，帝恐天神之怒，遣礼部焚香祭天，祈神灵驱风霾而散。”这次风霾来势凶，强度大，持续时间较长，皇帝分明感觉这是国家朝政有不妥之处，让上天生气了，赶紧叫集现在的宣传部、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于一身的礼部官员，点上高香，对天祭拜，恳求上天息怒。

　　也有皇帝亲自焚香祭天的，如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正月，发生了一次大雾霾，数日不散，能见度极低，为安全起见，通惠河上的漕运不得不停止，结果粮食运不进来京城，各大粮仓告急，眼看要影响官员的俸禄发放了。乾隆皇帝于是派官员到天坛祭天外，自己则率王公大臣在紫禁城太和殿前焚香祷告，以期感动神灵，战胜雾霾。而民间则依葫芦画瓢，遇到“霾灾”时，到龙王庙去焚香祭拜，求龙王“驱霾祈雨” ，这固然也不会有效。

　　第四个“治理”的办法，就是在生产上作些应对，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初春，发生风霾，京畿之农人“芸锄时令苗稍疏，预防风霾。”这一看就不是治霾，而是防风，为让庄稼免于被风霾吹倒。在古代，霾是一种“不可抗拒外力”，没有什么好的治霾办法，取法古人显然走不通，但其敬天畏物、自我反省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