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有“棒棒”，贵阳有“背篼”，名称都来源于他们使用的工具。

背篼是一种竹编的背篓，呈倒梯形，可以用来搬运一些零散物品，如砂石、砖块、肉菜，也可以用来背孩子。背篓的容量十分有限，对装载的物品的形状、大小也很挑剔，如果作为一种谋生工具，并不实用。

凌晨1点多，惠水县人、29岁的黄忠还没睡，在银行门口的绿化池上坐着，吃着一袋5元钱的爆米花。

“背篓，就是一个招牌，背着它满街走，不是说它有什么用，而是告诉别人我什么活都能干。就像以前的算命先生，你知道吧？他们都要拿着一个旗子，背篓跟那个旗子一个意思。”

黄忠说，大部分工作，背篓都是扔在一边，起作用的是篓子里面那根红绳子。几乎每个“背篼”都有一根一样的红绳子—废弃的横幅，一揉一扯后，扎为一束。

搬运物品的时候，横幅千变万化起来，捆绑变成一种艺术，就效用而言，比它作为横幅时要超越百倍。最要紧的是，捆绑完成后留出的肩带，可以任意拉宽，以减少重力造成的压强，让肩部更舒适。

“什么活都能干”，指的主要是搬运，把物品搬到楼上去，是最常见的工作。电器、家具、饮料、菜肴、砖头……任何有分量的东西。

贵阳人有一种与其他城市不一样的特性—他们似乎接受不了任何体力活—无论贫富，只要有体积较大的东西需要搬动，往往就会找专门的体力劳动者来帮忙。妇女或者老人上街买菜，买得多一点，会雇一个“背篼”；酒吧在二楼，供应商把啤酒送过来的时候，也是找“背篼”搬上去。

这就给了“背篼”以广阔的生存空间，贵阳人认为，自己需要他们。

当然，被需要，不意味着被尊重。就群体的社会地位而言，他们和流浪者十分相近，至少不比流浪者好多少。脏、臭、累，是他们的工作标签，而具有这些现象属性又能获得尊重的时代早已过去。

卫生状态的确是招致社会歧视的重要原因。跟他们混在一起好几天，客观地说，他们身上的味道常常让人几欲呕吐。夏天，只要有工作，一定是汗流浃背的。有时帮货车卸货，一干几小时，全身被汗水浸透，但他们不会在完工以后去洗一个澡。黄忠说，大概也就是一个星期洗一次。

附近有一个公共澡堂，黄忠说是8块钱洗一次，韦飞飞则说是12块，价格大不一样，结论却是一样的：“哪能天天去洗呢？”

大多数人是一周洗一次，洗完澡之后，穿上的衣服又可能半个月没洗过。所以，就脏臭程度而言，他们和流浪者相去不远。

20余人中，小付年纪最小，铜仁市的土家族，今年18岁，群体中唯一一个胖子。他父亲是生意人，家里并不贫穷，睡在大街上做“背篼”是他人生第一份工作。

他说：“我就不服了，贵阳人凭什么歧视我们？有一次，一个男的从这走过去，对我说，你就一辈子睡这里。我说，今天我睡这里，明天说不定就你睡这里！”

那一刻他的自尊心爆炸了。“我不偷不抢，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吃饭，我睡这里有什么不对？”

黄忠的头发凌乱，眼睛很小，小眼睛里每天都布满血丝。身上穿着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秋衣，白色的部分脏得不成样子。他说，一开始自己来到这里，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街上太吵了。一周以后，就习惯了，必须习惯，因为家里有父母妻子、两个孩子，孩子们现在都在上小学。

“我是一个父亲。”黄忠说。

社会权利与经济能力，是进行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对“背篼”而言，前者为零，后者也很微薄。

不过，他们对歧视的心理反弹，很大程度上却是因为在经济收入上，他们自视并不低。以往的公开报道，以及社科论文，谈及他们的收入，大体锚定在600元至1200元之间，记者阅读的最后一篇报道发表于2013年，收入数据上出入不大。

“开玩笑吧？”韦飞飞说，“我们这些人，每天最少要用掉50块钱，按新闻说的，我们都喝西北风过日子？”

韦飞飞的说法一下子得到许多人附和。“黄队长”说，我今天搬东西赚了150块，打老虎机就花掉300块。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过后一一询问，他们的月收入大概在2000~6000元之间。韦飞飞说，最少的时候也有2000多，最多的能拿到6000，一般情况下是四五千。

这一组数字解决了记者先前的疑问：如果收入只有1000元左右，在工业发达地区普遍缺乏劳动力的时代，为什么贵阳还有为数甚巨的“背篼”？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民工、产业工人的月收入已经达到四五千元。

因为，打工或者做“背篼”，收入已无差别。

“黄队长”曾经在广州花都区操作过数控机床，月薪4000多元；黄忠曾经在广州塑胶厂工作过，月薪4000元左右，后来在潮阳印过冥币，工资大体相当；小勇见过的世面更大，长三角、珠三角大部分有名的城市都工作过，工资也不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曾有在工业发达地区打工的经历。

差别不大的收入，解释了“为什么当‘背篼’”，但不能解释“为什么不愿当工人”。记者继续追问。

小勇说，贵阳的空气很好啊，你看看，经常是蓝天白云，不像你们那，PM2.5。

黄忠说，贵阳夏天凉快，不像你们那，热得睡不着。

电视上那句广告词，“爽爽的贵阳”，一下子从他们嘴里蹦了出来，然后又是一阵嬉笑，让人无从分辨真伪。

这群人当中，很少有人不想继续当“背篼”。

惠水人王友良是其中的特例，他在农业银行门口睡了十几年，总也无法坦然面对来往行人的异样眼光，他就想有所改变。

“我就一边干活一边观察，人家城里人都是怎么挣钱的呢？”他头发稀疏，前额上有两个经年不消的肿块，像是头上长了角，“要文化的活儿我学不来，我就看那些开摩托车搭客的，一上车就是10块钱，那时候我帮人搬东西，一次最多只有2块钱。”

他由此知道，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干一次活最少能比做“背篼”的报酬多4倍。所以他不断存钱，想买一辆摩托车。后来贵阳禁止摩托车行驶，他只能买电动车。电动车跑几十公里就没电，所以他一下子买了两辆。“一辆就要4850块。”

两辆车交替，能保一天够用，王友良一个月能赚到五六千元，他心满意足。

不过，做出租电动车司机和“背篼”一样，和这个城市里“正经的市民”几乎没有交集，都是按件取酬，互相的往来在短时间内就会终止，所以他没有别的朋友，不工作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和“背篼”们在一起。

王友良在自我认同上显然已经高于“背篼”了，但黄忠对此很不屑，他说，他开电动车也没什么好，一不小心撞上别人，或者自己摔了，就倒了血霉了，我们也不想干。

和王友良一样摆脱了“背篼”身份的还有老刘。他跟师傅学会了贴瓷砖，一个月能挣1万多元，头发理得整整齐齐，上身穿一件褐色的休闲西装，手腕上戴着一只50元的“劳力士”，除了手上贴瓷砖留下的洗不去的黑胶，身上其他地方都干干净净。

他也没有多少朋友，所以没事的时候，还是回到银行门口，跟老兄弟们一起玩。

“背篼”在绝大多数时候并不用标志性的背篓作为生产工具，他们其实就是城市自雇劳动者，城市社会里的大部分体力活都能承接。

在贵阳社会的话语体系里，“背篼”往往含有贬义，比如很便宜的香烟称为“背篼烟”，很差的饭食称为“背篼餐”，所以，“背篼”群体中对背篼一词都有相当程度的抵触，他们称呼自己的职业，都叫作“打零工”。

“零”的意思是没有组织性。他们的工作很随意，农忙的时候在家干活，农闲的时候出来打零工；心情好的时候坐在街边承接体力活，心情不好就在“据点”里倒头大睡。不受任何人管辖，不听任何人指挥，每天自由自在。

韦飞飞说，这是自己选择当“背篼”的最重要的原因。尽管大多数人小学都没有读完，相当一部分还是文盲，但这些人对宁静与自由却似乎看得很重。“不偷不抢”构建了他们心灵宁静的基础，不受管束则满足了他们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而这两者，则一同完成了他们对职业的自尊。

现在在贵阳城里，零工的集中地已经很少，大部分都以十几二十人的规模，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

一是容量的科学性，即一个区域内的人数合理性，人数太多生意就很难轮到自己头上。银行门口这20余人，虽说亲如一家，但一旦有雇主到来的时候，还是存在激烈的竞争。记者曾看到，在雇主一招手的瞬间，正在打牌的“背篼”们快速将纸牌一丢，单手一撑，整个人飞下3级台阶。谁第一个冲到雇主面前，就成为合法的被雇佣者，其他人就悻悻而退。

因为人太多，其中一部分人白天会离开，到附近的延安路上建立小群体，打牌，等客。

5月24日晚上，银行门口的“据点”里多了一个人—来自黄果树石头寨的50岁的布依族汉子老伍。大家都在情绪高涨地喝酒、聊天，但没有人理会老伍，他一个人躲在两个绿化池的缝隙里喝着一瓶小二锅头，记者跟他说话，给他烟抽，他显得很激动。“兄弟，你以后来黄果树旅游，我帮你弄门票，不要钱！”

后来黄忠告诉记者，老伍不是属于这个“据点”的，可能是没地方住临时跑过来，所以大家都不理他。

二是建立“据点”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企业和个体户都不允许他们在门口聚集盘踞，遇到不驱赶他们，又可以遮阳避雨的地方，他们就不再离开。

瑞金北路这家农业银行就是宽大接纳他们的一个典型。银行代表体面与财富，而“背篼”象征脏乱与贫穷，这本是两个绝对冲突的元素，却互不干扰地融合在一起。

银行宽阔的屋檐，为“背篼”们遮挡了烈日和雨水。

这家银行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银行从来没有尝试过赶走他们。即便想赶也赶不走，“警察、城管都拿他们没办法”，相处日久，银行职员、保安和“背篼”们都建立了熟络的关系。“‘背篼’在这里几十年了，比银行的历史还要悠久。”

长时间以来拥有数以万计的“背篼”，但城市在管理、服务上却与他们没有任何制度性关联，这是在各种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观察中贵阳总会受到批评的一面。

然而根据记者与“背篼”们的相处、交谈和体验，没有任何城市人、任何制度与他们发生长期的关系，正是他们求之不得之处。大部分人曾经有过的打工经历，让他们对工业社会的管理制度并不陌生，而这正是他们想要逃避的东西。

他们不希望被组织，对任何组织性因素都存在本能的心理反弹，这在唯一具有一点组织性表皮的“零工集散地”可以得到很好的佐证。目前，贵阳市仅剩的一个“零工集散地”是后坝，5月23日凌晨，记者专程前往观察。

凌晨5点左右，改茶大道上空无一人，路灯昏黄。5点半，空手或者提着锄头的人们陆续到来，随后人越来越多，到6点左右，已经有千人规模，将单向道路堵得水泄不通。人们在一段长约100米的道路上做着无规则的布朗运动—他们在寻找着雇主。一旦人群中出现衣着整齐的人，就会被簇拥在核心，他的一点挪动，都会带动着一群人的同向运动。

道路上陆续停了十几辆小面包车，被雇主相中的人，就会被叫上车，装满之后就开走。等到十几辆车都开走之后，天已经亮起来。起早贪黑来到这里找工作的绝大部分人，都是白来一趟。零工们告诉记者，六七天里能有一天找到活干就不错了。

“今天没活干，就玩过去了。”一名20岁左右的青年告诉记者，今天他们6个人，“都没人叫去干活”。眼神里有些许失落，同时脸上又带着习以为常的神色。7点半左右，没找到工作的人，恋恋不舍地散去。

罗仕明是贵阳的水电工程承包商，这天他亲自到现场招人。以往他都是让工头直接带人到工地，但带来的人要么太老，要么太年轻。太老的没力气，效率太低，太年轻的倒是悟性比较高，一两天就成为熟手，但第三天往往就不来了。“工资都是当天结清，干两天有了点钱，就找地方花去了，”罗仕明说，“有的年轻人有悟性，我想把他们培养成师傅，这样他们的工资能翻上一倍，但几乎没有人能坚持下来。”

所以罗仕明要亲自来物色工人。他只要中年人，有力气，同时有家口，有经济压力，不会随时撂挑子。

包括“背篼”在内的零工群体，对组织性的强烈排斥，一方面让用工者颇感烦恼，另一方面又从经济链条中剔除了一部分组织因素带来的成本，让需求方能够获得更低的价格，进一步鼓励了城市对零工的需求。

目前贵阳市一般白领的月收入大约在3000多元，这一水平还在“背篼”的一般收入之下。韦飞飞说，自己最多的一个月赚了6000多元，有时一天就有300多元。

这帮助他们建立了面对歧视性眼光和言行的心理防线。“有什么好牛的，工资还没有我多。”

在身后的银行，他们都开设了自己的账户。

韦飞飞就在努力存钱，现在有几万元在银行里。2013年，他在酒店做“墩子”，认识了上一任女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对方父母要求他拿8.8万元的彩礼，而他当时只有2万多元。“后来想了想，就放弃了。”从那时候开始韦飞飞就想存钱，但做“墩子”收入太低，考虑来考虑去，最后做了“背篼”。他现在有了新的女朋友，在安顺读卫校，每到放假，韦飞飞就会回去，跟她一起玩，给她买衣服。

对他而言，衣着整洁的人不见得有资格鄙视他，因为他正是放弃了衣着整洁的工作才当了“背篼”。

然而，“背篼”收入的即时兑现以及工作的不稳定性，也成为了他们的困扰。

收入的即时兑现，是指工作结束马上付钱，钱到手心里踏实；工作的不稳定性，则是指有时持续几天找不到活干，韦飞飞说，一个月能有15天有活干就不错了。小勇除了当“背篼”，还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负责安装广告牌，但他说，“我们那公司就跟倒闭了似的，半个月没活干”。

收入的即时兑现和工作的不稳定性两者交织，就会造成他们在生活状态上“手里有钱”和“闲得发慌”同时出现，赌博，就是必然的逻辑结果。

他们都好赌。最常见的赌博方式是聚在“据点”或者街头打扑克，一圈一元，一天下来，最多的能输掉100多元；其次是到旁边的地下台球馆打台球，一盘赌注为5元，5月24日下午，记者陪着他们打了一下午台球，起初说好只打1小时，最终持续了3小时；再次是玩老虎机，24日，“黄队长”输了300元，其中性格最内向的韦飞飞，每隔三五天也要去玩一次，经常一个月输掉1000多元；还有就是买彩票，24日，王成彩票中了200多元，而他的一个伙伴则一共投注140元。后坝集散点的凌晨人潮当中，也有人摆开摊档赌大小，一拉开桌子就有好几个托儿围上去下注，零工们随后围成一圈，或下注赌钱，或看人赌钱，完全忘记了寻找工作。

“工作—赌博—工作”是他们共同的工作节奏，稍有节制力的人也自苦不已。所以，他们即便收入不错，也没有多少剩余。小付说，当自己需要进银行取钱的时候，就是正在赌博的时候。

之所以赌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街头群居，互相动员。而街头群居，又是一种工作必要—他们必须出现在街头，最好是24小时出现在街头，才能增加被雇佣的几率。

一个人不会赌博，但如果只有一个人，就太不安全。长期调研“背篼”生存状态的贵州师范大学学生马虹说，“背篼”被抢劫的案例不在少数。

于是乎，收入与消耗本身成为无法解决的矛盾。

人们假设，如果“背篼”们可以租一间房子，在家里等生意，或者被收编为企业员工，统一安排工作，那么与这一群体相伴而生的人身安全、赌博消耗、影响市容、劳动力闲置浪费等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贵州的一位社会观察人士告诉记者，至少10年前，贵阳就曾出现过“背篼”公司，试图将散在的自雇劳动者组织起来，但都因为他们的自由散漫习性而难以为继。此后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人有信心进行组织尝试，政府与他们之间也基本不会发生关系。王友良说，以前还要查暂住证，现在早就不查了。

就存在状态而言，他们已经“被放弃”。

马虹却注意到了另一种组织可能性。她是贵州毕节人，而毕节是“背篼”一个重要的来源，她的亲戚中也有人在贵阳当“背篼”。她首先关注的是这种街头打牌等客造成的人力和精力浪费，其次是这一交易方式带来的身体苦难——为了等客，他们只能露宿街头，在贵阳的风雨和寒冬中备受折磨。

他们既不愿意被组织限制，又对提高与雇主对接的效率有所期待，学习“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的马虹想到设计一款平台性的手机软件。这个APP收纳贵阳“背篼”们的信息、联系方式，他们在下载注册之后，APP就会显示他们的即时位置。贵阳市民有需要的时候，打开APP，就能看到附近的“背篼”位置以及电话号码，打电话召唤上门。

在手机互联网普及的时代，这一思路并不显得十分独特，但运用在贵阳“背篼”身上，因为其盈利前景不明，在马虹之前，人们没有动过心思。

作为一个学生，马虹没有钱投资，她把一份项目方案从门缝里塞进了工商局局长的办公室。她还没有走出工商局的大门，就被局长的电话叫了回去。很快，她得到了一笔来自政府的扶持资金，这一款APP，预计会在两个月后上线运作。

政府部门对马虹的快速回应，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背篼”管理问题一直是他们的心结，马虹的计划让他们看到了缓解管理缺失问题的可能性。

“有这种好事？”当记者向“背篼”们介绍这一软件的开发思路后，这是他们一致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