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著名的反邪教专家瑞克.罗斯，发表的新著《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Cult Inside Out》），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美国商业电报网（www.businesswire.com）、雅虎网、《参考消息》、凯风网等海内外媒体，都对该书的出版进行报道，反邪教人士托尼·奥尔托加（Tony Ortega）在其个人网站发表的关于该书的评论文章，收到1100余条评论，其受关注程度可见一斑。

　　由于罗斯新作包含着对法轮功邪教行为深刻的案例研究，因而，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不仅是一部揭露邪教洗脑真相的专著，更彰显出一种难能可贵的道德良知。

　　在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对法轮功问题予以关注的学者不在少数，但能全面、客观、公允地对法轮功邪教进行研究者，却难能可贵。就在2014年8月，还有一位名叫葛特曼的美国人，在法轮功组织的授意下，炮制出一本所谓《大屠杀》的书籍，抹黑、攻击中国政府对法轮功人员进行所谓“活摘”。再往前回溯，2006年，加拿大人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也曾抛出臭名昭著的《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对中国政府进行污蔑攻击。正因为有这些反面教材的存在，罗斯先生对法轮功组织客观、深入的研究才显得弥足珍贵。

　　其实，无论是罗斯先生，还是葛特曼、两位大卫，他们首先是学者，作为一个学者，应当客观、公允、忠于事实，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准则。但事实上，真正能忠于这一准则者，却是寥若晨星。比如那位葛特曼，他所谓的“大屠杀”，大多是道听途说，他甚至大肆篡改台湾政客柯文哲的访谈，为自己的作品作伪证。又如两位大卫，发表所谓“独立调查”的“活摘报告”，实则是对法轮功组织偏听偏信的“背书”，加拿大广播电台以及《渥太华公民报》，都高度怀疑这份报告的公正性，并将所谓“苏家屯活摘案”称为“苏家屯故事”。葛特曼与两位大卫的做法，不但背离了作为学者应有的职业操守，更偏离了做人起码的道德标准。

　　与这几位假“学者”相对比，罗斯先生作为真学者，所表现出来的职业道德，令人尤为尊敬。罗斯先生以其30年的反邪教经验为依托，以所掌握的500多例为基础深入研究，为数千邪教受害者提供咨询，以大量实证性的第一手资料，撰成《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一书，其作品的严谨性、客观性、可信性，是不容置疑的。比如对于2001年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案的研究，罗斯先生不但全程关注该案，还于2011年亲自采访了自焚案幸存者郝惠君和陈果，进而得出法轮功的精神控制使信徒走向极端并酿成了悲剧的结论，指出“法轮功选择了试图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还“发布了一个荒诞的阴谋论，暗示这场惨剧是由中国政府导演、用以诋毁该组织及其领导人”。这样的研究和论述，是十分令人信服的。也正因为此，《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的出版，是对葛特曼《大屠杀》以及大卫“活摘报告”，在技术层面和道德层面最有力的回击。

　　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民众，罗斯先生同样令人尊敬。2006年以后，当法轮功组织炮制的“活摘”谣言，甚嚣尘上之时，唯有罗斯先生基于对法轮功组织行为深刻的了解，强烈指责美国媒体，“几乎从不给予详细的调查，就毫不怀疑地全盘接受了他们的说法”，这在对中国存在政治偏见的美国社会是十分难得的。不止对法轮功邪教，罗斯先生对其它邪教的态度同样如此。他在接受凯风网专访时曾陈述，自己和他的罗斯研究所，曾经面临过5次邪教的起诉，足见罗斯先生所面临的压力。

　　哲人罗素曾经说，有三种力量一直支撑着他前行：“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对人类所遭受苦难的痛彻肺腑的怜悯”。我想，罗斯先生30年来专注邪教问题，恐怕也正是基于对遭受邪教苦难者的同情和怜悯，这也更让他的新作充满了道德的力量。

　　最后，要提到这样一个插曲——2014年1月，“活摘报告”的作者之一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因其与大卫·乔高合著的《血腥的活摘》等作品，包含极端主义内容，被俄罗斯法院裁定禁止入境。2014年12月，反邪教专家罗斯先生的新作《邪教：洗脑背后的真相》刚一上架，就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且热度持续发酵。这个强烈的反差足以说明，充满道德的力量，可以让好的作品走得更远，反之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