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去哪儿了？一份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18%的美国女性年过四十仍未生育，比四十年前几乎翻了一番。除去没有结婚，或是遇到生理障碍的人群，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主动放弃生育。然而当这些人面临拷问，往往以“比起带孩子我宁愿多熬夜”“我更愿意享受奢侈的假期”这样的话搪塞过去，似乎这仍是一个禁忌话题。

　　美国洛杉矶时报专栏作家梅根·道姆被这个现象所吸引。她对《赫芬顿邮报》说道：“滑稽的是，似乎在这件事上承认自己自私或者生活铺张，比强调它不适合自己，不是自己想做的事来得容易。”

　　《“自私、浅薄、自我中心”：十六位作家谈为什么他们不要孩子》是道姆编选的文集，收录了十六位决定不当爸妈的作家讲述他们心路历程的文章。她希望借此告诉我们，至少有一部分“非爸妈”不是什么长不大的孩子，他们是在深思熟虑之下做出了决定，并以不敷衍的态度把他们的思考记录了下来（书的主标题显然是大度地自黑）。

　　道姆希望更多这样敞开心扉的交流能缓和家长们与“非爸妈”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或者改变人们把两种人群截然对立的思维方式：毕竟他们都在尽力以最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将生活继续下去。

　　不生孩子有“学问”

　　这本精心编选的文集收录的文章十分多元化，作者男女皆有，行文风格各异其趣，而作家们举出的具体理由也是五花八门，这意味着“非爸妈”远非一个同质性的群体。

　　有的作家十分豪迈地引经据典为自己辩护。比如，劳拉·吉普尼斯的文章《母性本能》提醒我们，现代人十分看重的母亲应该带孩子的观念其实是一个相当晚近的发明，她写道：“在工业化兴起，女性可以选择参加雇佣劳动之前，没有人谈论过这种观点。”她指出，如果不戳破关于这种观点“自然而然”的迷思，会带来有害的政治和社会后果。

　　蒂姆·克雷德则激动地将不当爸妈的生活称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实验……一种关于存在的先锋行为，在相对其他人更少些妄想，或少些安慰的情况下，强迫我们的选择直面关于存在的那个赤裸裸的问题，强迫我们每天向自己证明繁衍的终止并没有使生命失去意义。”

　　安娜•霍尔姆斯则有自己独特的敏感点。她无法接受“有孩子”这件事作为必不可少的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具有的“可怕的商品性”。

　　生娃挺好，但自己的生活更重要

　　不同于其他作家或义正词严或柔肠百结，杰夫·戴尔的文章潇洒自如，丝毫不带罪意，也没有自我怀疑。他提到，也许自己“根深蒂固的阶级敌意”能够解释他为什么厌恶做父亲。他不想在孩子“已经从牛津或剑桥毕业”的情况下还要“打电话给《卫报》或是费伯和费伯出版社的朋友询问实习机会”。

　　另外一些作家认为养育孩子会影响他们钟爱的写作生涯。莱昂内尔·施莱佛采访了另外一位没有小孩的女性，她说如果有孩子的话，自己一本书也写不了，也不可能成为一位殊有成就的记者。西格里德·努涅斯在文章里援引知名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1997年一次采访中的话：“我找不到模板，找不到一个女作家能做她想做的事，同时还过着普通异性恋的生活，养了孩子。”她还引用了艾丽丝·门罗后悔将自己的小女儿从打字机上轰走的一番言辞。

　　育儿绝非易事，要有自知之明

　　埃利奥特·霍尔特曾在36岁时被重度抑郁症击垮，彼时的她正准备把当妈妈的事提上日程。她事后回想了其他一些极度沮丧的时刻，并决定放弃生育孩子的想法。她写道：“如果我日后再度被抑郁弄得虚弱不堪，也不会连累孩子了。”

　　还有一些作家是完美主义者，担心自己无法全身心地投入育儿事业，索性放弃了这一想法。努涅斯自问：“我可能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母亲吗？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爱——这我做得到。但我也认为写作拯救了我的生活，如果我不能写作，我将死去……我无法为了孩子成为那样的母亲：她的孩子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孩子成了那种无条件的爱的对象，这种爱我小的时候就极度渴望，至今未竭。”

　　罗斯玛丽·马荷尼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将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有责任给他/她一切，把孩子置于所有其他事情之前。”她还引用了19世纪美国作家霍桑的妻子的育儿箴言：“无限的耐心、无限的温柔、无限的宽容——一点都不能少，且我们要竭尽我们有限的力量来练习此事。”

　　不过正像有评论者指出的，对这种无限的爱的执着或许是作家本人内心状态的映射。评论家空口无凭，可是十六位作家之一的丹妮拉·亨德森直白地表露了心迹：“我决定拿走本来要给孩子的那份爱，然后给我自己。”

　　归根结底，无论赞成还是反对生孩子，一种共有的情绪是害怕留下遗憾——想要生娃的害怕就此失去自由，或是没有能力好好爱孩子；不想生娃的，毕竟过了合适的年龄，就只有老去一途。杰妮·赛佛替我们作了精到的总结：“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什么都不缺……完美的生活不存在于当下，将来也永远不存在。对此唱反调的人只是在培育一个险恶的迷梦：那就是有可能不带悔恨地活着。每一次重要的选择都是利弊相杂的。”

　　或许，正是这种开明而坦诚的态度能够将生养孩子的话题驶离非此即彼的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