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特琳女士

　　张艺谋2011年新作《金陵十三钗》请来了好莱坞一线男星克里斯蒂安·贝尔作男主角，出演南京大屠杀中一名来自西方的神父，在教堂中藏匿着暂免于日军铁蹄下的中国人。虚构的电影引发了我们对历史真相探求的欲望——

　　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里写了十三个风姿绰约的秦淮妓女，风雅脱俗的玉墨，犀利泼辣的红菱，懵懂稚嫩的豆蔻……她们在大屠杀中逃离自己的楼船，几近屈辱地翻进教堂避难，被心软的神父收留，却在最后关头主动代替女学生忍受日军的蹂躏。这个故事基于真实的历史但又有改编，其中最重要的不同是，无奈地目睹这些女子身着学生装排队离去的，不是神父，而是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魏特琳。美国人魏特琳在血色蔓延的大屠杀中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这位在中国教书28年的美国女传教士，对于这片东方热土的感情甚至超越了很多中国人。

　　被中国人称为“华小姐”的老师

　　1886年，明妮·魏特琳( Minnie·V·autrin)出生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科尔小镇，魏特琳很小就给铁匠父亲打下手。因为贫穷，12岁时，魏特琳被送到邻居家生活，冬天最冷的几个月都在放牛。为了挣学费，她的学生时代打过各种零工，最主要是上门推销百科全书。两年制的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魏特琳半工半读4年才顺利毕业。

　　1912年，毕业成绩优异的魏特琳加入了海外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被派往中国。她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并根据她的姓Vautrin的谐音给自己起名华群，很多中国人习惯称她为华小姐。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很多中国女人都不识字，魏特琳对这些完全不能理解和接受。她先是排除万难在合肥建立女校，又在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以后改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增设教育行政管理课程，培养女中的教师和行政管理人才。她通过募捐在金大附近买地盖教室，专门招收附近的贫困孩子，鼓励金大的女学生担任教师，在中国首开学生教学实习制度。魏特琳认为，这些都是推广中国女子教育的基础。对这个陌生国度的女人们，魏特琳有一种天生的责任感。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弃中国”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逼包抄，战争阴影瞬间即至。一些在南京的外国教授和杭立武商议，一旦日军攻入城池，他们计划仿效上海，在南京建立难民安全区。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长的魏特琳，主动提出了一个方案：将金陵女院作为难民安全中心。她致信美国驻华大使馆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从地理位置和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作为安全中心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这里被用作人道目的，那些出资捐助的教会组织也一定会很乐意，我们准备立即腾出楼下的房屋，准备好大房间，以备万一。魏特琳没有想到，她的这个建议在随后的日子里，会成为压在自己肩上难以想象的重负。

　　11月17日，宋美龄派人把自己的钢琴搬来赠送给金女院，因为这位领袖夫人很快也将离开南京，魏特琳劝说打算留在南京的吴贻芳校长赶紧撤离。12月1日，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仅剩下魏特琳和十几名中国员工。当天晚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安全区正式成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名列其中。

　　也是在这一天，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的回答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并在大使馆出示的“无论如何也不离宁”的文件证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姓名……这已经是她第四次郑重拒绝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请求。她甚至曾致函美国使馆，指出各国使馆这样撤出是很不明智的。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只是一些外国人自发成立的“民间组织”，并不是现代国际政治学意义上的“国际组织”，它对主权国家并不具约束力。魏特琳知道，作为中立国公民，她留在沦陷后的南京也并不是绝对安全。此前，南京已经遭遇了长达4个月的疯狂大轰炸，魏特琳曾在日记中描述被轰炸后的南京：尽管屋顶漆了一个很大的红十字标志，但仍有16枚炸弹被故意地投在中央医院和卫生署所在的院落里……网球场东面礼堂的西墙倒塌，所有的窗户都破碎了。魏特琳写道：“我认为我不能离开……就像在危险之中，男人们不应弃船而去，女人也不应丢弃她们的孩子一样！”

　　撑起血海中的生命孤岛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几乎是同时，大屠杀开始，整个城市火光漫天。日军进城时，中国军队已经撤退，但日军还是展开所谓“大搜查”。许多日兵进入民宅搜查，见到女人或是就地强奸，或是拉回部队配给士兵轮奸。

　　任何一名日本兵都可以肆意强奸中国女性而不受到任何惩罚。上至七十多岁的老妪，下到十来岁的小女孩无一幸免，大多数被害女性都是完事后当场被杀死。就像魏特琳在日记中写的那样：“今天，世上所有的罪行都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所，南京沦陷后，有大批女难民涌入这里。“（12月17日）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这里也是日军发泄兽性的重要目标，在日军进城的头10天里，每天至少有10到20群日本兵到金女院抓人，强奸妇女，抢劫钱财。他们从学校的大门、侧门强行入内，还翻越围墙进校园，还有夜间从学校低矮的篱笆上爬进来的，在无灯光的大楼里，楼上楼下乱摸一气，摸着哪个就对哪个强奸。

　　对于学院中树立的中立区标志，和日本大使馆官员写的不许日本兵进入的手令，日本兵根本不当回事，只有这位金发碧眼的女士出现并大声叱喝，他们才会收敛。大多数情况下，日本兵看到她出现，拔腿便跑，但有时也用武器威胁她，甚至动手打她。当时被魏特琳藏在这里的中国守军营长郭歧，在他的《陷都血泪录》中写道：“日本兽兵如果来了，要进去的话，她(魏特琳)即不顾一切地抵抗不准进去，说理不成，有时动武，同兽兵搏斗。听说一次被日本兽兵打了几个耳光，人人为她担心，然而她始终如一地奋斗到底。”魏特琳一面组织校内教职员工巡逻校园，一面请来在“国际安全区”服务的外籍男士轮流守夜。她自己不是守在门房，就是被叫去阻止进校来奸掠的日兵，从他们手里夺回中国妇女，无法吃上一餐安顿的饭，每天晚上和衣而睡，随时应付突发情况。

　　对于暴行，魏特琳没有表现出一丝畏惧，但最让她心痛的，却是这些中国女人遭遇。“昨夜，有30个女孩在语言学校被抓走，今天听说几十个女孩子从她们家中被抓走的惨事，其中一个只有12岁。”“今天晚上有辆卡车经过金陵女院，上面有8到10个女孩喊着‘救命’、‘救命’……”她事后在日记中记道，“假如日本妇女们知道她们的士兵——她们的丈夫和儿子所加诸中国人的野蛮和残酷，我不知道她们该作如何的想法。”

　　此前，魏特琳为建立国际安全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她们估计将有2700多名难民到这里避难，但由于日军疯狂地强奸、屠杀，惊恐万分的女人和孩子们纷纷涌入，最多时超过1万人，她们大多一无所有，魏特琳要向这些难民提供吃住，还要承担大量的管理工作，压力顿时增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她的预期，而最关键的是，她不知道这种压力还要持续多久。“我们让所有40岁以上的妇女回家与她们的丈夫及儿子在一起，仅让她们的女儿和儿媳留下。今夜我们要照看四千多名妇女和儿童。不知道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能坚持多久，这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怖。”

　　在那些孤立无援、极度恐惧的中国人眼里，魏特琳就是希望的化身。魏特琳每天都看到大批的中国男人含泪把她们的妻子、女儿甚至母亲送入这里，自己站在门口久久不愿离开，那种看着亲人遭受暴行的钻心疼痛，谁都不愿经历，但此一别，也可能是永诀。

　　“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

　　1938年1月28日，日军宣布关闭所有的安全区，所有难民必须在2月4日前回到家里。很多女性回到家里又遭到强奸、抢劫，甚至被杀死。每天都有悲剧在上演。“今天又有这样的事发生，一个39岁的妇女被5个日本兵强奸，一个57岁的妇女被两个日本兵调戏。”女人们向魏特琳哭诉，却还保留着最后的一点尊严，魏特琳在日记中写道：“妇女们是不愿意轻易地告诉我这些事的，因为她们觉得这是最耻辱的事，怎能叫年轻的女孩回家。今天每逢我穿过校园，又有一群又一群的人聚在一块，求我设法让她们留下来，我的心真为她们痛苦。”

　　魏特琳决定不顾日军的命令，尽自己所能让她们留下，并收留属于别的难民营、回过家但无法待下去的女性。她用职业训练班的形式，变相收留难民，并为她们创造自谋生计的条件。直到1938年5月31日，最后的6个难民营关闭后，金女院仍收容着800多名妇女，她们不是无依无靠，就是家住在经常遭受日军骚扰的地方。魏特琳不仅保护女性，还帮助她们寻找失踪的亲人，每天早上，她都派员工到难民中去登记，写上失散人的姓名，然后由她转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或交日本使馆，催促他们设法寻找。魏特琳一直想方设法改善难民的生存环境，她请来外国医生为难民看病、打预防针，为儿童弄来奶粉和鱼肝油，为女难民开办学校，补习文化知识……难民们叫她“活菩萨”、“观音菩萨”。

　　作为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国人，她对这个国家的感情甚至超过了某些中国人。她曾在日记中厌恶地写道：“可悲的是有的中国人常常带领日本兵到有点钱的商人家里去，在日本兵的枪或刺刀的威胁下，他们不得不将钱交出来。”一次，她看见一个中国小男孩戴着太阳旗的臂章来给姐姐送饭，便上前说：“你不用佩戴太阳旗，你是中国人，你们的国家没有亡！你要记住是哪年哪月戴过这个东西，你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时期，魏特琳写下的大量日记，不仅真实记述了日军的种种暴行和个人遭受的巨大情感创伤，更成为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珍贵史料。1938 年7月30日，国民政府为了感谢她，秘密地授予她当时赠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采玉勋章”，通过特别途径把勋章送到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交魏特琳。

　　患了严重忧郁症，离开中国一年后自杀

　　南京大屠杀结束后，由于长期劳累和过度的精神压力，魏特琳患了严重的忧郁症。1940 年5月14日，在多方的劝说下，魏特琳离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回国治病。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使魏特琳精神受到严重创伤，她病情不仅没有好转，还眼看着自己一步一步滑向悬崖边缘。“我正努力恢复”，1940年10月20日魏特琳写信告诉她的朋友说，“不管我多么努力不再去想别的事，但是，我的精神似乎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崩溃。”

　　1941年5月14日是魏特琳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这位一向坚强倔强的女性却选择了打开厨房的煤气，结束自己的生命。魏特琳死后，朋友们在她的枕边发现的唯一遗物，是一张沾满泪水的金女院避难孤儿的照片。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曾对友人说，假如她还能再生一次，她还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中国是她的“家”。金陵女子大学一直是她生命的重要部分，魏特琳在这里付出的精力远大于对他的家庭和亲人。为了留在这里，她与已订婚的未婚夫分手，无法陪伴父亲身边，弟弟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以至于魏特琳住医院治疗期间需要家属签字时，弟弟也不闻不问。弟弟无法理解魏特琳为何把一生都献给一个如此遥远和陌生的国度。

　　魏特琳被安葬在密歇根州雪柏镇郊的公墓，基督教传教士联合会特意制作了一块4尺见方的大理石墓碑，上面刻着一幅象征金女院的中国古典式房屋图案，房屋顶部用中文隶书写“金陵永生”。遗憾的是，在那座小镇，包括魏特琳的亲人在内，一直无人理解这四个属于那个东方古国的文字。离世的魏特琳也许不能接受，一年之后，她倾注了毕生心血的金陵女院被日本人占领破坏的事实：作为军营、马厩和指挥部使用，破坏非常严重。就像那座对中国人来说含义深刻的墓碑，没有出现在南京一样，因为战乱和政权更替，魏特琳死后，她的所作所为也不为后世的中国人所知。直到那本厚厚的《魏特琳日记》被一个东方人发现……

　　半个世纪后魏特琳“复活”

　　1995年的一天，一位美丽的东方女子坐在安静的耶鲁大学图书馆内，认真阅读着一本厚厚的档案材料，这是一部用打字机写的，装订得不太好的私人日记。她小心翼翼地翻阅，不时抽泣着，甚至大颗眼泪掉落。这位华裔姑娘叫张纯如，祖籍南京，祖父是抗日国军将领张铁军。1937年，就在大屠杀前一个月，祖父带着全家逃离南京。张纯如阅读的这本档案就是尘封五十多年的《魏特琳日记》。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巧的是她也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是魏特琳的校友。当时，她正在为她的新书《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收集历史资料，在执着到近乎偏执的搜索中，她发现了这本险些被世界遗忘的日记。张纯如曾回忆自己第一次阅读魏特琳文献时的感受：“当我在耶鲁读完魏特琳日记和她的书信时……我既愤怒又很困惑。为什么这些记录没有被编辑成一部书出版？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魏特琳却被公众遗忘？为什么魏特琳的精神没有成为全世界所共有的遗产？”她开始把日记中的史料引用在自己的著作中。2000年4月，历史学家胡华玲出版了第一部完整的明妮·魏特琳英文传记《南京大屠杀时期的美国女神：明妮·魏特琳的勇气》，以魏特琳一生为内容的话剧也在芝加哥上演。10月《魏特琳日记》中文版付梓。张纯如这位致力于研究南京大屠杀、令无数资深历史学家自叹不如的女孩，让魏特琳在半个世纪后“复活”了。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张纯如与自己的偶像魏特琳一样，深受忧郁症困扰，2004年，她最终选择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只有36年的年轻生命。她的丈夫道格拉斯说：“是工作伤害了纯如。”张纯如撰写《南京暴行》时，接触的全是无比残忍和血腥的历史事实，那些残忍故事让她陷入痛苦深渊，加上艰苦的采访和写作，最终导致她患上抑郁症，以致精神崩溃。《南京暴行》的写作过程中，她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有人说，对人类的绝望是张纯如自杀的主要原因。

　　《魏特琳日记》中记录了这样一件事：南京陷落后，日本人要求金陵女院必须交出100个女人，否则就要在学校驻军。当时有20多个妓女站出来，使女学生们逃脱了厄运……2005年，与张纯如有过几面之缘的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以此为灵感，写下了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2011年的冬天，导演张艺谋的同名电影上线。张纯如的父母说，女儿一直想拍一部世界级的日本侵华的电影，因为“对于美国的年轻人，电影的影响要比书籍大得多”。（本文作者周冉，摘自《文史参考》第24 期，2011年12月出版，定价1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