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武侠作品都有这样的情节，主角中毒后就用蜈蚣、毒蛇、癞蛤蟆等触目惊心的毒物来“以毒攻毒”，以求化解功效。至今，民间依然有人相信某些偏方，拿毒物治病，结果适得其反。
看来，以毒攻毒不过是金庸们矫劲笔力下的产物，实在不应信以为真，更与现代科学南辕北辙。然而，小说家并非凭空捏造，这种置诸死地而后生的疗法其实是有历史根据的。
以狂犬病为例，先民对它的诊疗早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左传》就说“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国人逐瘈狗”。瘈狗即疯狗，中国人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已知疯狗的严重危害，因此见狂犬就群起而逐之。这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狂犬病疫情的最早记载。
狂犬病毒是狂犬病的罪魁祸首，它主要存在于患病动物神经系统中，其唾液也常含有大量病毒。人一旦被患狂犬病的动物咬伤、抓伤，就有可能遭到该病毒的入侵。古人也总结出“初中毒时，人不觉，平时忽然发惊，日久哮吼，嘶喊叫跳奔跑者，难医”，而且“九死无一生”。特点为怕风、怕光、怕水、全身痉挛抽搐，最终呼吸循环衰竭而亡。早期的巫医束手无策。
面对恶疾，勤劳智慧的先民不会坐以待毙。经过多年沉淀，最晚在公元四世纪，国人已初步掌握了狂犬病疗法。据东晋医药学家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载，狂犬的脑组织可治狂犬病，“杀所咬犬，取脑敷之，后不复发。”人们发现，人被疯狗咬伤后发狂犬病，推断疯狗是直接祸根，那么疯狗体内一定有某种强烈毒素，这毒素究竟是什么，当时的科技水平无法解答，然而古人推断毒素在疯狗脑部，又据“以毒攻毒”的哲学，尝试取出疯狗脑髓这个“毒”，敷于伤口，以攻击疯狗传给受害者的“毒”。疗效证明，有不少患者真能获救。
我国古代的“人痘”法预防天花，其理念与此如出一辙，效果也颇可观。近代以来，英国人琴纳改良的天花“牛痘”法、法国人巴斯德研制的狂犬疫苗，也与之不谋而合，他们是否涉猎过古代中国“以毒攻毒”的思想？不得而知。
医学证明，少量病毒可刺激人体产生有益的抗体，反而中和病毒的侵害，这就是现代疫苗的设计理念。以毒攻毒，不是绝对的虚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