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众何时能不在雾霾中看升旗？（东方IC/图）

　　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京津冀依然难以完成“大气国十条”任务。目前，曾参编“国十条”的权威专家已发出预警。

　　这是珍贵的预警信息，但全国其他地方独缺这种“沙盘推演”。更令人担忧的是，各地治霾方案几乎都是仓促而就，“心里没底”是多地环保官员的共同感受。

　　2014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据媒体报道，市长王安顺谈及雾霾严重性：“中央领导说，2017年实现不了空气治理就‘提头来见’。”

　　虽为玩笑话，但最近一份权威报告披露，如措施不加码，到2017年，京津冀真的无法完成治霾任务。

　　这是清华大学与中国清洁空气联盟联合撰写的报告。报告出炉之际，恰好是《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大气国十条”）实施一年时间。

　　“我们相当于做了沙盘推演，发现目前战略不行，不能掉以轻心了，要给政府一个警示。”报告作者之一、清华大学环境学院院长贺克斌说。

　　勿论争议，这无疑是难得的预警信息，但全国很多地区并无类似的“沙盘推演”。更令人担忧的是，全国及各地陆续出台的治霾方案几乎都是仓促而就。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一年间的相关报道采访发现，“心里没底”是多地环保官员的共同感受。

　　“领导着急了”

　　为了聊点“空气”，2014年6月30日，由河北省委书记、省长亲自带队的政府考察团，在参观了清华大学互联网等高精尖实验室之后，特地去到了环境学院。意想不到的是，一众官员在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在一些专家看来，现场气氛甚至有些紧张。

　　双方谈论的，是一份《基于“大气十条”的京津冀地区细颗粒物污染防治政策效果评估》（以下简称《评估》）。

　　这是一份历时已一年的研究报告。2013年9月，作为全国治霾5年计划的重磅方案，“大气国十条”甫一颁布，贺克斌团队即着手准备“算账”。

　　算法是，针对“大气国十条”和京津冀三地发布的配套计划，研究者将具体治理措施参数化，构建京津冀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清单——污染物削减了多少，再运用空气质量模型进行定量评估，空气质量随之改善了多少。

　　“大气国十条”对于京津冀区域的硬性要求是：到2017年，京津冀PM2.5浓度下降25%左右，其中北京市的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单位下同）左右。

　　“沙盘推演”的结果表明，2017年，北京市的PM2.5年均浓度较2013年下降25.6%，达到65.8，但天津市和河北省的下降幅度则只有18.7%和14.7%。

　　因此，报告的结论是：即使全面落实现有的减排政策，到2017年，依然存在北京PM2.5年均浓度达不到60的风险，天津市与河北省的部分地区也存在PM2.5浓度不能降低25%的风险。

　　这并非一份简单的民间调研，贺克斌正是“大气国十条”的参编专家。此前一个月，在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圆桌会议上，贺克斌就分享了研究的初步结论，引起了京津冀环保官员的关注。

　　研究结论让河北的领导官员有些震惊。“领导着急了，让清华大学不只是说问题，还要提出药方，如何才能实现目标。”贺克斌说。

　　现在已过去3个月，报告在河北官方形成的震动正在发酵。2014年9月19日，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河北省环科院副院长邢书彬时，后者已正在和清华大学联合开展课题研究。“我们正在研制强化的实施方案。”

　　早在一年前，河北省环科院就成立了大气污染防治研究工作领导小组。清华之行后，河北省的专家团队也成立了“加强版”。8月7日，河北省政府组建了“大气污染防治专家咨询委员会”，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郝吉明和贺克斌等15位省内外专家受聘成为委员。委员会的任务正是针对河北省大气污染防治开展研究论证，提供咨询意见和建议。

　　一场没有把握的生死战？

　　研究也受到了河北省环境技术人员的质疑：“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搞出的减排措施，你们还说不够，你们的模型对不对？”

　　不过实际上，河北省环保部门的官员在和贺克斌交流时，亦透露出“自己心里也有些没底”。所以在部署措施时，他们已在公布的减排措施范围之外，增加了“自选动作”。

　　这场治霾攻坚战，似乎从一开始就缺乏“沙盘推演”。

　　“大气国十条”自2013年3月开始制定，9月颁发后，河北紧跟着发布了相应的冀50条。“去年出台也是挺着急的，难点很多，当时没有做可达性评估，后期也没做过。”河北省环科院一位工作人员说，“环保厅的主要科研力量就是我们院，可是我们做不起来。”

　　河北省环科院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大气科室，环保厅的大气处也是2013年才应运而生。

　　这亦非一地之忧。“（我去地方调研时）有的市长说，我打仗已经准备了干活的队伍、准备了财政资源，但是你要告诉我，枪打哪里最管用。”贺克斌说。

　　“国十条到各地方案，出台都比较仓促。”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冯银厂说，他参与了国十条和天津市配套设施方案的制定。而《评估》从立项到结题，清华大学的研究团队历时一年，还只是提出了“宏观的建议”。

　　时间紧、缺人才，这是河北省面临的难题，也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难题。

　　“地方在对应‘大气十条’列出的细则能否达到目标，没有几个地方做过研究。因为没有这个能力。我现在了解的，只有做过大型赛事空气质量保障的地区，例如北上广深，才有这能力。”贺克斌说。

　　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空气质量专家万薇发现了这个问题。她这一年来前往东北、西南、长三角、珠三角等多个城市调研，发现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基于现在做的事情，地方政府并不知道具体的减排效果，在考核之期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目标”。

　　所以，9月16日，在亚洲清洁空气中心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上，对于政府在大气污染防治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各方讨论的结果正是“难以评估减排效果”。

　　一场治霾“巷战”，如何不停留在口号上？（东方IC/图）

　　“协同”药方

　　如何才能完成目标呢，贺克斌将其总结为“多污染物协同控制”。

　　以PM2.5为代表的复合型大气污染好似并发症，单单治理一种污染物，可能不会药到病除，甚至会带来副作用，使得一些污染物浓度上升。所谓协同控制，各项病症要搭配着治疗。

　　PM2.5来源复杂，有直接排放的一次PM2.5，亦有二次反应生成的二次PM2.5，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转化而成的硫酸盐、硝酸盐。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挥发性有机物都被称为前体物。

　　如何削减前体物，是降低二次PM2.5的主要难题，也是《评估》的主要发现。

　　《评估》认为目前京津冀的行动计划无法达标的主要原因是，二氧化硫的减排效果明显，但对氮氧化物和一次PM2.5的减排效果不及二氧化硫，对氨气和挥发性有机物的控制则较为薄弱。

　　京津冀地区处于氨气富裕地区，过多的氨气加剧了各类污染物的复杂反应，如无协同减排，在京津冀地区，氮氧化物的减排反而会导致臭氧浓度增加，促进二次PM2.5的生成。

　　所以，《评估》开出的十大药方是，协同加大了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次PM2.5、氨气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削减比例，并细化成公共政策，例如天津、河北将畜牧养殖业集约化比例提高到30%，并推广施用缓释肥料以减排氨气。

　　不过，这项针对未来作出的评估也存在不确定性。

　　除了研究中使用的排放清单和空气质量模型自身的不确定性外，首先会产生影响的就是气象条件。研究采用了2013年气象条件模拟2017年的情况，而2013年的气象条件较为极端，如长时间雾霾等。如果2017年气象条件优于2013年，结果则会更理想。

　　另一个因素则是周边地区的减排情况。研究假设山东和内蒙古均能达到“大气十条”的改善目标，但若周边地区维持2012年的排放水平，将使2017年北京、天津、河北PM2.5下降幅度减少2-4个百分点。

　　不缺“炸药”，缺“沙盘”

　　“协同减排是正确的思路，但变成可实施方案，还需要科技手段支撑。时空和化学成分减排要怎么组合才最合理。”贺克斌说。这也是地方缺乏的能力。

　　而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使得国际经验也不能完全照搬。贺克斌将大气污染的研究分成源识别和源控制两类。目前各地的力量大多放在源控制上，用什么技术削减水泥厂、钢铁厂的污染，有如战役里专门炸碉堡，这些技术各地已掌握得比较清楚。

　　但识别对方的火力配置以配置我方的兵力，则需要沙盘推演，包括建立排放源清单、模型模拟和大气污染立体观测三大研究方法，这只在举办大型赛事的城市演练过。“大部分省会城市尚不具备源识别能力，地级城市就更不行了。”贺克斌说。

　　虽然清华可以承担类似的识别研究，但贺克斌不希望延续这种“你给我钱，我给你研究报告”的关系。“技术平台和人才队伍要当地化，如果不能有专人负责分析，也可以让当地的高校参与研究。”贺克斌说。

　　另一种模式则是建立类似于环评的环境服务业，交予专门的公司来识别和评估，但我国此方面的市场还未打开。

　　实际上，河北省的减排措施也随着科研的深入而明确。

　　“我们一开始制定行动计划时，源解析的结论还没有做出来。针对今年源解析的结论，根据挥发性有机物和氨气的贡献程度，今后会有所调整。”河北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郭斌说，“河北省将出台规范，专门整治制药行业挥发性有机物和异味。”

　　“希望有不同声音”

　　2017年并非终点。

　　贺克斌认为各地亟待建立技术平台，以精确、科学地治霾。实际上，除了河北，北京和天津市环科院对于本市的行动计划也做了测算。

　　“贺老师的研究结果比我们乐观。”北京市环科院院长潘涛说，“我们研究过，北京2017年达到60比较悬。我们也在准备提加强的建议，目前还没有最后结论。”天津市环科院也做了类似的测算，结果同样是“目标不一定能完成”，结论也没有公布过。

　　“评估的模型和参数都有差别，我们希望有不同声音出来讨论，这样才不会忘了行动计划。否则真就是‘规划规划，墙上挂挂。’”贺克斌说。

　　他希望每年都能对行动计划进行后评估，而不是等到2017年才来做检讨。类似的，各地采取的重污染日应急方案，也可以有快速后评估，给公众一个交待。

　　“很多百姓说，应急之后天还是灰的啊。如果有了快速后评估，就会明白‘此灰非彼灰’，PM2.5浓度也许从600降到了400，人眼是看不出来的，正如发烧从41度降到了39度，虽然手摸着还是烫的，但降低了健康风险。这样市民才知道自己少开车是有贡献的。”贺克斌说。

　　万薇在调查时发现，各地相继都制定了应急方案，但大多数内容相近且在落实层面不够具体，工作人员也并不确定应急之后能产生多大效果。

　　后评估还可以为改善措施积累经验，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北京奥运会。北京奥运期间，一半时间的空气质量达到了一级，有人说控制力度过激。但设定预测方案时，参照的是近20年平均正常气象条件，并且保证在“老天帮倒忙”的情况下，也可以达到国家向奥委会承诺的二级标准。幸运的是，奥运期间“天帮忙”，空气质量就往正向发展，变成了“额外捡来的”一级天。“所以，不能说浪费那么多资源，停了那么多工厂。”贺克斌说。

　　对于各地签署了责任状的一把手而言，2017年是任期内必须完成的目标。对于贺克斌和潘涛而言，2017年只是一个里程碑。他们正在以2030年为目标，制定PM2.5的达标规划。

　　“PM2.5从130到100，我们知道氨气和挥发性有机物的减排要搭配好，但100到35，怎么办呢？科学技术并不完善。2017年之前，科技人员要抓紧时间，准备下一个阶段的研究。”贺克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