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亚历史上，班超的活动是最精彩的一幕，班超也是最值得肯定的人物之一。所以班超之后一千八百多年来，历代对他论述极多，褒誉之作比比皆是，贬毁之词几无所见。然而，对于他在西域成功的原因和意义却很少做过全面的深刻的探讨。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公元一世纪前的西域形势

　　人们一般认为，中原与西域的正式交往始于西汉张骞。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情形全不知晓，或知之甚少。只是到汉武帝时，才和西域正式往来，较为详细地了解到西域的情况。

　　汉朝初期，匈奴雄踞北方，不断侵扰边境，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五世苦于匈奴之患，无不欲击之以安边塞。因此，他们采取“与民休息”政策，极力发展生产，积蓄实力，武帝时已“天下殷富，财力有余，士马强盛”。于是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决心彻底解除边患，为“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从公元前一三八年至一二七年留驻西域十一年，带回了各方面的情报。他的“凿空”之行，做为汉朝与西域正式交往的开端，揭开了中西交通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中西交往日益频繁，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起外交和贸易关系。张骞返回后，武帝派大军北伐匈奴，逼其退入大漠以北；又于公元前一○四年派贰师将军伐大宛，震服了整个西域。武帝的“勤远略”渐次实现，使西域进入了汉朝的势力范围。

　　昭、宣二世，汉朝与西域的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然而汉匈相争仍十分激烈，争夺的焦点还是西域。在这一场争夺战中，汉朝不断加强对西域的控制，逐渐把匈奴势力逐出西域，公元前六○年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标志着汉朝对西域建立起直接的统治。可是宣帝以后的形势却急转直下，汉末的几代皇帝要么是昏庸无能之辈，要么是乳臭未干之孩童，贵戚弄权，朝政混乱，对西域的控制渐渐放松。王莽称帝后，实行错误政策，引起西域的反抗，“与中国遂绝，并复役属匈奴”。

　　公元二五年，刘秀建东汉，西域此时又因匈奴“敛税重刻”，不堪忍受，转而欲向汉。在西域享有很高威望的莎车王康及其子贤表示“思慕汉家”，多次派人请求东汉王朝派遣都护。但是光武帝因“天下初定，未遑外事”，婉言辞谢了诸国的请求。匈奴利用这种形势，迅速控制了北道和南道东部，并向西扩展。莎车国虽然田沃地广，人口众多，但毕竟不是匈奴的对手。莎车王对内统治又很残酷，向诸国“重求赋税”，时而因为大宛“贡税减少”而率数万之众伐之，时而怀疑“诸国欲畔”而尽杀其王，不等匈奴前来交锋，即被其下属于阗消灭。匈奴趁此机会，占据了北道及南道东部，把日渐强盛的于阗逼到西南一隅，接着又率大军围攻于阗。于阗无力抵抗，只得乞降。匈奴占有整个西域后，成为东汉王朝最大的外来威胁。

　　匈奴不仅控制了西域，并且直接出兵侵扰东汉边境，“寇五原”，“寇云中”，“寇西河诸郡”，兵战连年。然而，这时的东汉王朝已不是光武之时，经过四十年的努力，生产发展很快，经济水平显著提高，封建政权的统治基础日趋稳固。此时，抗击匈奴，打通西域已具备充分的条件，于是这一问题被正式提到东汉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东汉政府为确保边塞的安全，为重新打通中西交往的孔道，并为炫耀其赫赫武功，开始出师西域，远征匈奴。在西征的马蹄声中，班超--这一世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班超在西域的功业

　　班超（约公元三二~一○二）字仲升，陕西扶风人，少有大志，不修细节，早年居住乡里，以有勇有谋称著。后随兄偕母来到洛阳，常去替官府抄书。一次，抄书累了，他弃笔而起，仰天长叹：“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自此立下雄心壮志，誓欲为国效命，立功绝域。后来果不其然，随着汉匈争端的加剧，他便奋然而起，投笔从戎，献身疆场，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公元七三年，窦固奉命出击匈奴，班超任假司马率偏师进攻伊吾，因战绩突出，博得窦固赏识，派他和郭恂出使西域。

　　西使的首站是西域要冲鄯善。班超等人初到鄯善，鄯善王广对他们“礼敬甚备”，但很快就改变了态度。班超立刻推断出：定有匈奴使者到来，使得广犹豫未决，不知所从。他叫来鄯善王所派的侍者，劈头诈问，得知匈奴使者已到达多日，正在进行策反工作。班超深感局势严重，立即采取果断措施，把鄯善王派来的侍者关押起来，于当晚率领三十六人火攻匈奴使团的驻地，将其全歼。然后叫来鄯善王，示以匈奴使者首级，从而打消了他对匈奴的顾虑，使鄯善摆脱了匈奴的羁糜，臣属汉朝。鄯善首举告捷，明帝诏令提升班超为军司马，继续前进。

　　班超仍率三十六人沿昆仑山北麓西行，到达于阗。此时匈奴正派人监护其国，于阗王广德慑于匈奴的压力，对汉使“礼意甚疏”。于阗国信巫术，巫师怂恿广德叫国相私来比索求班超坐骑祭神，想要试探班超的反应，班超事先探知，假装应允，叫巫师亲来取马。巫师信以为真，果然前来，超立斩其头，又逮捕来比，鞭笞数百，将巫师首级送还广德，广德见后十分恐慌，赶紧杀掉匈奴使者，重归汉朝。

　　于阗之西是疏勒。当时倚恃匈奴雄踞北道的龟兹攻陷疏勒，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班超在公元七四年春抄近路来到疏勒，派田虑先行前往兜题驻地 槃 橐城，临行时班超秘授机宜。田虑到后兜题见他人少势弱，不肯降服。田虑按班超所授之计，猛扑上前，捆缚兜题，兜题手下吏士四散而走。班超得悉，迅速赶到，召集疏勒将吏，按当地群众要求改立忠为疏勒王。

　　从公元七三年到七四年，仅一年时间，班超在西域接连获胜，东汉北伐部队也频传捷报，汉朝势力迅速达到西域东、南、西部地区，远及葱岭。西域诸国大多摆脱了匈奴的控制，进入东汉的势力范围。班超平定疏勒后，东汉沿袭西汉制度，设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派遣军队屯田，在西域重建统治。

　　公元七五年，匈奴卷土重来，再度控制北道和天山东部，三月发骑兵三万围攻戊己校尉屯田驻军的金满城和柳中城。十一月焉耆、龟兹乘明帝新亡朝内无主，起兵攻杀都护陈睦等二千余人。班超在疏勒孤立无援，龟兹又多次发兵攻打，班超势单兵少，退守 槃 橐城。章帝登基，下令撤除都护和戊己校尉；又恐班超孤军困守，难以自立，令他东返洛阳。消息传来，疏勒举国为之惊恐，都尉黎 当班超离去时说：“汉使弃我，我必复为龟兹所灭耳。诚不忍见汉使去。”说罢引刀自杀。班超东到于阗，于阗王侯以下诸人都号哭着说：“依汉使如父母，诚不可去”。甚至抱住班超的马腿，死不放行。见此情形，班超料定南道诸国赤诚向汉，忠心可用，再说他本已立志建功西域，于是果断地勒转马头，回返疏勒。

　　班超返回时，疏勒已投降龟兹，并且和尉头联合起来。班超先发制人，捕杀反叛之众，又率兵攻下尉头，再次安定了疏勒。并且他还以疏勒为基地，重新开始活动。这时西域的形势是：由于东汉撤销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罢除屯田士兵，北道已隶属于匈奴；南道虽基本上仍服从于东汉，但“东通中国的道路已被匈奴切断”。班超在这种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一面团结西域各国，联合攻打匈奴占据的北道，于公元七八年收复姑墨石城；一面上书章帝，请派援兵。章帝“知其攻可成”，欣然同意，派自愿前往的徐干率千人支援。

　　公元八四年，章帝又派和恭率兵八百增援，班超乘势发兵进攻莎车，欲一举平定西域。莎车秘密遣使以重利贿赂疏勒王忠，忠受贿反叛，向西逃窜。班超首先动员所有力量伐忠，经过几番周折，诱杀了忠并摧毁了他的军队。公元八八年，班超发兵二万五千再攻莎车，遇到龟兹派往莎车的五万援兵。鉴于双方力量悬殊，班超便扬言说要率部撤退，还放回俘虏的龟兹士兵，有意让龟兹王闻知。龟兹王知后大喜，马上出动万骑向西拦击班超，又派八千骑东攻于阗。他们哪里知道，这正中了班超的调虎离山计。当夜班超令手下军队猛攻莎车，飞兵从天而降，莎车守军惊慌失措，东逃西窜。班超率军追杀，大获全胜，从而彻底镇服了骄横一时的莎车王，使汉朝声威大振。

　　这一年，窦宪征伐北匈奴，六月大破之。这就为班超征服西域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年，月氏王因帮助汉朝进攻莎车有攻，遣使求娶汉室公主，被班超拒绝后怀恨在心，公元九○年派副王谢率兵七万进攻班超。月氏人多势众，班超手下吏士惊恐不安，而他本人却泰然自若，分析了月氏的弱点之后，果断地命令部下坚壁清野，还城固守。副王谢攻城多日不克，粮草将尽，派往龟兹求援的使者又被班超的伏兵斩杀。当谢见到班超送来使者的首级时，大惊，随即遣使请罪，乞求生还。班超放还副王谢，月氏从此纳贡称臣。

　　这时，北方匈奴与汉争雄失利，被迫西迁；西边月氏东进无功，转而南下。这种局面使龟兹、姑墨、温宿失去依靠，于公元九一年主动出降。至此，西域除焉耆之外，均被平定。公元九四年秋，已被提升为西域都护的班超发八国联军七万人讨伐焉耆，捕斩焉耆王广，传首京师。然后留驻焉耆半年，招抚安慰百姓。从此，“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班超的西域经略，至此大功告成。

　　公元九五年，和帝嘉奖班超，封他为定远侯。此后他任西域都护七年，这时东汉对西域的统治比较稳固。公元一○○年，班超已年近七旬，自感精力不济，难当重任，乃上书和帝，请求告老还乡。和帝批准了他的请求。公元一○二年八月，班超回到洛阳，因胸肋疾复发，不久与世长辞，终年七十一岁。

　　班超在西域成功的原因

　　班超的西域活动，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以往论述班超的著作，对他成功的原因却很少做深入的探讨。人们大多沿袭旧史书上夸大了班超个人作用的观点，只注重表现得较为显著的“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的个人特点”，忽视了那些“深藏的一般原因”，也就是说，忽视了西域人民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自西汉以来，西域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同中原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二百多年的和平友好交往，形成了强烈的向心力，人民希望有个强大的、友好的中央王朝来领导和保护自己，免遭匈奴奴隶主贵族的残暴统治。这是当时西域人民的愿望与要求，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种愿望在东汉初表现尤为强烈。

　　西汉末年，匈奴再入西域，汉朝设置的机构相继被摧毁。驻龟兹的西域都护等千余人是在莎车王康的护卫之下南撤，才幸免于难。继康之后的莎车王贤更是向往与中原的联合统一，多次“遣使贡献，请都护”。还有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十八国 也都“遣使入侍献其珍宝。及得见，皆流涕稽首，愿请都护”。这反映了在匈奴贵族统治下的西域人民，时刻都没有忘记和中原人民的友好关系，他们怀念昔日都护统治下的安定生活，希望摆脱匈奴贵族的残虐统治。这种政治上的向心力，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力量，是任何力量也不可战胜的，也是班超在西域能够获得成功的根本原因。

　　这种向心力的产生，除去政治原因外，还有深刻的经济原因。以往各国在都护的领导下，生活安定、生产发展、贸易繁荣。汉朝对西域非但免收苛捐杂税，反而每年要贴补许多费用，这当然使西域获得直接的利益。西域还从事中西居间贸易，尤其是丝绸贸易，获利更大。然而，匈奴贵族的统治就残酷得多。他们在西域掠夺人口、财产，“敛税重刻”，使“诸国不堪命”，怎能不促使西域人民思慕汉家，向往统一呢？经济上的内在原因，无疑会大大地促使政治上的向心力更加强烈。

　　在匈奴统治之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西域人民，把汉朝的使者当作摆脱苦难的救星，班超等人的到来当然也就深受欢迎。正是由于西域人民痛恨匈奴贵族的残暴，思慕汉朝的威德，他们才能在西域站稳脚跟，逐步扩大影响，在人民的支持下，联合各国，最终将匈奴势力驱逐出西域。这与其说是班超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西域人民的胜利。范文澜先生在分析班超在西域成功的原因时做了极为精辟的论述，他说：“这是因为他们后面有汉朝和西域交通的愿望，前面有西域诸国脱离北匈奴与汉交通的愿望，……如果单看作他们个人有智有勇，凭几十人几百人压服诸国，那就变成神话，不是历史事实了”。的确，如若不是这样，即使班超他们才智出众，武艺超群，也难以获胜。假设西域各国与之为敌，他们恐怕早已身首异处，更不要说建功西域了。那么东汉之际的西域历史也得改写。

　　为何班超再次西行时，不要加派兵员，胸有成竹地说：“愿将本所从三十余人足矣”。难道他真的凭借三十六人就足以完成逐匈奴、通西域的大业吗？非也。后来，颇晓“胡夷情数”的班超在上明帝书中一语道破了天机--“以夷狄制夷狄，计之善者也”。准确地说，以西域诸国的力量来驱逐匈奴，安定西域，是再好不过的计策了。西域人民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有他们的支持，就一定能成功。班超也正是看到了这一力量，顺应了历史潮流，方才有所作为。

　　但是我们在肯定、突出西域各族人民的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班超作为西域历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所起的作用。自然，没有班超，也会出现另一个班超式的人物来代替他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可是换了别人，这一时期的历史可能会具有另一种面貌，也可能不会那么有声有色。事实上，班超的个人才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他非常钦佩，李约瑟称他是“著名的将军”，斯坦因称他是“军人而兼大政治家”，苏联的《世界通史》上说他“不仅以卓越的战略家著称，而且以天才外交家闻名”，梁启超说他是“千古之快男儿”，“世界之大英雄”。这些评价是否恰如其分呢？

　　前面已经简述了班超在西域的活动。他终生东奔西忙，“莫享余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和才华都献给了西域，献给了西域人民。纵观他的一生，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他无疑是一位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

　　一、 班超具有卓越的政治才能。

　　首先，班超出身于书香门弟，世宦人家，父、兄、妹均为著名的历史学家。按当朝之风，理应奔营仕途，求取功名，或承继父兄之业，皓首穷经，专攻学问，做个学者。可他却不为士大夫的愚见所束缚，抄书之际，便立下雄心壮志，力图建大功以报国，不甘将年华消磨在笔墨之间，在匈奴时常犯边的情况下，大发感慨，誓欲立功西域，并以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这表明：他能冲破世俗之见，认清社会形势，辨明时代潮流，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其次，班超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他每到一处都留心观察当地各种微小的事物，利用认真的观察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在鄯善，根据广开初礼敬甚备，后来忽然变得冷漠怠慢这一转变，觉察出匈奴使者已经到来，而广正犹豫未决；在于阗，他根据广德礼意甚疏，又让其巫师索取坐骑一事，了解到后面有“监护其国”的匈奴使者从中做祟；在疏勒，他根据兜题“本非疏勒种”，认定“国人必不听命”。他在西域仅仅几年功夫，就已颇晓“胡夷情数”，知道诸国“依汉与依天等”。进而得出结论：西域可用，匈奴可逐。于是他信心十足地上书章帝，陈平定西域之良策。后来，果然依靠西域人民的力量，趁窦宪大败匈奴的良机，一举把匈奴彻底驱逐出西域，从而牢固地树立起东汉王朝在西域全境的统治。再次，班超能够团结部属，顾全大局。班超与手下三十六人的鄯善之举，事先未通知上司郭恂，第二天郭恂知后“大惊，既而色动”，班超看出他生怕班超等人抢了头功，于己不利，便说道：“掾虽不行，班超何以独擅之乎？”几句话将郭恂的疑虑一扫而光，从而维护了内部的团结一致，保证了这次出使的成功。公元八三年，章帝派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还。李邑到于阗，恰逢龟兹攻疏勒，他“恐惧不敢前”，还上书说西域之功不可成，并诬告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听后恐见疑于当世，“遂去其妻”。然而章帝非但未听信李邑的诬告，反倒更加信任班超，令李邑受班超节制。可这时班超并没有恃诏报复，反而让李邑护送乌孙侍子回返洛阳，从此可以看出，班超不计私利，顾全大局，是一个宽宏大量，光明磊落的正人君子。因为班超能够团结部属，所以手下三十六人竭尽忠诚，甘愿“死生从司马”；郭恂、李邑之辈也对他感恩戴德；增援的一千八百人更是言听计从，指挥起来得心应手。最后，班超善于安抚人民。广大的西域各族人民，是最重要的力量，班超与他们的关系又怎样呢？关于这一点，笔者无需多言，只要回顾一下班超离开疏勒和于阗时当地群众盛情挽留的情形，便一目了然。他甚至在攻下焉耆之后，还亲自留驻半年，招抚安慰百姓。再说，他在西域动辄“发于阗诸国兵二万五千人”，“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而诸国莫不宾从。足见他是非常善于安抚人民、依靠人民的。

　　二、 班超具有出色的军事才能。

　　西域诸国，就其本意来说无疑是希望归属于汉朝的。可是处于汉匈争夺之下，又距中原那么遥远，匈奴骑兵挥手即至，所以他们中有的时而归附，时而叛离，使得西域形势瞬息万变。这就要求派往西域的使团同时是一支具有战斗力的“武工队”，其首脑也应成为这支队伍的最高指挥官。东汉派出的正是这样一支队伍，所以班超也就集二任于一身，既是政治外交使节，又是军事指挥官。留驻西域后，又是驻军的最高统帅。他在西域指挥过屈指可数的三十六人，调动过声势浩大的千军万马，亲自参加的大小战斗不下数十次。他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勇猛顽强，所向披靡，往往能迅速果断地出奇制胜。即便是在十分不利的形势下，也能临危不惧，处之泰然。许多战役都是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进行的，然而大多数都以胜利而告终，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初到鄯善，他在危难之际当机立断，率三十六人攻杀匈奴使者，死里求生；再到于阗，他略施小计，引巫上钩，继而杀巫一举平于阗；再到疏勒，仅派随员几人，出其不意，先擒其王；月氏大军来时，他率众坚壁清野，退守孤城，使之粮绝而后自溃；龟兹等联兵攻打于阗时，他则调虎离山，星夜疾进，捣其巢穴，断其后路。总之，他在西域的多次战役中，均能根据形势的需要迅速做出战略决策，出奇制胜，大获全功。所以梁启超说他：“以冒险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魄力……撄四面之敌，而指挥若定，以建大功”。可见他既不是唐突莽撞的一勇之夫，也不是畏首畏尾的懦弱书生，确实具有大将之才，大将之风。一些史学家称他为“将军”、“卓越的战略家”，笔者认为是非常恰当的。

　　三、 班超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班超首先是以外交使节的身份出现于西域政治舞台上的。起初，出使的目的是“招抚西域诸国”，联合他们共击匈奴。他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做了许多一般外交使节力所不及的事。他身在西域三十年，“坦步葱、雪，咫尺龙沙”，驰骋纵横于整个西域，每到一处都宣扬汉朝威德，斥责匈奴无道。在一些地方根据当地人民的要求，“改立其王而绥其人，不动中国，不烦戎土，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措施很得力。他还采取恰当的外交手段，以达政治、军事上的最终目的。如派使说月氏劝退康居兵；捕获兜题而后纵之；放归失利后乞求生还的月氏副王谢等等。为了同西方国家取得联系，他于公元九七年派甘英出使大秦，史书上说甘英一行“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拒玉门、阳关者四万余里，靡不周尽焉”。他们到那些前人从未到过的国家和地区，与之建立起通商和外交关系。

　　四、 班超具有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中华民族向来以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而著称。当内忧外患到来时，她的优秀分子往往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班超堪称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本来，按常情班超可以去做官或当个学者，但他却不以为然。一旦国家需要，就奋然而起，投笔从戎，献身疆场，丝毫不计较个人安危，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并且一去就是三十年。要问他的动力从何处来，答案只有一个：正是这种顽强的民族精神驱使他这样做。否则，他是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西域的；即便是去了，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章帝继位之时，诏令被困疏勒，孤立无援的班超东归，此真乃天赐“良机”，班超何不乘此脱离险境，载功回返中原，坐享荣华富贵，可他仍“欲遂本志”，毅然决然地勒转马头，孤身留驻西域。“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处处身先士卒，曾多次负伤。回洛阳后伤病复发，仅一月即告病逝，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身上表现出的这种顽强的民族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今天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综上所述，正是由于班超具备了这样一些才能，方可在西域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历史上任何杰出的人物都不可避免地由于历史或阶级的局限而有其缺点和弱点方面”。班超当然也不可能例外。他必然受到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做出一些违背人民意愿的事。比如他在战斗中曾多次进行过残酷的屠杀，“击破尉头，杀六百余人”；“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纵士钞掠，斩首五千级”等等。再如他还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功利主义、牧民思想。他在西域惨淡经营是为了竭尽全力“报塞天思”；献身绝域的目的之一在于“以取封侯”；他诬蔑劳动人民“怀鸟兽之心，难养易败”，告诫其后任任尚要谨慎小心地蓄而牧之。对这些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加以分析。但是，尽管班超有其局限性，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他还是自觉和不自觉地代表了人民的某些愿望与要求，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和西域人民一道建立了辉煌的业绩，起了许多积极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他是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

　　班超通西域的意义

　　班超在西域总计三十年，经历了明、章、和三朝。他的活动在中西关系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在他在世时就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如今一千八百多年后，看得更加清楚。

　　一、他联合西域各国赶走匈奴，使西域人民摆脱了匈奴贵族的残暴统治，创造出一个较为安定的环境，为西域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王莽时期，匈奴贵族在西域建立起统治，疯狂地掠夺人口和搜刮财物，使西域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西域人民追念西汉故事，向往昔日都护治下的安定生活，表示“思慕汉家”，希望汉朝派遣都护，象西汉时那样建立统一安定的秩序。班超通西域后，匈奴势力被迫撤出，西域人民的愿望得以实现，他们终于得到了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毫无疑问，政治局面的稳定是符合西域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事实上，自匈奴被驱逐后，西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和平状态。特别是在班超任都护期间，更是吏治稳定，战事消弥，人民安居乐业，生产稳步发展。这必然推动着西域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虽然关于这方面的具体情况的资料很有限，但根据能够见到的资料来分析，是完全可以做出上述结论的。

　　二、扩大了东汉的疆域，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统治。班超率领诸国抗击匈奴，平定内乱，为东汉王朝开疆拓宇，收复失地，对于再建汉朝在西域的统治和巩固整个汉朝在全国的中央集权统治起到了积极作用。由于他的活动，“帝国的声威在全塔里木盆地又树立起来了”。“中华帝国的控制由是扩及新疆”25。当他们最终将匈奴驱逐出西域之后，西域“五十余国悉纳质内属。其条支、安息诸国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这时，“中国的政治力量向西扩展，竟远达帕米尔地方以外”。远的且不说，仅西域内属诸国就“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极玉门、阳关，西至葱岭”，包括塔里木盆地及其四周。在这一广阔的地区内，汉王朝委派以都护为首的大批官吏，长久驻扎军队，开荒屯田，设立驿站，建立起直接的统治。西域都护的使命，“首先就是团结西域各国，共同抵制匈奴”，“防止匈奴势力及于这些地方，保护以西诸国与汉之间的交通贸易安全”，还要领导诸国发展生产，处理各种日常事务，并且要“督察乌孙、康居等”。东汉王朝通过都护牢固地把西域掌握在自己手中，使匈奴失却与汉争雄的后方基地，无力再次进扰汉朝的北方边塞，这就构成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东汉中央王朝稳固统治的重要基础之一。

　　三、打通了中西交通的孔道，保证了丝绸之路畅行无阻，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班超在西域时，处于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欧亚大陆上几个大帝国同时并存，各国家和地区间的相互往来，那是在所难免的。而“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丝绸之路这时仍是中西交往的主要通道，西域是其中的重要地段。整个东汉一代，西域有所谓“三通三绝”，其中两次是由于班超的积极活动而打通的。

　　“都护西指，则通译四方”，西域一旦控制在汉朝手中，中西交通的孔道也随之畅通无阻。为了确保交通的安全，东汉在沿途专门设置译站，“刘平国刻石”里就保留有这方面的记载。在政府的保护之下，“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中国与中亚、印度、波斯等地的使者往返不绝，商人活动频繁。有的是使者兼商人，商人兼使者，二者合为一体。大批的西域商人沿着丝绸之路往返于中西之间，从事居间贸易。人们携带巨量货物沿途贩卖，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许多痕迹。新疆考古工作者一九五九~ 一九六一年曾在民丰尼雅遗址发掘出大量东汉织锦；斯坦因本世纪初来到尼雅，他“在那里的时候发见许多中国古钱，都是后汉的东西”。这些都是商人活动的最好见证。有的西域商人还远到中原，他们“到一处辄止”，随时停留，就地经商，甚至和中原豪强挂勾，贡献奇异物品。这一时期由中原前往西域和葱岭西的商人也很多，公元九四年班超率众攻打焉耆的队伍中就有来自中原的“吏士贾客千四百人”。商人如此众多，商业之繁盛也就可以想见。那时丝绸古道上一定是高车辐辏，驼队迤逶，一片繁忙景象。而这种局面自西汉末匈奴切断西域后到班超重通西域前相当长的时期内从未有过。

　　班超重通西域后，中原与西域的交往日益密切，还和葱岭外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如安息、康居、月氏、天竺等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伴随着使者和商队的往返，屯田军队的驻扎，行政官署的设置，中西经济和文化交流也进一步发展。那时中原的汉文明源源不断地传到西域及其以外地区，西域和葱岭西各地的文明也陆续输入中原。这时“丝绸贸易仍在继续”，丝绸织品是贸易货物中的大宗，有大量的丝织品从中原运往西域、中亚、波斯等地，甚至由此转销欧洲、北非各地。新疆考古工作者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古代遗迹里发掘出大批属于这一时期的丝织品，有成匹的绢、绮，还有锦袍等。斯坦因在楼兰古墓葬中曾发掘出“光怪陆离的织物。其中有美丽的彩绢”。根据这些出土文物，再根据“古代著作屡屡提到有名的'丝织品'（seric fabrics ）而言，我们可以知道中国这些工业的出品那时正是滔滔不绝地向西方输去”。班超通西域后，东汉专派士兵屯垦戍边，各地驻防官兵，都从事耕种。既然有屯田耕种，那么中原所采用的一些先进生产技术和工具，诸如铁制农具、牛耕等，也就随着屯田的发展而传入西域。尤其是东汉时中原的生产技术进步很快，有许多新技术和工具传入。斯坦因在楼兰遗址中发现的中原传入的农具模型和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尼雅遗址及罗布泊地区发现的内地出产的铁制农具与器具都是极好的见证。

　　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向来是相互交错进行的，西域同样有大量事物传入中原。“中国那时一定也捎回不少外国所出自然的和制造的事物，特别是东伊兰地方的出品”，况且，“西方事物之传入，在中国古籍中都可以很明白的追寻出来”。前往中原的西域商人常携带大量本地和葱岭以西的土特产品，如毛、皮、 罽 、马、驼、驴、骡等。中原商人也往往带回这类货物，而且数量很大。据载，班超就曾从事过这类货物的交易。班固在给班超的信中写道：“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氏马、苏合香、登”，“月氏 毾 ，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可见这类物品，当时是不断地输往中原，而且在中原颇负盛名。不仅是商人，还有各国前往中原朝贡的使臣带来的珍贵物品，奇禽异兽也为数不少，如安息就多次贡献狮子、条支大雀等。西汉时就已传入中原的许多农作物、蔬菜、瓜果，如苜蓿、胡麻、葡萄、石榴、胡瓜、胡葱、胡蒜、胡桃等到东汉时仍不断地输入中原，在中原广泛栽培，极大地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生活。有许多农作物一直流传至今。

　　“汉代中国和西北方各国，特别是中亚细亚各国有广泛的文化联系”，这为在中原出土的带有这些地区文明特征的文物所证实，文献史料也有记载。尤其是西域的许多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音乐、舞蹈、美术（如著名的龟兹乐）的传入，给中原人民的文化艺术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文化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佛教艺术的传入。佛教何时传入中原，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正式的传入可以肯定至晚是在东汉明帝之时。而“是时佛教僧人之入中国，皆取道于喀什加里亚”，“佛教的传播，即由印度经中央亚细亚而达于中国及远东诸邦。使中国人归依佛教的许多僧侣，并非全属印度人，而实为中亚的土著”。班超在西域时，中亚的贵霜王朝（即月氏）正处于加腻色迦时代（公元七八~ 一○五），佛教和佛教艺术的中心由印度北移到贵霜并在此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东汉和贵霜的关系长时期内比较友好，双方使臣往来频繁，佛教和佛教艺术当然也就不断地输入中原。

　　古代中原与西域等处的经济文化交流，无疑地给予双方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以巨大的推动力。最重要的是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的祖国的形成、巩固和发展。因而班超通西域的历史意义就更为重大。当然，即便是没有班超去打通西域，中西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民间的交往也不绝如缕，从未间断。但是他的一系列活动大大地促进了这些交往，并使它达到了新的水平，为后来的中西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