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0年，新概念作文大赛让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青少年作家进入公众视野，有人开始以“80后”来描述这样一个新兴的作家群体。2004年，大众媒体开始大肆炒作“80后”概念，其中尤其以春树、韩寒登上《时代》亚洲周刊为标志，最终完成了“80后”的命名。10年过去，当年的“80后”们以“叛逆者”的姿态进入文坛，如今安在哉？在2014年的今天，我们不妨驻足回望一个群体的十年变迁。
长期以来，前辈对“80后”写作的看法充满争议，不敢说全然是“傲慢与偏见”，但起码有着挥之不去的“隔膜”。一代作家的成长需要一代批评家的护佑，这次，我们邀请的几位评论家全部生于80年前后。同时我们也设计了六个问题，邀约了六位80后作家进行“同题问答”。听他们夫子自道、看同龄人如何提点。
不管是隔着时间的距离，还是批评家代际的更替，这都是对80后作家群体以及80后写作的一次“重审”。
从成长中解放
◎杨庆祥
杨庆祥，1980年生。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曾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首批客座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年度青年批评家奖（2011年）。去年在《今天》杂志发表文章《80后，怎么办》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
2013年，“80后”依然是中国大陆文化界传播最广泛的名词。7月份和8月份，大陆“80后”最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家郭敬明导演的电影《小时代1》和《小时代2》分别上演，以其超出想象的票房引起轩然大波，对其泾渭分明的褒贬臧否甚至构成了不同代际之间的一次针锋相对的文化辩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以“80后”这一“典型代际”为基础的“80后写作”概念虽然在中国大陆的文化媒体和文学批评中被一再使用，但对于其内涵外延的界定，依然处于一个相对模糊的状态，因此在讨论“80后写作”的美学倾向和可能性之前，很有必要对这一概念稍作辨析。
青春资本化 想象力利润化
在我看来，在中国大陆历史语境中的“80后写作”，其实应该有狭义的和广义的区分。狭义的“80后写作”指的是2000年前后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青少年写作群，这一群体在最开始的时候主要由两个群体组成，一个是出自于上海的《萌芽》杂志社主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的“新概念作家群”，包括郭敬明、张悦然等人，这一批作家以小说和散文创作为主；另外一个是诗歌写作群体，主要通过一些诗歌刊物和网络论坛发声。2004年前后，大众媒体开始大肆炒作“80后”概念，其中尤其以春树、“韩寒”登上《时代》亚洲周刊为标志。因为诗歌天然的小众取向，在这一轮命名和传播中，诗歌被有意或者无意忽略，而小说写作则被特别突出。因此，严格意义上的狭义的“80后写作”实际上指的是以“新概念作家群”为主体的，具有非常典型的市场化特色的小说写作群体。这一写作群体的出现在当时最大程度地呼应了资本对于中国文学写作的想象：一代更年轻的写作者通过直接面对市场的写作，与既有的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文学体制断裂，并通过这种“有效”的生产方式的转型，形成新的意识形态：即反抗威权和自由表达。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以隐性的方式重新界定了写作的指向：青春和想象力的双重消费。青春文学不仅仅强调这一批作者及其读者的生理年龄，更重要的是，它将“青春”资本化，生理的事实被改造为消费的事实。写作从一开始就指向一种等价的市场交换，而对所谓的想象力的强调，则与传统的现实主义相对，对虚构的崇拜恰好是将写作的基础建立在单原子的个体身上，并在最大程度上将“想象力”利润化。从这个意义上看，“80后写作”一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它是特殊时代的产物，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转型暗通款曲。
广义上的“80后写作”则模糊了这种狭义“80后写作”的意识形态指向，而更指向一种“客观”的生理事实，它不仅将上述具有市场指向的青春写作囊括进来，同时也将那些非市场的，相对传统（比如期刊发表、批评圈子认定、主流评奖）的文学写作者纳入其中，最近几年来，一方面因为市场天然的追新逐奇的本性，一部分“80后”写作者的市场价值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传统写作者的人数又不断增加并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广义的“80后”有逐渐覆盖狭义的“80后”的趋势。这或许印证了柄谷行人的一句话：历史一旦终结，起源即告忘却。但“80后”写作的历史似乎还处于进行时的状态，狭义的“80后写作”和广义的“80后写作”如何通过具体的写作成绩来进行文学史的较量，似乎还有待观察。
热衷城市题材 沉溺自我经验
无论是狭义的“80后”还是广义的“80后写作”，在一个比较笼统的层面上，呈现出一些相似的美学症候。这些症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书写。相对于前辈作家（如50后、60后）对乡土经验的用力，“80后”作家更热衷于城市生活。中国的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大概始于1990年代，这正好是“80后”一代人的青春成长期。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农村的“80后”，都直接感受到了这一进程所带来的刺激和挑战。虽然在“80后”的写作中也有一些以农村为主要书写背景的，但这一背景也往往被置于城市这一巨大的镜像观照中，“城乡关系”是这些写作的地理学构图。在其内在的肌理中，城市已经内化为一道风景，所有的写作几乎都必须与城市发生或多或少的关系。
纵观中国的现代文学书写，城市文学往往是阙失的一块，即使在30年代有现代派的出现和80年代有上海倡导的“城市文学”，与庞大丰富的乡土书写相比，还是显得薄弱。究其原因，不过是社会的结构一直停留在乡土的层面。而“80后”的城市书写，与中国的现代城市进程互为一体，在他们的写作中，城市以日常而非奇观，以生活流而非意识流的形态存在。也许，在他们的未来的写作中，会出现真正有价值的城市写作。
其次，是自我经验的陈述。在“80后”的写作中，一个非常常见的形式就是第一人称叙述，这是“80后”以“自我经验”为写作资源的最直接表现。对于“80后”的很多作家来说，写作的精神分析学其实是“我”——这一孤独的当下个体——对于世界的不适应感，这种不适应，往往又多附着于青春期的情感困惑。毫无疑问，青春期的爱欲完全可以成为伟大小说的素材，比如《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等。但是中国的“80后”写作，却又往往拘囿于个人情感的宣泄，而缺乏明晰的理智予以升华，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更多的是情感的纠葛往复，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刻意，而少哲学精神层面的飞跃。这种自我经验的陈述，构成了一种我称之为“日记式”的文学，如果舍弃了一个外在的社会结构来赋予其意义，它就显得贫乏而孱弱。自我经验的陈述当然与成长的主题密切相关，但是因为内循环于自我，并不向社会和世界开放，因此这些“成长”变成了一种“伪成长”，也没有巴赫金所定义的经典成长小说具有的更新自我和改造社会的功能。在一些“80后”的作品中，甚至出现了一种“拒绝成长”的倾向。因为过于沉溺于当下性、即时性的私我，“80后写作”中有一种浓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是“80后写作”最有意味的一点。“80后写作”中的虚无主义几乎是无意识的，这与以前的文学史上的虚无主义非常不一样，1980年代的虚无主义有其明确的反动对象，虚无主义不过是手段用以解构“革命”和“崇高”，虚无的背后，其实是明晰的理智和历史实用主义。而在“80后”这里，这种虚无并无明确的所指，似乎是一种必然如此的呈现。在80后的很多作品中，人物往往没有“历史”，在某个瞬间出现，又在某个瞬间消失，过去与未来都被挤压在当下，而当下又不过是一片混沌的物质世界。“80后”由此轻而易举地从历史中逃逸了出来，将数代人的重变成了一代人的轻。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承接了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写作中的反历史倾向，又在共时性的层面回应着冷战终结后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你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历史情境。
历史在裂变和逆转 好的变化正在发生
以上的总结似乎有批评的意思，但这并非我的本意。我想说的是，任何一种式样的文学写作，都裹挟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只有裹挟了丰富历史信息的写作，才有可能成为传世的经典。“80后”有可以传世的经典吗？目前当然没有！可是“80后”已经三十有余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
如果“80后写作”还依然停留在原有的轨迹上运行，将自我经验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自动意识不加思辨地接受下来，“80后写作”还会有变化和进步吗？我觉得那是很困难的。好在历史总是不停地裂变，并在这些裂变中冲击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和精神，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史与世界史几乎同时在进行着某种裂变和逆转，我不知道我的那些同时代的，甚至是同年龄的作家和艺术家们是否感受到了这“最好的时代和最坏的时代”，但是在一些人的作品中这些变化确实在发生，这些变化包括：从自我的经验中解放出来，勇于面对生活世界的复杂性，不仅仅自恋于一己的情绪，而是通过社会互动的方式，将文学的经验拓展和扩大，最终以求得新的美学原则和新的历史的可能性。这是我乐意看到的方向，并愿意与之共勉。
从虚构的“共同体”到“虚构”的共同体
◎张定浩
张定浩，1976年生，复旦大学文学硕士，现为《上海文化》杂志社编辑，业余写诗和文章。著有《孟子选读》、随笔集《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文论集《批评的准备》（即出），另译有《我：六次非演讲》。
在《文化与社会》的结尾，雷蒙·威廉斯说：“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在考察和商榷行动时所用的词汇和语言绝非次要的因素，而是一个实际的和根本的因素。实际上，从经验中汲取意义，并使这些意义具有活力，就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必须接受和重新创造某些词义；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并努力传播另外一些词义。人类的危机总是关于理解的危机：只有真正理解的事情，我们才能做到。”作为一个词语的“80后”，既然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都挥之不去，它就已经成为了某种不能回避的经验，甚至成为一种借以思考和利用的资源。与此同时，它的词义，也自然在经受着一轮又一轮不同式样的改造：从最初网络诗歌论坛上年轻写诗者急切的自我命名，到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报道的“另类”指认，再到出版市场蜂拥而上的青春文学定位，进而半推半就地成为一个用以理解年轻一代生活状态的通用泛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尽管众多80后小说家从十年前开始就不接受“80后”这样的简单命名，并在随后的创作生涯中各奔东西，自行其是，但批评家似乎特别喜爱这样的命名，要将80后纳入某种整体性的视角中来观看。最新一轮的状况是，“80后”这个词语开始被赋予某种阶级属性，他们被归入小资产阶级或者是正在做着小资产阶级之梦的共同体，在房价的赤裸压力下满怀对生活的失败感和对历史的虚无感；抑或，是一群克尔恺郭尔意义上的执着于无聊的反讽者。
然而这个由批评家重新“创造并努力传播”的、更具整体感的“80后”一代人，和当年那个被书商和媒体共同捧起的“80后作家”一样，依旧是一个虚构的、不存在的共同体，是将一些个人经验、文学人物和书本知识综合之后再予以泛化演绎的产物。面对这样的所谓“历史虚无主义”、“小资产阶级”或“反讽者”的指认，一个中文系毕业找不到工作的80后loser或许会感同身受，但一个80后的商界精英、一个80后的牙科医生或者古典学学者呢，该如何自处？我生活的周围有很多认真工作也认真玩耍的80后，他们的欢乐和焦灼与其说是某一代人的特质，不如说，是属于一代代年轻人所共有的。当然他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或许也无力去反驳诸如此类的“话语圈”里的概念。“人类的危机总是关于理解的危机。”为了彼此理解，人类需要各种各样的经验共同体，它们相互交叉重叠而不是泾渭分明，除了极权社会或极端宗教团体，每一个健全的社会人都有可能属于多个共同体，他的存在和因此产生的对于存在的思考，并非来自某个单一的共同体，而是由他所负载的无数共同体的交集所确立的。对每个普通人而言，代际经验、职业经验和地域经验均是相当重要的共同体构成依据，但却没有哪一种经验是可以绝对凌驾在其他经验之上的。
也许，根本没有所谓的“80后”，只有将人视为“80后”、视为某个集体一分子的观察方式。就像我们在海外会自称中国人，在中国会自称某省人，在本省内才又会自称某市某县乃至某乡人，自我观察和表达的精确程度有时难免会取决于我们面对的受众究竟为何。我并不完全反对某种整体性的表达，我只是期待于进一步辨识在这样的整体性表达背后所透露出的态度。有人质疑英国的另一个威廉斯，伯纳德·威廉斯，质疑在他著作中随处可见的“我们”究竟能够代表谁？他回答道：“我最多只能说，‘我们’一词起作用，不是通过预先确定的指派，而是通过邀约。这里的问题不是‘我’告诉‘你’我和其他人在思考什么，而是我请你来考虑，你和我要把某些事情思考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许还有在多大程度上你和我还需要思考其他问题。”
至于有关“80后写作”的泛泛讨论，十年之前，批评界是主要围绕韩寒和郭敬明而展开的，十年之后，情况似乎依旧如此。只不过有趣的是，十年之前，被树为典型的这两位都不约而同地迅速反感这顶“80后写作”的帽子，以为是对写作者个性的侮辱；十年之后，他们早已不再是纯粹的写作者，在商言商，所以也都渐渐对这样似是而非的帽子听之任之。其实，我总觉得，每个现世成功的写作者都是与同龄人疏离的，他们或者更为早熟，以博得年长者的欢心，或者更为幼稚，在低龄者那里获取共鸣。某种程度上，世界是不属于年轻人的，而属于老人和孩子。
而如果说到共同体，当最早的80后写作者们纷纷迈入人生的中途，他们中间的一些最优秀者，其实的确有机会步入某种精神的共同体，那是由无数致力于通过文学虚构来为混沌生活确立意义的创造者所构成，其中很多人已经死去，还有些依旧活着。他们会努力进入这些人中间，进入那个以“虚构”为名的文学丛林。要辨认出属于这个“虚构”共同体的他们，会比指认一代人属于某个虚构的“共同体”，更为艰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