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载：新媒体的拥趸只需问一句“现在有多少人还在看电视”即能让电视从业者们大惊失色，费力辩驳，因为这确实戳中了他们的软肋和痛处。不久前，在中国电视影响力发展论坛上，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维东表示：今天的电视依然是最大、最有影响力的媒体类型。然而，很多人更切身的感受却是电视的日子不好过了。
电视媒体或许已经进入了“焦虑期”，至少中国的舆论场正在鼓吹电视媒体的状态不佳，电视从业者和观众的评价南辕北辙，但“焦虑”的情绪不只是属于电视从业者们。
圈定“电视”就是“电视机”的概念时，可能就会陷入新媒体从业者们设置的话语陷阱。电视机的确在家庭中的地位不保，特别是80后家庭，互联网的普及逐渐替代电视机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在WIFI技术普及之后，移动终端的掌上化功能增强，影像的娱乐需求转移到了手掌上，受众获取影像的方式急剧变革确实大大削弱了电视机在中国家庭里的存在价值。
问题的本质不在于电视媒体的传播介质，而在于影像信息的传播方式，在宣传和新闻传播两个不同概念的重叠状态下，电视机和电视媒体完全可以分开来看。在版权的概念里，无论是新闻内容还是电视剧，以及综艺节目，依然需要通过电视媒体的平台播出后，才可能覆盖到互联网的移动终端上观看，电视从业者们“大惊失色”不假，但撼动电视媒体的地位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做到的。
播出级电视节目既是对电视播出节目技术层面的要求，也是对节目质量的要求，目前中国互联网媒体的自办视频栏目距离播出级节目也有相当长的距离，原因当然是制度的设计存在障碍，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化解了电视从业者们的“焦虑”程度。
事实上，真正让电视从业者们焦虑的，并非是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媒介性质之间的冲突，焦虑已经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病最明显的表征，没有人能逃脱焦虑的情绪困扰，焦虑也不只是中国社会的文化病，而是中国所有问题混合后的流行病最突出的症状。
电视的困境和未来走向是靠内容决定的，电视从业者们焦虑来自于对内容的无力感，节目内容说到底关联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无法清晰、透彻地解析中国流行病现象和原因，也不能给出解决“焦虑”的终极方案，渐成心病，到了最后，电视机的“地位”岌岌可危就成了不是话题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