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深秀丽的清江峡谷是巴人的发家之所。
远古的巴国是一个在历史上甚为传奇的国度，巴人作为一个远古族系，曾经创造灿烂可媲美中原的民族文化。巴人的出身是相当正的——祖先有“太暤氏”说（《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说（《华阳国志·巴志》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有五片关于“巴方”（方国）的记载，其中一片七字完整记载了“武丁妇好伐巴方”事件。武丁是殷商中期的中兴君王，妇好是武丁的爱妾兼大将，也是古代不多见的有封地、一生战功累累的女将，生前曾多次带兵与不服中央王朝的巴人征战，死后葬于河南安阳小屯村。妇好墓1976年被发掘出来，并出土了近二千件珍贵文物。
按甲骨文的记载，从开国到覆亡，巴国存在了上千年之久。若按夏禹、夏启时代计算，巴国当有1700多年的辉煌历史！后世赫赫有名的楚国，其存在历史也不过800多年历史。古时的巴人多聚居在出产盐卤与丹砂之地，以善制盐精铜冶炼采丹砂炼水银而著称。在殷商武丁王朝时，与统治者多次发生激烈的武装对抗，起因就是为争夺控盐与丹砂矿。这是一个超长的以武盐立国的历史事实，更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赫赫巴王国！
西汉刘向的《世本》一书中，记录了远古巴人立国的一个场景：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在那时被称作夷水的清江峡谷下游的长阳县武落钟离山，上古巴族五大姓商定以投剑和赛舟决定部族首领，看谁能将短剑掷中半山腰的石穴，看谁能乘陶船于夷水中而不沉，连胜者即为五族之君。结果务相（巴务子）获胜，做了史称“廪君”的五姓族君，部族的共同体被称统为“廪君族”，是原始巴人族群核心的“内五族”，多巴、覃、向、郑、樊等姓。而原居于渝、鄂、湘、夷等地被廪君族逐渐融合或征服兼并的土著部族，构成了后来的巴族的外围部族。
在巴人的传说中，开国的廪君死后魂魄化为白虎，巴人因此自称为“虎（音读作巴）人”。“巴”就是“虎”，是巴人称呼虎的一种发音，巴就成了这个族群的族名。这说法在《后汉书·南蛮传》有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因此巴文明覆盖区一直流传“还人头愿”人祭习俗，湘鄂西在这点上基本一致。据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十》记载：“明万历年间，永顺土司祭祠时，杀人献首于其庙，……闻楚檄外，保靖、石砫、酉阳诸土司皆然。”直到民国时期，在七曜山区的马武、沙子、黄水一带还流行着“还人头愿”，不过因文明的演进而进化为用人血、猪羊血或草人代祭。
西周时分封的1800多个小国，在不断兼并的大鱼吃小鱼中，到春秋后只剩下10个，到“战国七雄”时，七国之外还另有一个巴国存在。由于巴是一个以武立国、逐盐则居且不断迁徙的族群，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一个稳定的疆界，疆域一直处在剧烈的变动中。春秋之世，巴国活动的中心地区在汉水流域中上游，与楚国是近邻，后来逐渐向西南迁移。正因为巴楚两国接壤，故相互争夺十分激烈，《华阳国志"巴志》载：“巴、楚数相攻伐”，便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巴国开始的力量还可与楚抗衡，公元前789年巴人攻伐楚国的那处（在今荆门那口）；翌年败楚师于津（在今江陵县境）；公元前377年，巴、蜀伐楚取兹方（今松滋县），这说明巴的势力范围曾经达到江汉平原一带。
自古巴蜀不分家，巴人治蜀是远古亦然的事。很早建立蜀国的蚕丛部族，属巴人远支，后来代蚕丛治蜀的是来自滇北被称为杜宇族的，历三世后于公元前676年再被巴人鱼凫族所逐。杜宇亡国后曾多次图谋复国，终至无望，传说死后化为啼血子规（杜鹃鸟），李商隐也有诗说道：“望帝春心托杜鹃”（《锦瑟》）。杜宇朝担任治水通江重任的宰相鳖灵，本是夔巫峡中的巴人鱼凫族首领，他成了新蜀的开明帝，开明王朝共传位12代，至公元前316年为秦所灭，统治蜀国达360多年。近年，在成都闹市发掘出土大片船棺群也是如此，其墓主人的遗骨带有明显的二次迁葬的性质。这一考古发现，印证了古书中关于蜀王杜宇“禅让”给巴人鳖灵（即新蜀开明）的故事，也印证了不少学者关于巴人建立了蜀国开明王朝的研究结论。后西晋时期李特建立的成汉政权也是巴人治蜀（称前蜀）。想想历史上巴人二次灭蜀，巴人治蜀似乎是一时的时尚，迁都成都和治水（包括都江堰的前身治水工程，李冰修建都江堰是在巴人鳖灵治水工程的基础上达成的。）、始建庙宇也是巴人治蜀时做的，那是从远古就分出了高下的呀！难怪今天的重庆人总是很不服气成都人，四川与重庆的足球德比，总是那么非同寻常地火爆。这里面潜藏着的就是远古巴蜀对立的情结。
后世出土的广汉三星堆青铜遗迹震惊世界，那种完全不同于以往中国发现的任何文化遗存种类的青铜器，被世人惊为天工之作，产生了“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二河流域西来文明”的说法，还有当地自恋的媒体将之归结为“外星文明说”，因为三星堆显现的那种高度文明不可能孤立存在，一定有个文明传承的来源。专家们却忽视了要早于楚文明上千年的巴文明对蜀地的影响、以及巴人治蜀数百年所带来的巴蜀文明的融合。巴蜀并非同一种族，但开蜀的是巴人蚕丛族，而后来自云南昭通地区的杜宇族建立的旧蜀只历三世，而后代杜宇治蜀的的巴人开明朝新蜀传承了12代360多年，巴人治蜀总时长超过500年，巴蜀早成一家。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所表现出的那种奇丽想象与夸张变形的铸造手法，在我看来，带着鲜明的巴人烙印。考古学家也认为是巴人蚕丛族和鱼凫族创造了三星堆文明。
《山海经》里记载的“灵山十巫”（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今已被证明是早期的巴人。其后十灵中最强大的“巫咸族”也建立了一个“巫咸国”（中心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大宁河是其重要的行盐通道，今天大宁河峡谷绝壁犹见凿出的多线古栈道方孔）。据《山海经·大荒南经》（第十五）记载，在虞舜时代，三峡腹心的大巫山地区，已存在一个名叫“巫臷”的方国（即今巫山、巫溪二县所在地域，秦汉时期皆属古巫县统辖）。舜帝专派他的儿子无淫管辖此地，可见远古该地即因盐而富，巫朌、巫诞族是坐享此福的主人。
那个创造了“庸人自扰”成语典故的庸国，也是巴人外族一支。因为善于铸造铜器而被称为“镛人”，又因为善于建造城池攻守之道，被称为“墉人”。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汉水支流堵河流域的上庸，在尧时是尧帝长子丹朱的封地，古史记载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亲帝尧战于丹水之滨。古史载：“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由此看来，可能并非一个帝王公子发明了围棋，而是丹朱在自己的封地浸润学会了巴人发明的围棋，并把围棋带进了宫庭广为传播，丹朱充其量是最早的围棋热心推广者。
商朝末年，庸作为数巴并立时一支重要部族从周武王伐纣，《尚书》上记载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八国伐纣庸为上，立下大功后庸与巴一起被封为子国（庸国故地在今湖北竹山县一带），巴庸一时成为周王室控监南方的重要力量和藩屏，这前后就是史称“数巴并立”的时代。庸国的疆域也拓展至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今重庆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秭归、巴东等县，整个秦岭东南山地和大巴山区大部为庸地，都城方城筑在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至今仍屹立不倒，显示了庸人筑城的高超技巧。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后来成为春秋五霸的楚庄王，采取了韬光养晦的政策。但楚的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原来采取在大国间采取“朝秦暮楚” 左右逢源国策的庸国，错误判断了形势，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庸国军攻势凌厉，接战的楚军节节败退，楚国一时危若累卵。史书上记载说“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庸国军队对楚七战七捷，骄傲得没再把敌人放在眼里。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请巴国、秦国出兵救援，并亲自带兵增援。楚国的援兵和刚刚吞并了巫咸国的巴师增援赶到，探知了庸军虚实的楚将师叔说：“我军已七败，庸人正十分骄傲，恰逢大王和援兵赶到，正是发动反击总攻的好时机。”巴楚联军于是分多路大举反攻。庸国将士正陶醉在胜利之中，怎么也没想到屡战屡败的楚军，在得了联军之助后竟有余力发动突然袭击，一路溃败逃回了庸国国境。这系列战例被楚人总结为后来兵法三十六计中的“走为上”，好面子的楚人将自己的七连败总结为“诱敌深入”的战略，是走为上，拉长战线伺机反攻。但如果不是因为有了巴秦联军，他们哪怕走到放弃郢都，恐怕也不能取得胜利。
史载数次巴楚联合作战中，“巴师锐勇楚人惊”。在春秋中早期时，楚尚不是大国，巴国更象大哥，联合作战中往往是巴师为主，楚师为辅。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进攻庸国，兵锋未到，恐惧亡国的庸国人已达到了“庸人自扰” 、“一夕数惊”的程度。三国联军很快攻入庸都方城，庸国遂为三国所灭。廪君族建立的巴国完全据有了同宗巴族庸人的三峡区间的盐泉膏腴之地和大巴山地，秦分得了秦岭南麓的安康地区，楚国获得了汉水上游地区。楚庄王也从此步上春秋五霸的舞台，实现其“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雄图抱负。楚人兼并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的巴文明，国力大增，这是最早成规模的巴楚文明相互的交融与影响，文明发达程度较早的巴巫文化是楚巫文化更正宗的文化源头。
在庸、巴、蜀等巴人建立的子国先后败亡后，庸人中有一支远走东南瓯越（福建）山地，成了后来的百越中的越人一支，这个外来民族以善冶炼青铜器著称，最初被称为“钺人”，钺与镛意义相通，都是指善于冶炼青铜的意思，钺是一种青铜兵器，这也显示了以武立国、精于冶炼的巴镛人的一个特性，在古代，钺越二字相通，钺（镛）人后来才被叫成越人。这支越人是巴人后裔，武夷山区一带存在大量秦汉以来的悬棺崖葬，与巴人风俗一般无二，就是明证。船棺葬是巴人最明显的特征，一生尽写天下诗的诗圣杜甫，有多年住在后来被称为诗城的奉节，他的诗里有1/3的作品作于在三峡寓居期间，奉节的杜甫草堂才是正宗的草堂，但现在都以成都的杜甫草堂为正宗，这实在是大谬！诗圣晚年将死之时，身上居说仅有几两银，他追寻巴人最杰出的文豪屈原的足迹，从沅江溯源到了溆浦，再沿潇水进湘江看潇湘汇流，租了小渔船顺湘江而下，想在江流飘摇中死在这条人文旖旎的河流上，那原意也是多年寓居巴人地域，终从巴人习俗以船为棺葬身江海的意思了。
远古巴人就是靠了穿越这样一条条横穿大巴山、巫山、武陵山、苗岭间的蜿蜒溪河来去自如。
谁想得到后世楚国的爱国大诗人屈原也是巴人呢？那时长江北岸的大宁河、香溪，是穿越大巴山通往巫咸与庸国的二条水运便道，地理上河谷也是峡山险阻的便利通道，屈原的祖上是巴地庸国的巫官，他的出生地秭归县乐平里，就在进入庸国的这条古道上的香溪入长江口附近。1997年在乐平里的一次考古发掘，暴露在世人面前的，几乎全是巴文明的遗存，印证了这一带是巴人故地的说法。从乐平里溯香溪十多公里就是昭君故里，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之一的王昭君也是巴人呢。王昭君美得据说让汉成帝一见之后怒杀了画师毛延寿，因为汉帝此前竟不知后宫有如此美色，怪画师把送审的美人画给画丑了，而惊艳之前已把昭君许与匈奴单于，不好反口。难怪至今湖北流行一句话，说找老婆要到宜昌以上找，川东鄂西的长江与清江峡江里的女孩子那才叫灵秀野美呢。
流传至今的川江号子，唱法和古老的巴歌相似；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骚体格式“赋”《楚辞》，特别是《九歌》，也与历史上的巴歌有着不解渊源。屈原的系列“骚体”作品，以奇异的想象、奔涌的激情、梦幻般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灿烂的色彩，为中国浪漫文学树起一面旗帜。他那充满了巫韵氛围的话语王国，几乎就是远古峡江巴人习性和风物的生活写照。这种以个人的苦难化为灵魂苦吟的浪漫主义诗歌，在《楚辞》诞生前没有先例。一种高度发育的诗歌体裁突然出现在华夏的土壤里，屈原诗歌中那些绚丽灿烂梦幻斑斓的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管维良等专家认为：能为屈原的诗歌提供如此养料的源文化，只有远远早于楚文化的巴文化！从文化源头上来说，那《楚辞》更应称为《巴辞》。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屈子与楚同姓，楚王姓熊不姓屈，屈是楚国贵族大姓，按古史记载的简约与严瑾来解读，说“屈子与楚同姓”，那就是说他不是楚“屈”，而是赐姓的“屈”。屈原入楚庭，虽深受楚王器重，但一直处于被朝庭重臣和贵族宗亲排斥的窘境，“出身论”也许才是解读屈原在楚庭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真正原因。屈原在故国败亡的情况下，不得不到与巴合力瓜分了庸国的楚国谋仕，但才高八斗的他在楚国，又被视为是“非我族类的巴人”。他虽身为广义上的巴人，但巴却是合谋吞并了他的祖国庸的“同宗敌人”。巴楚说是敌人，但巴风楚韵对他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与文化传承关系。这现实的荒诞所带来的精神煎熬与灵魂冲突，伴随了屈原的一生一世，也体现在他的不少作品中。
据说打丧鼓源于庄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箕踞放盆而歌。”事实上，丧鼓歌远远早于庄子时代。在几千年传承的巴人民间丧鼓歌手传唱流传中，有一部神话叙事史诗《黑暗传》。学者胡崇峻上世纪80年代在神农架深山老林里发现一部以七字一句、叙述史前至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手抄本创世史诗《黑暗传》，后来他再走访了近200名神农架深山里的民间歌师和会讲故事的老人，竞然搜集到８种文本，总计３万多行的《黑暗传》。这部神话史诗唱本分为《先天》、《后天》、《翻天》、《治世》四大部分，内容包括了宇宙和地球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社会的进化，三皇五帝的来历一直到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就如同一部简易的中国通史。它的发现得到我国神话学界和德国、英国、法国、奥地利、丹麦的汉学家的高度重视和热情评价，甚至誉之为“中华民族的史诗”。原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著名神话学家袁珂先生临终前，写信给致力于《黑暗传》研究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先生，认为“《黑暗传》属于汉民族神话史诗”。但《黑暗传》首先应该算是巴人的史诗。后来还陆续在神农架地区发现的《太阳经》、《太阴经》、《太阳太阴经》等巴人古歌、木刻珍本，学者、专家誉之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活化石”。
学者刘不朽将《黑暗传》与屈原的《天问》作了比对，认为连发关于宇宙与人类起源、历史故事174问的《天问》，与三峡地区流传已久的巴人创世史诗《黑暗传》有着很深的渊源。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李尔重经比较后认为：“《黑暗传》比《离骚》的铺叙和想象能力，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2001年出书著述，要为巴人土家讨回屈原和王嫱（昭君）。他从先古“五帝”前混沌的历史中，找到了华夏文化最重要的上源应在武陵巴域，武陵巴域的核心区就在今天清江峡谷一线和湘西北的一带，中原文化为代表的“黄河文明”和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文明”，以及此前的中国远古人类文明，都烙有深深的巴文化痕迹。
《宋玉对楚王问》载有一段关于巴人《竹枝词》的对话：“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那时巴地歌舞《下里》、《巴人》，在楚人的郢都一时风靡，千人同舞满城传唱，而楚地歌舞《阳春》、《白雪》，和者不过寥寥数十人。可见当时的巴文明对楚人的影响，这也是成语“下里巴人”的来历。黄牛峡谣“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可能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巴歌了。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里表现的是何等诗情画意的巴风楚韵？它是由贬谪三峡为官的唐大诗人刘禹锡，从巴人古老的七言俚歌“竹枝歌”中，搜集整理并进一步发扬光大而成的一支流派，并最终演化成一支诗体奇葩。“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可能目前所知最早流行在峡江间的巴人七言竹枝词俚歌了。宋代黄庭坚谪居彭水郁山时，也留下了“鬼门关外莫言远，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竹枝词》名句。后世流行于川东峡江的《竹枝词》，其发源地原在清江流域一带，是巴人古老文明遗存和诙谐浪漫个性的结晶体现。这种人文底蕴，也带来了后世三次三峡诗歌潮的高峰，奉节因此得了诗城美誉。
2001年3月，考古工作者在陕南安康市坝河的山水丛林（大巴山与秦岭交会处）之间，发现了古代巴人的祭祀物和巴人文字，这些文字与符号目前尚弄不清含义，但很可能添加巴人形成过自己的文字的证据。此前在长阳发现的巴人古印章上的文字，专家们认定是业已失传了的巴文。华中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萧洪恩经过多年调查，也在恩施州民间发现了一种散存的古怪“方块字”，他把这一主要存留当地陈姓家族的巴人文字命名为“陈书”，认为随着陈书的发现，“巴人无文字”的定论可能要宣告终结。这批用朱砂书写的“方块字”，笔划均衡，一般在6划至14划之间，现残存30余册。“陈书”的所有者叫陈光祥，祖籍贵州，这种古文字的书写者是陈光祥的爷爷陈武秀（1943年去世）。这些小册子带有百科全书性质，涉及医药、天文、地理、星象、巫卜等方面内容。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三峡宜昌西陵峡段长江边的杨家湾，发现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这个新石器遗址的时代相当于大溪文化中期，距今6000年左右。它比甲骨文的出现早了二千多年。其后考古专家从城背溪文化（在今湖北宜都市境）、大溪文化中又找到了巴文化大量的遗存。发现早在7000年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了。令人吃惊的是在西陵峡中的杨家湾发现了三～四千年后才出现在佛教里的“卐”字符（印度佛教传入时以右旋为上，这个符号改为“卍”，意思是“吉祥海云相”）。巴文“卐”字符，曾经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神秘符咒，有两种写法，一种是逆时针旋“卍”，—种是顺时针旋“卐”；其中逆时针旋“卍”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出现在巴人文字里的是顺旋的“卐”，也出现在其后的巴蜀图语和甲骨文里，专家们解读为“巴蜀图语”里的象形会意字，是“火或太阳的象征”。这个字符因其具有的神秘象征意义，后被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选择做了纳粹党旗标志。
今天的实证考古已证明，约7000年前，生活在峡江流域的巴人就已开始使用陶刻符号。更让人惊奇的是，某些符号竟与代表中国最早成熟文字的殷商甲骨文如出一辙。杨家湾出土陶器上发现的170多种符号中，部分符号的特征与甲骨文有明显的类似。这一发现将原始汉字的起源上推到距今6000年以前。史传汉字是由夏禹和他的巴人妻子涂山氏带至中原的巴人图语演变而成的，这种说法虽然难以考证，却说明巴人图语与汉字之间的联系。以盐立国的巴民族发明和创造文字，与欧洲文字的创造者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沿线从事盐业贸易的历史惊人吻合。
很久以来，汉字被视为黄河文明的“专利”，以前考古界一直不认为巴人有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或者文字。这些迄今为止研究巴人文化所发现的最有价值的文物发现，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是多元化的融合体。在对远古巴人图语和陶刻符号的探索中，专家们隐约分析出巴人与后来产生的汉字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虽不能直接证明是巴人发明了汉字，但考古证明早有创字实践的远古巴人，至少对“汉字的形成”贡献了自已的智慧。巴人的历史并非“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是没有后世流通“汉字”的记载，是一段因文化断层而被我们自己弄丢了的历史。如考古学家黄万波在巫山发现了时间更久远的文字符号，那符号是刻划在象牙上，距今已有100多万年，这可能是已知人类最早的文字符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