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写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面对他人的死亡，事不关己，世人居多冷漠无视，或叹息几声，然后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这几乎是永恒的人间定律。

　　然而，他人的死亡，并非与我们生者毫不相干。英国诗人约翰·邓恩诗云：谁都不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广袤大陆的一部分。无论谁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每一个人敲响。

　　今天，在岁末寒冷的天气里，在迎接新年的喜庆中，让我们怀念一群逝去的人，不为制造饭后的谈资或流言的种子，只为从心底表达一份真诚的敬意。

　　这是一群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当中，有长寿善终者，有英年早逝者，有才华卓绝者，有平凡却努力者。他们当中，有埋头苦干者，有默默耕耘者，有为民申命者。他们当中，有先生风范者，诚可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亦有青年学者翘楚，呕心沥血，抱理想信念矢志不移。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杰出者，或许不尽完美，但瑕不掩瑜。大而言之，他们为中国文化长廊增光添彩，不负肩上的使命；小而言之，他们在各自的天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他们生命的钟摆，都不约而同停止于2013年，让这个年份变得更加意味深长。

　　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终有一死，固然可哀，但也不必去追求什么永恒和不朽。能问心无愧，更能留下一点足迹，或许就已足够。《一代宗师》里有台词：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有一口气，点一盏灯。就此而言，他们生前都能算是点灯的有心人。

　　有一口气，点一盏灯。说得多好呵。前人点灯，后人传承，绵延不绝，所谓薪尽火传，文明的历史也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连接了过去和未来。

　　今天，让我们怀念逝去的他们，接过他们递过来的灯，不使其熄灭，照亮生者的额头，和前面崎岖的道路。

侯仁之 实地考察法影响弟子

　　侯仁之（1911年12月6日—2013年10月22日）：生于河北枣强县，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52年，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学”专业。主编有《北京历史地图集》，出版有《侯仁之文集》。

　　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极为严谨的学风，深深影响了她的女儿侯馥兴，在仔细听闻记者的采写计划之后，侯馥兴琢磨了半天说，采访她父亲的弟子更合适。

　　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城市与环境学院副院长邓辉正是侯仁之的弟子之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认识了侯先生。我做学生时，主要是跑腿，跟着他当小助手，拿图，拿东西，听他上课。”

　　邓辉说，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从开编至今30年有余，而费时十余年的第三集也已到了最后勘校阶段。和考据派完全不同，侯仁之历来坚持在参考文献的基础上，更要注重实地考察。邓辉说，编绘历史地图第一位的基础性工作是资料的搜集和分析整理，而为了正确反映历史本来的面目，还要反复进行野外考察。比如《北京历史地图集》中就涉及了不同时代的北京水系，而每一处河流、湖泊的标注都要进行多次实地考察。“就拿标注一条河流来说，到底在什么位置，是紧挨着城墙呢，还是离城墙一二百米？而且不同时代的位置都在变，这些都要无数次地进行实地勘察，并要不断地修订。”按有关文献记载，郊亭淀（今朝阳区大郊亭、小郊亭一带）有湖，但现在早已没有了，研究人员就只有打钻，通过打钻来分析土的沉积、河的沉积、陆地的沉积，确定湖的具体位置和大小。通过打钻进行研究，更符合侯仁之倡导的通过实地考证来做学问。也正是靠如此慢工，《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第二集各花费了9年时间，而第三集花费的时间还要多。

　　“侯先生一直倡导，历史地理学不等于历史学，不等于书斋中的研究。”但邓辉注意到，侯仁之开创的历史地理学，如今却有偏重史学味道的趋势——康熙乾隆年间的考据学派又重新抬头了。“我最近刚参加了一个博士生论坛，看到大量的考据文章，作者都是二十岁刚刚出头。我甚至有了一种错觉，好像清代那帮老派学者又出来了。”邓辉说，这是令人悲哀的学术倒退，但好在北大还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于是之 人艺新演员的“教科书”

　　于是之（1927年7月9日—2013年1月20日）：原名于皛，生于河北唐山。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艺委会副主任、副院长等职。在《龙须沟》《骆驼祥子》《茶馆》等剧中成功塑造了系列经典舞台艺术形象。

　　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幽暗的灯光下，橱窗里一个个角色、一件件道具，不动声色，却又分明在诉说着岁月长河里那些粉墨登场的往事。在剧目厅《龙须沟》部分，一个普通的绿色硬皮本被摆在最显眼的位置。别看它外貌普通，在人艺却是传家宝，也是每一位新演员的“教科书”。它是演员于是之写的《龙须沟》创作日记。

　　年轻演员金汉进入北京人艺已有一年有余，在他眼里，于是之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我们没有见过是之老师，但却在剧院处处都能感觉到他的存在。”在剧院的新人培训中，观看《演员于是之》专题片就是重要的一课，“当我们看到他为《龙须沟》中程疯子写了6000字的小传时，大家都被震住了，感觉自己看到的是一座高山，也感觉人艺的分量更重了。”

　　在排演《龙须沟》时，导演焦菊隐要求全体演员和舞美工作人员，用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到龙须沟体验生活，为此于是之写下了厚厚的一本《龙须沟》创作日记。虽然时间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但今年夏天人艺重新排演《小井胡同》时，金汉感觉自己又穿越回去了。为了让他们能够体验到剧中的生活，导演杨立新顶着8月的大日头，不仅带着大伙儿骑着自行车在南城串胡同，还请来专家学者讲述解放前后的北京和老北京故事，加深体验。“以前把表演想得太简单，现在才知道，像是之老师这样的表演艺术家，在表演背后做了多少功课。”金汉感慨地说。

　　入院一年多来，金汉演的大多是跑龙套的角色，但他乐在其中。“于是之老师那样的大演员，不也演过许多小角色吗？看他演的《骆驼祥子》里的老马，你就明白人们常说的那句‘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正如金汉所说，于是之一生只塑造23个形象，其中主角并不多，大部分都是配角，但他从不轻视。

　　人艺戏剧博物馆馆长刘章春回忆，于是之生前总说，“有人说我是艺术家，这纯粹是拿小人物开心，我就是一个平民。”其一生低调平和，这正是今天的年轻演员包括许多观众身上最缺少的东西。为了将他的精神传递下去，在于是之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人艺将举办名为“怀念演员于是之”的专题展览，让大家了解于是之，理解于是之。

牛汉 留下百万字遗稿待面世

　　牛汉（1923年10月—2013年9月29日）：山西定襄人，著名诗人、文学家和作家，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曾任《新文学史料》主编、《中国》执行副主编。创作的《悼念一棵枫树》《华南虎》等诗广为传诵，曾出版《牛汉诗文集》等。

　　这是一个十余平方米的旧房间。房间的两面墙摆着书架，架上的书重重叠叠，垒到了天花板。一张床位于墙的一角，正好被书架环抱在怀里。床上的旧被褥很干净，叠得整整齐齐，但它的主人不会再睡在这张床上，也不会再翻开那些书籍。

　　房间的另一面依墙立着高高的柜子，柜橱里放着一台小屏幕电视机，但它的主人不会再打开电视。房间靠窗摆着一张写字台，窗台上摆着两盆墨绿植物，在冬天里依然没有枯萎。但它的主人不会再坐在桌旁写字，也不会再欣赏盆景。

　　整个房间有点逼仄、拥挤，但看上去书卷气息浓郁，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布置。冬日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平添了几分温馨、宁静。房间的主人是91岁的老诗人牛汉，两个多月前已经离世。书架上摆着一个镜框，生前的牛汉，眼含笑意，皱纹深刻，白发苍颜。

　　两个多月来，牛汉的儿子史果忙得不可开交，给父亲修墓、开追思会，接待来访亲友。他也退休三年了，两鬓斑白，言辞温和而慎重。现在史果终于有工夫坐在父亲的书桌前，整理父亲的遗稿。打开一个个抽屉，一摞摞稿件映入眼帘，全是牛汉的遗稿，有的写在碎纸片上，有的写在笔记本上，有的写在信纸上。笔迹苍劲而凌乱，有蓝色钢笔字，有红色水笔字，很难辨认。史果连蒙带猜，凭自己的判断，整理出几首诗歌。他拿给诗歌界的几位朋友看，大家深感震撼，没想到病中老人最后几年写的诗歌，境界比之前还高。

　　牛汉是一米九多的高个子，精力充沛，然而近四五年来，身体大不如前，两腿完全不能行走，被困在这间小房里。每天早上六点起来，上午精神状态较好，他会坐在书桌边看书读报，会随手在能找到的纸上写下诗句。他是有名的硬骨头，受了一辈子苦，但晚年并没有变得超脱，内心依旧是那么沉重，混乱的笔迹也记录了他艰难而痛苦的思索。

　　史果悠悠地说，中国很少有诗人活到父亲这样的高龄，更少有诗人晚年直面生死这类似乎忌讳的话题，但父亲一直在探讨，头脑很清醒，从没有停止。牛汉晚年在诗中反复写到梦游的题材，把噩梦意识变成文学，把苦难经历化为诗行。在一张纸片上，就赫然写着“我在梦游中没有醒来，却感到幻灭”。

　　整理牛汉的遗稿，无疑是一件艰巨的任务。史果估计，父亲从2001年就未再发表过作品，这些年来攒下的未发表的遗稿，达到百万字左右，除了一批诗歌，还有大量书信、散文等。有图书馆、文学馆等机构想收藏牛汉的图书和遗稿，史果都婉拒了，“老人的手稿很杂乱，其他人可能辨认不出来。”他打算和诗歌研究专家刘福春一起整理遗稿，预计能理出至少一百首诗歌，届时再发表，以还牛汉诗歌一个全貌。

朱乃正 捐遗作回答“何为中国油画”

　　朱乃正（1935年11月—2013年7月25日）：浙江海盐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师承吴作人、艾中信诸先生，作品《春华秋实》获第五届全国美术展览三等奖，《国魂·屈原颂》获第六届全国美术展览铜质奖。朱乃正的油画长于人物、风景，构思巧妙、富有诗意。

　　位于门头沟九龙山的一处二层小楼，原为画家工作室，最近新添上一块牌匾——“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牌匾是乃正老师生前抱病亲自写下的。”如今负责全权打理朱乃正遗作的曹星原，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系教授，她说，如今斯人已去，这个他们生活多年的地方除移走部分私人用品外，依然会保持画室布局，今后可能还会举办一些小型活动，或是接待来访的艺术家。

　　尽管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但“艺术中心”的定位早已明确，就是要系统梳理朱乃正一生的艺术创作和思考结晶。“乃正老师的作品其实一直在努力回答一个困扰几代人的问题，到底中国人的油画是怎样的模样。”在曹星原看来，没有什么比展示作品更适合给出解答了。去年底，由她策划的“黑白东西——朱乃正艺术思行研究展”，就展出了朱乃正百余幅以“黑白”两色为主调的素描、书法、水墨画和油画，其以中国书法介入西式油画的尝试，引发不小争议。“先生以饮食作比，在国内吃西餐尚且综合了中式口味，中国人作油画难免要融入国学素养。”曹星原说。

　　今年7月底，去世前两天，朱乃正将尚在巡展中的“黑白东西”里的120多件作品捐赠给了中国美术馆。这只是捐赠的开始。早在两年前，朱乃正就立下遗嘱，要将全部艺术作品捐赠给社会，而且要为它们寻到好归宿。他写道：“我所有的绘画作品（油画、水墨、素描、速写、水彩、水粉、草图、临摹等）捐献给国家有关机构（如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所有的书法作品（大小立轴、横披、镜片、手卷、诗文手抄等）捐献给上述国家有关机构和国内外对应的文化学术机构。”

　　“我所要做的，就是执行而已。”自从送别乃正老师后，曹星原已经习惯了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小楼里整理他留下的大量手稿、画作底片和活动照片。她希望把所有文图资料补齐归类后，尽快上传到朱乃正艺术研究中心网站上，免费供所有对朱乃正艺术感兴趣的机构或个人查阅调用。

　　据了解，朱乃正遗作数量众多，约有一千余条目，且部分条目不止一件作品。“这样可以避免因为作品混乱，而被简单搁放在各种藏馆的仓库内。”据曹星原透露，目前已经落实了对中国美术馆、中央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厦门中华儿女美术馆的捐赠事宜，与其他美术馆、博物馆、文化机构还在接洽中。“先生生前办的展览并不多，今后这批成为馆藏品的画作，可以让更多人了解他在艺术上的求新求变了。”

张晖 人文信念感应同道

　　张晖（1977年11月14日—2013年3月15日）：上海崇明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著作有《龙榆生先生年谱》《诗史》《无声无光集》，在中国诗学、词学、清代文学和古典文学理论方面都有撰述。

　　对于张霖来说，张晖不仅是丈夫，更是一生难遇的知己。今年3月15日，年仅36岁的张晖突然离去，让张霖痛感她的知己走了。“他就像是我的一个投射，他的死就跟我自己死了几乎是一样的。”

　　张晖离世已经9个多月了，但直到现在张霖还是感到有很多的意外，那是无数温暖的意外。张晖离世之初，她没有想到各种纪念文章竟然有18万字之多，最后她和朋友们商量，干脆出本纪念文集，书名暂定为《末法时代的声与光——学者张晖别传》，书稿除了纪念文章之外，还有张晖的日记，共二十余万字。张晖曾经实习过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很支持，上海市崇明文史研究会也将提供出版资助。

　　张晖留下的六部遗著，也都将陆续整理出版。其最重要的遗著是未完成的《帝国的流亡——南明诗歌与战乱》。按照计划，张晖今年3月将到首都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后，师从左东岭教授。为了并未见过几次面的学生，左东岭给《帝国的流亡》写了序。“一般都是后辈的学生纪念前辈的师长，而由前辈纪念后辈，这个意义上的学术评价很少见。”张霖说。

　　张晖的离世被很多人看做青年学者生存困境的一个缩影，但张霖认为，张晖的离世是因为疾病这个偶然事件，毕竟他比同龄人得到的东西更多，机会也更多。香港、新加坡等多地大学都曾邀请张晖任教，国外也有机构想资助张晖出国。张晖矛盾过，权衡过，但他最终选择了留下。在张霖看来，真正困扰张晖的并非是所谓的生存压力，让他深感痛苦的恰恰是人文环境的急遽恶化。

　　整理张晖遗物时，张霖发现丈夫用铅笔写在一张信纸上的话：“在这个人文精神失落，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我的文化和经济处境，类似于明代的遗民。但我时常自问：是不是我一定要做遗民呢？不是有那么多人在‘江南逸乐’吗？”面对精神上的痛苦，张晖生前选择了坚守，坚信文学是有力量的，学术研究是有价值的。

　　而在他身后，张晖的坚守，得到更多人文知识分子的感应。“在为张晖遗作整理、出版的过程中，大家都在通过自己的参与，感应这种回响。”张霖甚至认为，大家一起做的种种事情，更是因为他们内心的渴望、内在的需要，那正是一种人文责任感，而人们原来以为学界早已丧失了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