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晚上10时，临时大总统府遍挂五色电灯，一片喜气洋洋。在各省200多名代表的簇拥下，孙中山气宇轩昂地站立在大堂中央，凝视着在寒风中飘动的五色旗和铁血十八星旗，以浑厚的声音宣读了大总统誓词，就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中国从此迈入共和时代。
油画《开创共和》 作者杨松林
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选举中孙中山少掉的一票
1911年12月29日上午，南京城北丁家桥原江苏省咨议局迎来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日子。在这里将要举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举会，参加选举会的是各省代表会(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代表。上午10时，选举会正式开会，到会的代表共49人。
选举会首先公推各省代表会的浙江代表汤尔和为主席，江苏代表袁希洛为书记，苏军都督刘之洁为监选人。
此时，当天早晨由武昌赶到的湖南代表谭人凤，向大会报告了武昌前线的作战情况，告知战场形势已经稳定。各位代表闻听后群情振奋，起而鼓掌。
之后，汤尔和宣布举行选举，并致词。汤尔和着重指出，此次选举为四千年来历史所未有，别开生面，意义重大。众代表再次鼓掌欢呼。
临时大总统选举的过程为:
一、确定临时大总统候选人。1911年12月28日夜，各省代表会举行预备会议，进行第一轮无记名投票，以确定临时大总统的候选人。投票后即行封箱，待次日(29日)打开票箱再举行第二轮正式投票，选出大总统。当苏军都督刘之洁将票箱打开后，计票表明，临时大总统候选人共有三人，分别为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刘之洁立即向大会报告了这一结果。
二、宣读选举规则。会议主席命会议秘书宣读《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依照大纲第一条的规定，代表行使投票选举权，每省以一票为限。按此规定，这次选举到会的十七省代表无论参会人数多少，皆自行推定一人投票。
三、秘书散票，代表写票投票。会议秘书依次向各省代表以省为单位每省散一票。在散票过程中，湖南代表、老资格的同盟会员谭人凤大声叫道:湖南票给我。秘书即奉上。湖南一票遂由谭人凤填写。散票完毕后，各省代表推出一人写票投票。票纸为白色略黄纤纸，投票人在上面写上被选举人的姓名，但无须写自己的姓名和省份，属无记名写票。写票后投入票箱中。
四、当场开票、计票，公布结果。各省代表投票结束后，由监票人刘之洁当场打开票箱，取出选票，由选举会书记袁希洛计票。计票方式为，将每人的得票数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统计结果，孙文得16票，黄兴得1票。之后，袁希洛用墨笔在长方形毛边纸上写下“当选人孙文十六票”。选举会计票的最后结果为，孙文得16(省)票，黄兴得1(省)票，黎元洪未得票。计票人立即将结果报告选举会主席。主席当场宣布选举有效。
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当选临时大总统须得三分之二票的规定，孙中山以绝对多数当选，其称呼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
谭人凤投了黄兴一票。根据与会代表居正回忆，谭人凤当时曾“向余耳语，曰:君为湖北代表，总统宜选黎元洪。”但谭人凤在投票的最后一刻，受人劝告，将票投给了黄兴。
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大总统选举合影
选举结果公布后，各位代表起立三次欢呼“中华共和万岁”，“大总统万岁”。是时，音乐大作，在场的各位代表及列席之军、学各界互相庆祝。选举结束后，各省代表提出要珍藏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选票，经各省代表会同意，袁希洛又用墨笔在长方形毛边纸上，按照选票原有的格式，抄写了17份“当选人孙文十六票”，并补写了题识，加盖了代表会印章后分送各省珍藏。
各省代表会复以组织临时政府刻不容缓，即推正、副议长汤尔和、王宠惠为代表，带着各省代表的签名书，赴上海迎接孙中山来宁就职。代表会随即将选举结果电告《民立报》转孙中山先生，以及各省都督府、咨议局及天铎、新闻、神州、中外、时事、时、申各报馆。
沿途军民云集迎送
孙中山在上海得知当选结果后，特为到同生照相馆拍摄了一张标准像，以备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之用。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哈同花园乘马车出发直驱上海北站。沪军都督陈其美、民政长李平书已在寒风中迎候。行前，孙中山曾就赴南京之事对陈其美说：“我辈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因此，陈其美预备了专车，并且亲自护从孙中山赴宁。
孙中山的随行人员有专程赴上海迎接的各省代表汤尔和、王宠惠，以及胡汉民、宋耀如，英文秘书宋蔼龄等，还有将要担任临时政府的军事顾问、孙中山极为器重的美国挚友荷马李(HomerLea)将军。
当孙中山一行到达车站时，上海各军队已先期集结，擎枪排列。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从上海北站出发，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各团体代表亦到站恭候。一时间，上海车站云集者不下万人。孙中山先与欢送者合影，然后登车。担负列车警卫的是沪军敢死队的45名队员，由郭汉章任队长。11时，列车启动。这时，鸣炮示庆，响彻上海上空。
列车沿沪宁铁路北上，沿途各站迎送军民云集。过苏州时，“共和万岁”之声响彻数里之远。至无锡时，女校女生数百人，列队欢呼万岁。有的代表还登上火车，孙中山与之一一握手。在常州和镇江，迎送者均超过万人。一路上，孙中山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沪宁铁路沿途小站亦有很多人在站台上目送列车通过。
火车走走停停，直至下午5时许，才开进了南京下关火车站。车刚停稳，军乐队便奏起了嘹亮的乐曲，长江江面上的军舰与江边狮子山炮台均鸣放礼炮21响。各省代表、文武官员、绅商、男女学生约5万人，聚集在车站，欢迎孙中山的到来。江浙联军各部均举枪致敬。
孙中山穿一件水獭领大衣，头戴礼帽，微笑着下了火车。各国领事纷纷上前表示欢迎。接着，孙中山换乘一列宁省城垣铁路的小火车，开往位于城东的两江总督署箭道车站。沿途街面店铺，均悬挂烛灯，单位则悬挂彩旗，场面蔚为壮观。一路上，军警密布，市民亦夹道欢呼，争相一睹大总统的风采。
车抵三牌楼站时，忽见有疑似洋兵列队举枪致敬。孙中山十分惊讶，细细看去，乃是林宗雪所率的光复军女子北伐队，因队员均为女学生，皮肤白皙，军服整洁，宛如洋兵。林宗雪在辛亥革命时于上海建立“女子国民军”，后与浙江革命军并肩作战，参加光复南京之役，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女中豪杰。
就职典礼
就职仪式在原清两江总督署的大堂举行。大堂正中并排斜挂着五色旗和十八星旗。两侧立柱上，分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条幅。背面是一张巨幅中国地图。各省代表、各军将领、各界人士200多人，各国领事及外宾记者等，站立于大堂的两侧。
油画 共和曙光 陈世宁
晚11时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正式开始。孙中山身穿刚缝制的大总统礼服，笔直地站在大堂正中，表情庄重而严肃。胡汉民立于左侧，黄兴、陈其美、徐绍桢立于右侧。
司仪、山西代表景耀月宣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位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军乐，气氛顿时活跃起来。随后，景耀月代表各省代表会向与会者报告了大总统的选举经过:“今日之举，为五千年历史所未有，我国民所希望者，在共和政府之成立及推倒满洲专制政府，使人人得享自由幸福。孙先生为近代革命创始者，富有政治学识。各省公民选定后，今日任职，愿孙先生始终爱护国民自由，毋负国民期望。”
随后高呼:“请大总统宣誓就职。”这时，乐队高奏《马赛曲》。孙中山在众人的注目下，信步上前，将右手放在胸前，用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大声朗读大总统誓词: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大总统誓词
接着，景耀月代表各省致颂词，汤尔和代表各省致欢迎词，并向孙中山致授大总统印绶和玺绶。印文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印”。孙中山立正躬身敬受后，立即启印加盖于《中华民国大总统就职宣言书》等文告之上。这是大印的首次启用。玺绶则佩戴在孙中山上装的左侧胸前。接着，由胡汉民代读大总统《宣言书》。
大总统就职宣言书
宣言读完后，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代表陆海军向孙中山致颂词。接着，孙中山致答词，表示“当竭尽心力，勉副国民公意”。
话音刚落，全场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中华共和万岁”、“孙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军乐队再次奏起了军乐。此时的孙中山异常激动，他举起了双手向大家表示感谢，连声说:“大家辛苦了，各位将士们辛苦了。”
这时，位于南京北极阁、狮子山的炮台开炮21发，下关的军舰亦拉响了汽笛。隆隆的炮声，尖厉的汽笛声，在古城南京上空久久地回荡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政权诞生了。
就在就职典礼即将结束时，总统府秘书、曾在上海《民立报》供职的张季鸾起草了一份电报给上海《民立报》，报道了大总统宣誓的经过。第二天，《民立报》即刊载了这一消息。这是当时的中国报纸对此一事件的惟一报道，也是中国报业历史上的第一份新闻专电。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它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和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也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标志。
临时政府组阁之争
1912年元旦午夜十一时，孙中山在各省代表会议上举行了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南京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堪称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他在组阁过程中因为人事任命而引起的政坛风波却鲜为人知。
临时参议院旧址
伍王之争与组阁波澜
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之后，迅速开始了新政府的筹建工作。1月3日，代理参议院召开临时副总统选举会，结果黎元洪以十七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同时决议并通过了孙中山交议的中央行政各部部长名单：陆军总长黄兴，海军总长黄钟英，外交总长王宠惠，内务总长程德全，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伍廷芳，教育总长蔡元培，实业总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在孙中山组阁过程中，关于各部总长人选问题上，存在着颇多争议，曾经亲历孙中山组阁过程的国民党元老居正，在日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当时各方的争议：
总统就职之翌日，代表会开会，总统出席。按照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各部长由总统提出，须得代表会之同意。先由代表开谈话会，总统交出部长名单，交换意见。当日初提黄兴陆军、黄钟英海军、王宠惠外交、宋教仁内务、陈锦涛财政、伍廷芳司法、汤寿潜交通、张季直实业、章炳麟教育。代表中有一派反对宋教仁与王宠惠及章炳麟者，又有以伍廷芳改任外交者，争持不决。继由克强与总统商，以钝初主张初组政府，须全用革命党，不用旧官僚，理由甚充足。但在今日情势之下，新旧交替，而代表会又坚决反对钝初长内务，计不如部长取名，次长取实，改为程德全长内务，蔡元培长教育，秩庸与亮畴对调。总统曰：“内、教两部，依兄议。外交问题我欲直接，秩老长者，诸多不便，故用亮畴，可以随时指示，我意甚决。”商之代表会，外交、司法勿变更。克强复出席代表谈话会，以所改名单及总统意告之，众无异议。乃移开正式会，按照提出名单，投同意票，一致通过，而政府成立矣。
从居正的记述中可以看出来，在孙中山组阁的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平衡各派政治势力的问题，而且对宋教仁、章炳麟、王宠惠和伍廷芳的提名存在异议。在黄兴的居中调节之下，孙中山同意以程德全代替宋教仁长内务、蔡元培代替章炳麟长教育，而唯独对王宠惠长外交、伍廷芳长司法的任命态度十分坚决，而恰恰就是对王、伍的任命在民初的政坛上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孙中山的任命甫一公布，即引起了各方的非议，尤其是上海粤籍绅商反对尤甚，他们认为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事属失察”，他们不但准备召开集会进行抗议，甚至于广肇公所认借给临时政府的四十万两白银也扬言拒付。此时，民国肇建，百废待兴，临时政府的财政处处捉襟见肘，粤籍绅商的举动，给刚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面对各方的非议，当事人的一方王宠惠，很快做出了回应，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呈，其文曰：
南京孙大总统鉴：顷奉尊电，以惠承乏外交总长，无任惭悚。惠学识疏陋，且未尝周旋于外交界。当民国艰难缔造之时，对外交涉，关系甚大，非于外交富有经验之人，不能胜任。浅识如惠，即使一时为服务观念所迫，勉强担任，亦恐力不称职，贻误邦交。仅力陈固辞，尚祁见谅。此次民军初起，伍、温两公担任外交，使全国军民对外交涉，得所依托，而外国舆论，亦极表赞成。此时外交总长舍两公外，实难其人。尊意以伍公方驻沪全权办理议和事件，温公参赞其间，一时难以兼任他项繁剧之职，措置本极周匝，惟惠自顾，实不能当斯重任。请别择贤者，以重邦交，而维大局，不仅惠一人之幸，民国外交之幸也。
王宠惠
王宠惠的辞呈写得十分恳挚，既言词谦逊地恭维了伍廷芳的外交才能，又毫不掩饰地点明了持异议者的主要反对口实，即自己“未尝周旋外交界”，也就是缺乏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王宠惠提出辞职之后，广肇公所迅即于12月31日致函孙中山，指出：伍廷芳于外交颇有建树，中外闻名，而值“新政府甫成”之际，“急遽易人，中外疑惑”，请收回前议，以伍廷芳出长外交，“以释群疑，而维大局”。面对王宠惠的辞职和广肇公所的责难，孙中山不为所动，他一方面劝慰王宠惠留任原职，“勿怯也”；另一方面，于1月5日，致函给广肇公所和潮州会馆诸同乡，公开声明：“民国新立，司法重任非伍公不可。”第二天，又在答《大陆报》记者问时，详细地解释了不任命伍廷芳出长外交的原因，其大意约略如下：
本政府派伍博士为法部总长，并非失察。伍君固以外交见重于外人，惟吾华人以伍君法律胜于外交。伍君上年曾编辑新法律，故于法律上大有心得，吾人拟仿照伍君所定之法律，施行于共和民国。夫外交本为一国最要政策，第法律尚未编定，虽有俾斯麦、拿破仑之才，掌理外交，亦将无用。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本政府派伍博土任法部总长，职是故也。
从孙中山的解释来看，他主要强调了临时政府成立伊始，法制建设是临时政府面临的各项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伍廷芳又“法律胜于外交”，所以任命伍廷芳出长司法是人尽其才，但是从伍廷芳的资历专长和从政轨迹来看，孙中山的解释未免有些牵强。
伍廷芳
伍廷芳，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县人。早年赴英留学，“学习刑名律例并万国公法”，获得了伦敦林肯法学院颁发的法学博士学位，并且取得了英国大律师资格，成为当时“国人得为外国律师者”的“第一人”。1902年，伍廷芳受命与沈家本同任修订法律大臣，负责筹建修订法律馆，对近代中国法律制度的建构和法制意识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辛亥革命以前，伍廷芳的主要精力还是从事外交工作。伍廷芳留英返港后于1878年被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任命为第一位华人“太平绅士”，1880年又由香港当局聘为例局（今立法局）议员，这期间，他即接受清政府地方官吏邀请办理过一些对外交涉事务。1882年，伍廷芳进入李鸿章幕府，与闻了《中越边界通商章程》《马关条约》等条约的签订，参加了长崎兵捕斗殴事件、北京蚕池口教堂事件等中外纠纷的交涉。1896年，伍廷芳受命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1902年任满回国后，以商部左侍郎、外务部右侍郎等身份，参加了与英、美、日等国修订通商航海条约的工作。1907年，伍廷芳再次出使美国、墨西哥、秘鲁、古巴，先后主持与美国、秘鲁签订了《中美公断条约》和《中秘条约》。武昌起义爆发后，伍廷芳接受了革命党的邀请，在军政府担任外交工作，作为议和全权代表主持南北和谈。伍廷芳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显赫政要，对晚清的法制和外交都颇有建树，但从其宦海沉浮的行迹来看，说他“外交胜于法律”似乎更为妥恰。
阁议缘起及深层动因
孙中山为什么舍弃外交耆宿伍廷芳不用，反而态度十分坚决地任命毫无外交经验的王宠惠出任外交总长呢？这是与民初的政情和孙中山对局势的判断息息相关。
首先，面对武昌起义后险象环生的革命形势，孙中山在组织南京临时政府过程中，想要将军事、外交等各项重要权力控制在革命派手中，从而确保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
武昌起义胜利之初，不仅袁世凯恃兵自重，立宪派、旧官僚等各种势力对政局仍然具有重要影响，而且革命派内部对大总统人选、政权组织形式等问题也是意见不一。12月12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提出的新政府首脑候选人有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中山等四人，由于黄兴力辞不就、黎元洪不负众望、袁世凯还在与民军作战，使得孙中山成为众望所归的人选，但是在革命派内部仍然存在很多不同意见。据胡汉民说，宋教仁早就有推黄兴为大总统，自任内阁总理的意向，章炳麟甚至宣称，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总之宋、章二人都没有推孙之意。孙中山抵达上海后的第二天，即12月26日，孙中山召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当讨论政府组织形式时，宋教仁提议未来政府采用内阁制，孙中山极力反对。他说：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不对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会议从白天开至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最终宋教仁“不得不服从党议”，这样实行总统制的政权组织形式才最终落锤定音。
在平息了革命派内部的争论之后，孙中山还不得不考虑如何平衡其它政治势力的问题。从内阁成员构成来看，在9名国务部长中，同盟会员3名，他们是陆军总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其余6名国务总长中，有旧官僚2名，立宪派2名，自由派专家2名，由上可见，虽然孙中山也吸收了一些旧官僚、立宪派参加临时政府，但是革命派占据了相对优势，尤其是在9个部中占有重要位置的陆军和外交两部总长皆为同盟会员。孙中山虽然倡言临时政府的各项工作中“首重法律”，但实际上孙中山对临时政府的外交工作更为推重。武昌起义胜利后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转道欧洲，主要是他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不难看出，孙中山将临时政府的外交视为各项工作的首务，当然他不想将外交重任委以旧官僚出身的伍廷芳，也就是孙中山所言的“破除所谓官僚资格”之意，任命王宠惠出长外交，实际上是孙中山确保南京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步棋。
其次，从王宠惠的学识、孙中山与王宠惠的深厚交谊、以及王宠惠在国际社会尤其是在国际法学界的广泛影响等角度考虑，王宠惠也是能够得到各方势力接受的外交总长人选。
王宠惠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不是突兀之举，孙中山与王宠惠之父王煜初交谊深厚。王煜初是香港道济会堂牧师。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时，课余时常到王家攀谈，当时王宠惠虽然年幼，但是也为孙中山的“言论风采”所折服。王宠惠在北洋大学毕业后，赴日本研习法政，参与创办“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的《国民报》，课余则时常赴横滨“谒总理取进止焉”。继而王宠惠转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孙中山赴美时，时常与王宠惠晤谈，甚至在1904年就与王宠惠探讨过尚未成型的五权宪法思想，而王宠惠也协助孙中山起草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王宠惠转赴欧洲研究国际公法，此时他生活十分困顿，驰书求援于孙中山，孙中山即邮去了1500元，以解王宠惠的燃眉之急。此时正值河口之役前后，革命党人需索饷糈急如星火，孙的举动引起了其他同志的不满。孙解释说：一个法学家“可以抵得上雄兵十万”，“王君法学渊邃，且为吾党健者，吾党此时助其成功，即为将来国民政府建立预备也”。“众闻此论，始为释然”。此后，孙中山于1905、1910年两次出游欧洲，皆约王宠惠进行晤谈，并请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并为革命筹款。
王宠惠也没有辜负孙中山的期望，他不仅是中国留学生获得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第一人，而且在欧洲留学期间获得了英国律师资格，当选为德国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更值得称道的是，1907年，他将德文版《德国民法典》翻译为英文，由英国伦敦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这是当时欧洲最早的《德国民法典》英译本之一。此译本一出版即博得广泛赞誉，成为英美各大学法律学院指定的必读课本，藉此奠定了他在国际法学界的地位。所以，当王宠惠回国后，就受到了政学各界，包括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当他抵达天津时，《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于11月21日在致达·狄·布拉姆的信中，特别介绍了王宠惠，除介绍他具有欧美的留学背景外，强调了他突出的个人能力，称赞王宠惠具有非凡的才华，是将来革命派中最有才智的一位。当王宠惠被任命为外交总长后，莫理循又称赞王宠惠是最为出色的“内阁成员”，这些表明了王宠惠在西方具有较高的知名度。所以说孙中山任命在西方具有较高知名度且刚过而立之年（王宠惠年仅31岁，伍廷芳已经70岁）的王宠惠出任外长，也是能够为各方所接受的。
面对着关于任命的纷争，当事人的另一方伍廷芳的态度较为豁达，他不仅对孙中山的任命表示了理解，并且竭力说服各方的不同意见，他于1月4日致函广东同乡会，坦言道：
窃维诸君子之意，殆以为新政府对于弟等位置失当，有所不平。然弟等观之，则新内阁之组织除弟廷芳滥竽而外，均甚得人，而诸君子之举动，于公于私，两皆未合……今幸政府成立，受任得人，弟等方可稍息仔肩，藉藏鸠拙，乃不料诸君子未明斯意，转似为弟等鸣其不平，是非蹈旧日官场之积习，即大失我共和国民之人格耶。见满廷未覆，隐患方滋，阋墙之争，最所当戒。举动稍一不慎，满廷知之，必笑我内讧之已起；外人闻之亦以为旧染之未除，此于我民国之前途，关系甚大，故窃为诸君子不取也。开会一事，务祈迅速取消，至认定借款，尤宜照数呈缴，以昭信用……至弟等现在经手事件，犹当竭力进行，即瓜代之后，凡有可为国民效力之处，虽不在位仍不敢不尽其天职也。
王宠惠和伍廷芳的态度可以说都较为妥恰，在孙中山的坚持下，维持了原议，王宠惠长外交，伍廷芳长司法，至此，南京临时政府的组阁风波告一段落。
这次组阁风波对后世的民国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王宠惠担任外交总长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处理临时政府的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处理泗水事件上成效显著，但在其它问题上则乏善可陈。随后，王宠惠任职北京政府，以出任昙花一现的“好人政府”总理而名声大噪，继而他又出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院长、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等职，成为了民国政坛上的一颗常青树。伍廷芳虽然不便明说，但也心存愤懑，种下了矛盾的种子。后来，在1915年3月，伍廷芳借西人之口，讥评孙中山对于那些“稍识新学，奢然自高，殊无事功之经验”的东西洋留学生，“不加甄别”，贸然“委以总次长之要津，获为专城之重寄”，绝非无的放矢。此后，他与革命派由合作而渐渐疏远。（选自中央党校刘宝东论文）
孙中山为何“让位”给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中，较普遍地形成一种如袁世凯能反正，借袁之力以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在南方各省中就出现了鼓励袁世凯反正，宣传袁如能反正“归顺”民国，就可举为大总统的舆论。以黎元洪为代表的独立各省，并很快地确立了袁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正是由于这种环境，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反革命野心才得以实现。
列强急于寻找合适的代言人
袁世凯适于做大总统的舆论，究竟是谁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公开提出来的？目前已出版的近代史的论著中，对这个问题没有给予明确的回答。现在看来，第一次公开提出要袁世凯做大总统的很可能是当时在中国享有最大侵略权益的英国报纸。1911年10月21日的《民立报》第1页以《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为题的新闻报道中说：“《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此间舆论极赞成袁世凯联合革命党，并望孙勿念旧日之恨，袁当有以助其成功，云云。”这是目前所看到的公开提出让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最早的宣传。10月21日离武昌起义才刚满10天，当时孙中山尚在美国，根本没有“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这回事，英国的一些报纸竟如此公开宣传，这是它们心声的流露。
英国报纸之所以如此宣传，决非偶然，而是急切地推出它在中国的新的代理人以维护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免遭革命损害的表现。英国当时在中国是拥有最大侵略权益的国家。它在中国的贸易总额，包括香港在内超过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在华贸易的总和。
英国政府认为，袁世凯在当时的中国是最有能力维护旧秩序的强有力的人物。事实上，“庚子之役，袁在山东的措置，甚得西人称道。迨任北洋大臣及外务部尚书，对内推行新政，对外联好英、美，声誉日隆。罢黜之后，清政府每况愈下，英、美对清室已不存何希望，但不愿革命党得势，希望袁再出秉政。”（《近代中国史纲》）
其实，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八个月，英国政府就希望袁世凯出来秉政了。早在1911年2月，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Grey)在与日本公使加藤讨论中国的局势时就说：“我认为，中国有一个更好的政府是可取的。目前的内阁是软弱的，优柔寡断的。这个内阁以不现实的政策将自己推向深渊。它的活动可能给自己招致国内革命。很可惜，袁世凯及其拥护者，如唐绍仪等人，没有担任国家公职。”弄清楚了英国政府的这种意愿，我们对于《每日镜》、《伦敦晚报》等英国报纸竟然无中生有地做出上述那种宣传也就不会感到惊异了。
袁世凯
革命党人盲目“排满”将袁世凯推上前台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自从20世纪初开始，他们所宣传的内容，主要不外民族的危亡和“排满”革命两个方面。他们认为，严重的亡国灭种危机，是清朝的反动卖国造成的。清廷为什么会放手卖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一个“异族”的朝廷，所以对汉族祖先艰苦创业留下来的家财才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清廷不仅放手卖国，而且对内实行残酷的封建专制统治和种族的歧视政策。因此，要挽救民族的危亡，革除封建统治，就必须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排满”革命的口号，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革命党人明确公开表示袁如反正就可被举为总统有确切日期可查的是1911年10月28日的《民立报》。该报在这一天以《敬告袁项城》为题的“短评”说：“今幸天诱其衷，清廷属治兵柄，此诚千载一时之嘉会也。人心归汉，公不宜妄自菲薄，致辜物望。虽今日世界不能容有子孙帝王万世之观念，但以渺然之躬，代表四万万众，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抑最快意也。公其勉之!”
袁世凯是10月30日正式接受清廷委任的钦差大臣，离开彰德南下视师的。10月28日《民立报》发表上述“短评”的时候，袁尚在彰德，这说明袁尚未“出山”，革命党人就以“第一期之大政长”相勉了。在这篇“短评”之前，我们还没有看到立宪派人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言论。所以，尽管立宪派人在武昌起义后的第五天就开始搞起所谓“惜阴堂策划”，力图使袁世凯登上总统的宝座，但看来，首先公开鼓励袁世凯争取做大总统的是革命党人而不是立宪派人。
公开出来鼓吹袁世凯可做大总统的是旅居欧、美的一些华侨和留学生。《神州日报》在1911年11月2日这天，刊登了伦敦华侨、留德学生和芝加哥旅美学、商全体等三封鼓吹争取袁世凯做总统的电报。这三封电报是：《伦敦华侨致全国同胞电》、《留德学生电》、《旅美芝加哥华侨电》，都强烈表达了“各报馆鉴：主张自开国民会议，废满帝建共和，袁助民党中外欢迎，已电资政院。留德学生”的意愿
《神州日报》在刊载了上述三封电报后，又分别于11月4日和6日，先后用《忠告袁世凯与东南各督抚官吏》、《再告袁世凯》为题，发表了两篇社论。在《再告袁世凯》中说：“满人知其覆亡在即，乃师以往诸酋之故智，令公视师，欲公出为曾国藩第二，殊不知时事既移，曾氏已为天下所唾骂。今日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家性命计，惟有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以如虎之新军，扫黄龙之残局，然后黄袍加身，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天下岂有到手之华盛顿弃而不为，而甘心效法梅特涅者？”
《民立报》和《神州日报》，当时都是革命党人在上海所掌握的报纸，在从10月28日到11月10日左右，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竟然发表了这么多鼓吹争取袁世凯做第一任大总统的言论，这就说明了当时在革命党人中确实存在着一种认为争取袁世凯反正、举袁为总统对革命最为有利的心理状态。
黄兴也在11月9日，以战时总司令的名义写信给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
黎元洪推波助澜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方针
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总统的这个方针，自从1911年11月初由黎元洪代表南方各省军政府提出，经12月2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在汉口开会时，得到正式以决议的形式通过后，一直为革命党人所奉行贯彻。南京光复后，黄兴于12月9日给汪精卫的复电说：“项城雄才大略，素负全国重望，能顾全大局，与民军为一致之行动，迅速推倒满清政府，令全国大势早定，外人早日承认，此全国人人所仰望。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推举项城无疑。”《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94页。南北议和开始的前二天，即12月16日，《民立报》在以《告唐绍仪》为题的社论中说：“吾深有待于唐绍仪之宛转陈述，俾袁氏迫令满虏以退让为能，则民国之建，无以为梗。吾族健儿必乐予满虏以特别之优待，而总统之席，袁世凯终有当选。千载以后，铜像巍峨，不啻唐绍仪贶之。袁氏之感谢，及于子孙。”《告唐绍仪》，《民立报》1911年12月16日。12月1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正式开始，五天以后，即12月23日，黎元洪、伍廷芳二人，又分别向《大陆报》公开声明，只要袁世凯“不再迟延承认共和政体，必可选为共和国总统。”《革命中之西报观察》，《神州日报》1911年12月25日。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也分别于12月31日和1912年1月2日，两次致电袁世凯，表示临时大总统一席，他只是“暂时承乏”，只要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一定“让位”。
从黎元洪提出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后，革命一方所发表的公开声明，从未改变。即使在南北议和期间，许多革命党人一再批评议和的错误，并揭露袁的反革命野心，但却很少有人从根本上否定袁如反正即举他为大总统的这一方针。
列强不承认临时政府迫使孙中山不得不继续推行“举袁”方针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清廷已不可能恢复它的统治，于是一面协调其内部矛盾，增强其在华兵力，实行武装“中立”；一面制造“非袁不能收拾”的舆论，并协同袁世凯策划议和阴谋，支持袁窃取革命果实，已为人们所周知。但却较少有人注意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利用孙中山急于要求列强承认的机会，对他继续施加压力。
急切地希望得到列强的承认，是当时许多革命党人的共同心理。可是，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偏偏不予承认。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于1月11日、17日、19日接连三次要求列强予以承认，但却没得到任何答复。为什么得不到承认？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说， “告诫上海的共和领袖们，指望对中国国情一无所知的孙逸仙去争取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尽早承认是痴心妄想。他说，只有袁世凯才能得到外国的信任，革命党的领导人向莫保证，他们一定推戴袁为首届总统。”《在北京的莫理循》（Cyril Pearl：英文本，第235页）。
莫理循的这番话，是在什么时候向上海的那些共和领袖们讲的，一时难以确定。但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继续推行袁如赞成共和即举为总统的方针，显然与帝国主义表示只有袁世凯当大总统才能得到它们的承认有关。孙中山一再提出要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来作为他才能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条件，也可以说明这一点。正是由于孙中山受到帝国主义的这种压力，所以他后来说：“我所完全信赖的一些朋友们，在当时对中国内部关系有更确切的知识，他们以袁世凯得到外国列强的信任，能统一全国和确保民国的巩固来说服我。”（《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版，第503页。）是符合实际的。
南京临时政府的严重财政困难使孙中山不能改变“举袁”方针
历史上很少有一个新生的政权在财政问题上所碰到的困难像南京临时政府那样严重。临时政府成立伊始，便有这样的传闻：“可供行政管理费用的税收，甚至不够交付各部总长的薪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54页。证之以临时政府成立时向上海的广东商人，广、湖两邦借开办费银40余万两(议订月息7厘)；民国元年1月26日，临时政府又通过沪军都督府的财政部长朱葆三，要求吴兴人刘锦藻将其英租界中的二处房产向英商永年人寿公司抵押银15万两，然后凑足20万两，以8厘行息(限6个月内本利偿还)，借予临时政府使用的情况来看，临时政府财政的紧迫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2辑，第319、334、335页。）
南京临时政府一开始就陷入严重的困难中，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帝国主义在武昌起义后截夺中国海关全部税收则为重要原因。中国海关税收虽早为帝国主义指定为偿付外债和赔款，但税款的保管和支付，完全由清政府委任的海关道或海关监督全权负责。外籍税务司的权力，仅限于征收关税。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和完全控制中国的海关，立即开始攫取中国海关税款的活动。10月15日，总务税司安格联叫喊：“让税款跑到革命党的库里去是不行的”，他下令给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将税款设法付入汇丰银行我的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页）。后来，经朱尔典提议，外国公使团竟决议“把全部海关岁入置于总税务司的控制下”，由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组织专门机构负责接受这些税款。（《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第159~168页。）
对帝国主义这种掠夺中国各地海关税款的行为，各地的革命党人虽都先后进行了抗争，但由于害怕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最后都终于妥协。这样，武昌起义后，凡爆发革命的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收，无一例外地都为帝国主义所攫取。12月27日，安格联在一份电报中声称：“各地革命政府都已确认自己的义务，把关税全部汇解总税务司账内”（《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69页），每星期汇交上海分存汇丰、德华、道胜之行，为归还外债、赔款之用。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截夺了中国全部海关税款，革命党人失去了原可指望的海关税款这一项比较可观和稳定的财政补充渠道，遂使南京临时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财政危机的困扰之中。
严重的财政危机，迫使孙中山不得不放弃原拟采取的“若新政府借外债，则一不失主权，二不抵押，三利息轻”的立场（《孙中山选集》第1卷，第569页），考虑由私人企业出面，接受条件极为苛刻、有损民族利益的外国贷款。
由于财政危机始终无法解决，临时政府的一些重要决策，不能不受到很大的限制，最明显的是北伐的夭折。孙中山在领教了袁世凯的狡猾手段后，曾一度主战。他指示伍廷芳说：“和局至此，万无展期之理，民国将士决意开战。”（《孙中山全集》，第43、41~42页）他一再强调财政问题是北伐成败的关键。黄兴谈到北伐由于财政困难受到阻碍的情形，更加具体。他说：“援滦兵即日出发，惟苦无饷无械不能多派”，“遣军舰去烟台与援滦同一事”，“派人去天津之说，亦是要事，刻惟苦无款耳。”（《黄兴集》，第99页）。伍廷芳曾向英国驻沪总领事透露临时政府由于无款支付军饷，极为希望议和早日取得“一项结果”（《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383页）。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虽有不愿妥协的思想，但却不能改变“举袁”的方针，还由于他所领导的同盟会这时已经解体，内部矛盾尖锐，和它的上层领导人中“举袁”以实现共和已成为一种潮流。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鼓励袁世凯反正，到确立袁如反正即举为大总统的方针，直到孙中山的“让位”，是由当时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个历史环境，是由各种因素所构成，并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各种因素中最主要的是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革命党人极为害怕帝国主义的武力干涉，认为“举袁”可以“杜外人干涉”，顺利地建成民主共和国，并尽快取得列强的承认。
袁世凯就任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孙中山即向参议院提出咨文，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咨文中说：“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民国为各国承认，旦夕可期。本总统当践誓言，辞职引退。”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中南海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节选自《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资料整理人：辰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