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人人手捧“红宝书”背诵“老三篇”。笔者至今刻骨铭记《纪念白求恩》开篇那句名言：“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殊不知，当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加拿大人中，还有一位学术界“白求恩”——明义士，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中国的甲骨学事业，抗战胜利后他一心想重返中国，但终于未能如愿。如今河南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安阳建立了“明义士甲骨学纪念馆”。

　　此人不仅是当年老舍旧居芳邻、也是老舍齐鲁大学同仁。

明义士青年照

　　明氏故居何处寻

　　众所周知，南新街有一处小院为老舍济南故居。

　　其实，当年南新街与齐鲁大学仅一墙之隔——外城南圩子墙（今文化西路），其进出之“新建门”正对齐鲁大学“校友门”。因此，当时不少结婚成了家的齐大教师都在南新街上住。而其中一位则与老舍是门挨门的近邻。

　　原来，老舍南新街故居，那座58号（原54号）小四合院，其北邻56号（原52号）院，原是一座“花园洋房”。当年住56号大院花园洋房、与老舍比邻而居的是个“洋鬼子”。洋鬼子汉名叫“明义士”，为老舍齐大国学研究所同仁。当时二人同在齐大文学院任教授，皆为基督教徒，都在国学研究所拿薪水。不过老舍是“新文学教授”。明氏则是“考古学教授”。洋老外专攻中国甲骨文，乃甲骨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有“甲骨学西方第一人”之称。

　　据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56号大院内“花园洋房”仍在。早年里面住了山东省卫生厅的两位正副厅长，一个姓张、一个姓王。那时附近街上的孩子们，常见有小轿车从这幽巷深宅内出入，新鲜惶恐得很，不知是多大的官儿。如今这个铁栅栏门上挂“南新街56号”门牌的大院，仍属省卫生厅地盘儿，昔日厅长公寓现名“老干部宿舍”。但昔日小洋楼早已没了踪影，楼前花园也不知去向。

　　那么，昔日明氏所居小洋楼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可巧，河南安阳“明义士甲骨学纪念馆”陈列板上刊有一张“明义士故居”图片。但看过之后大失所望。因为，乃现今仍存的老齐大长柏路1号楼，并非济南南新街原明义士故居。虽说老齐大长柏路1号楼和2号楼紧挨着，当年老舍固然也曾在长柏路2号楼住过，但那是后来1937年秋天的事儿了，此时明义士已经离开齐大。又何以谈为“邻居”呢？显然，这个隔山隔水的河之南纪念馆是“张冠李戴”了。

　　然而，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岂料，几天前，昔日明氏故居“庐山真面”——当年小洋楼照片，竟奇迹般地重现笔者眼前。提供这张珍贵老照片的，是山东大学张明先生，即前面所说那位老副厅长的儿子。他在这座大院里生活了几十年，对这栋小洋楼深有感情。

　　张先生还亲手画了一张当年56号大院的平面草图。他手指草图向我一一描述：院外汽车房、院内门房（传达室）、前院大花园，左右两条大青方砖铺就的甬道，绕过花园通向后院深处小洋楼。小楼为上下两层，各有一门出入，前出廊后出厦，楼上楼下三面都有阳台。昔日花园篱笆上爬满蔷薇，小洋楼前有养鱼水池，四周花木扶疏，庭院内绿树参天。当年院内种满了各种花木，如丁香、芙蓉、石榴、椿树、软枣、国槐等等。

　　他说小洋楼是1985年拆除的。昔日好光景，今成旧梦矣。尽管如此，毕竟明氏故址门牌仍在，表明南新街上尚有“这么一号”。

当年南新街56号

　　齐大洋儒开甲骨

　　最早知道明义士这个名字，是20年前从张昆河先生那里听来的。

　　张老先生为济南已故知名文史专家，原齐大文学院国文系33级（1933年入学）毕业生，既是老舍的学生也是明氏的弟子，曾跟着洋鬼子明义士学过三年考古学和甲骨文研究。

　　明义士（1885—1957），汉字“子宜”，英文名J.M.Menzies，加拿大籍，汉学家、考古学博士，英国皇家考古学会会员，1932年应聘到济南齐鲁大学，此后5年间在齐大国学研究所作考古学教授，曾开设《甲骨研究》与《人类学与考古学》等课程，并有《甲骨研究》、《中国商代之卜骨》、《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等专著出版。

　　经多年苦心搜集和收购，明氏藏有大量出土甲骨和商代器物。由于明氏终日与甲骨为伴痴迷的很，当时齐大其他外籍教师，便给他起了一个绰号“老骨头”（Oldbones），经常在背后戏称之。据说这个绰号后来也带到了英、美和加拿大，如今这些国家博物馆的工作者和甲骨文研究者一提起明义士，仍称之为：Dr.Jimy “Oldbones”Menzies（杰明，“老骨头”明义士博士）。时“老骨头”明义士住校外围子墙里南新街56号，是一座独门独院的二层小楼，恰与当时也在齐大任教的老舍比邻而居。

　　1934年秋张昆河选修了明氏考古学课，1935年又选了他两年的甲骨文。当时选这门课的只有他同班3位同学和一个校外旁听生。当时教室设在考文楼（今山大西校教学五楼）“明义士研究室”，教研室是三楼南面一个很大房间。明氏与助手曾毅公各有一张大写字台，各据两扇大南窗相对而坐，北边另设一张大讲案。上课时明氏独占一面，四个人围坐在三面听讲，有时是讨论。那时课余时间，张昆河等人也常到明氏家中请教。他们发现，明氏书房的书架上除了铭器、古籍、外文洋装书，还有一本老舍亲笔题赠的长篇小说《离婚》，恭而敬之地摆在显眼处。

　　明义士夫人名安妮（Mrs.Annie Menzies），会说汉语，且说得不错，但带河南口音。明氏平时寡言少语，而安妮夫人性格开朗，有时明义士不在家，安妮夫人便出面招待大家，有时她还会用她那口“河南话”，与前来造访的齐大学生开点玩笑：“你们是不是把外国人都叫洋鬼子？可不要把明义士先生和我也叫洋鬼子啊！”明氏夫妇有二女一子，儿子最小，名阿瑟（Arthur），明氏给他取汉名“明明德”（儒家经典之《大学》开篇即曰“大学之道，在于明明德”）。数十年后，这位阿瑟·明明德先生，曾出任加拿大驻华大使。

　　1936年春，明义士于齐大柏根楼（今山大西校教学三楼）333大教室，举办过一次题为《商代甲骨文与商代文化》的公开讲演，对象为齐大欧美教师和驻济教会人员。

　　这位“洋儒”用纯属地道的汉语，洋洋洒洒地讲了两个半小时。他以赞美不已的语调，就甲骨文上可考证的商代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艺术，进行了精彩描述。当讲到商代的冶炼、雕铸工艺时，他还出示了几件极精美的青铜铭器和一方与甲骨文同时出土的长方形青石砚。那砚凹里还残留着已凝固的朱砂！

　　众坐席上那些惯以西方文明自傲的欧美籍绅士淑女们，今闻明氏这番不啻石破天惊的演讲，又见如此精美的实物例证，也无不啧啧颌首，报以诚挚的掌声。

　　这大约也是他在齐大的最后一次演讲。

　　明义士于1937年抗战爆发前回国，抗战期间齐大内迁至四川成都华西坝。继明氏之后，应聘到齐大的是胡厚宣。据说胡先生之所以应聘来齐大，主要就是奔着访寻明氏留下的数万片甲骨来的。但很可惜，直到抗战胜利后，齐大复校回济，始终没有找到。

　　白马骑士洹水边

　　中国甲骨学界，泰斗级人物素有“甲骨四堂”之称。这四堂是：观堂王国维、雪堂罗振玉、彦堂董作宾、鼎堂郭沫若。而曾主持了中国安阳殷墟地10年发掘的“彦堂”董作宾，则在当年与明氏通信中这样称赞他：“关于甲骨文字研究，老兄不但是西方学者第一人，也是在中国研究最早之一人。”

　　的确，最早到甲骨出土地安阳殷墟作实地考察的第一人，并非是“雪堂”罗振玉，而是洋鬼子明义士。原来，明义士来中国之初，恰是被加拿大长老会基督教会派驻中国河南安阳地区的一名传教牧师。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实际上在闻知王懿荣的惊天发现后，首先是这名洋传教士于1914年春，“乘其羸老白马，徘徊于河南彰德（安阳）迤北洹水之南岸”（明义士《殷墟卜辞自序》），对安阳殷朝武乙古都殷墟地作了不辞劳苦，周详而细致的野外实地考察。

　　关于这段奇遇，这位“白马骑士”还有一首半通不通的《遇殷墟》诗记叙之，曰：柳树出芽骑白马，白马走时顺洹河。拾破陶器寻先古，小孩引到出古处。

　　不过，那时明氏就遭遇到了“河南人造假”，在错把牛骨当甲骨多次受骗上当，并发愤读了一番中国经史典籍之后，才逐渐弄明白而成为行家里手的。

　　原来，由于中国古董商大肆倒卖和不法洋鬼子大量收购，出土甲骨从最初几分钱一斤被爆炒到二三两银子一个字，龟甲骨片已成了赚钱的宝贝。而在当地食不果腹的贫苦农民眼里，这些祖宗埋在地下的破甲骨不但可养家糊口还可大发横财。于是一批农民造假作坊应运而生，用鲜牛骨头仿刻上字，埋在地下冒充龟甲卜骨。西洋传教士明义士起初就不止一次上过这种东方华夏“洋当”——他专拣农民手里块大字多的“甲骨”买，后来嗅到牛骨头发出的刺鼻臭味方才觉悟过来。

　　明义士是1910年从诺克斯神学院毕业后，根据加拿大长老会海外传教协会的统一安排被派到河南北部“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工作的。此前，明氏于1885年2月23日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克林顿小镇（Clinton），父亲是个农场主，这是一个基督新教家庭，他从小受洗入了新教。1903年考入多伦多大学，为了实现自己来中国这块东方神秘土地传教的愿望，他从应用科技学院毕业后又进入多伦多大学诺克斯神学院学习。

　　豫北差会先是把明义士分配到武安传教总站工作，后调任安阳传教总站，并在安阳荣升为牧师。来安阳之前他已在武安开办过5所教会学校，所以来后即担任教会学校的教员。1915年又升任“斌英高初两级小学校”校长，此后便一直负责教会学校工作。

　　明义士接触到出土甲骨并最终被甲骨文“汉化”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原来，当时的安阳教会位于彰德府老城以北铸钟街，教会北边不远就是洹水。沿河西向2.5公里左右就是著名的殷墟遗址。不过，明氏初来之际，殷墟还没有任何名气，那时小屯也只是一个普通小村庄。但此时距当年王懿荣发现“龙骨”上有古文字已过去了10年，京城里的好古之士们，如王国维、刘鹗、罗振玉等人，在被古董商蒙在鼓里多年之后，终于在1914年左右，打听出甲骨的出土地就是河南安阳小屯这块地界儿。

　　正如上述所言，不久，一切都变了。

　　但得天时地利人和、熟门熟路的明义士，显然要比那些远道而来两眼一抹黑儿的古董商们或外国文物贩子们得便宜多了。因此，1924年小屯村民筑墙取土时发现一坑甲骨，全部卖给了明义士。1926年在小屯人张献学家菜园里又发现了一坑甲骨，也被明义士收藏。据说自1923年至1928年附近村民挖掘出的甲骨均悉数为明氏购得。而明义士则自称在安阳十余年间，共购得甲骨5万片以上。

　　红楼梦回情未了

　　那么，明义士又是如何到了济南齐鲁大学来的呢？

　　原来，明义士在安阳前后共呆了13年，其间，1917年初他应召随“中国劳工团”赴法国前线服役，也是这一年他出版了《殷墟卜辞》。1921年春夏之交他重回安阳，1927年北伐战争爆发，为避战乱明义士离开了安阳，再也没有回去。

　　1927年4月，明义士到北京华北联合语言学校任教，同时继续他的学术研究。这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马衡、容庚和商承祚等一些著名学者。而济南齐鲁大学，作为英美加三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教会大学，加拿大长老会豫北差会是较早参加联合办学的差会团体之一，也是唯一直接参与齐大建设的差会。从1930年开始，齐大成为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的6所教会大学之一，每年可获得20万美元的资助。哈燕学社这笔钱是专门用于资助出版有关中国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及宗教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的。明氏一入校便因其在甲骨与考古研究方面的造诣，被委以为哈燕学社项目负责人。

　　任教齐鲁大学成为明义士学术研究最多产的时期。

　　在这里他先后完成了《甲骨研究》、《考古学通论》讲义的写作，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甲骨文的论文。据方辉先生《明义士和他的藏品》统计，明义士完成的研究成果，有《商代文化》、《甲骨研究》（初编）、《马可波罗时代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英文）、《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中国商代之卜骨》、《论汇印聂克逊先生所收藏青铜十字押》、《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商代的美术》（英文）、《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英文）、《中国早期的上帝观》（英文）等。此外，明义士还对济南章丘县城子崖遗址及济南市附近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收集到了数以千计的陶片，对这些古代遗址进行了研究。并且明氏还有数种研究计划尚未付诸实施，他曾雄心勃勃地想把齐大国学研究所办成一个在学术界很有影响的学术研究机构。

　　可惜壮志未酬。明义士于1936年6月20日告别齐大回国休假一年。不想此一去即成永别。

　　1938年开始他在安大略博物馆远东部工作。那时中国战火纷飞，但加拿大此时尚远离战争，明氏得以继续他的研究。1942年他在多伦多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商戈》（The Shang Ko），“商戈”是商代一种青铜兵器，他因之获得考古学博士学位。

　　但明义士本人，其心目中的终生归宿还是齐鲁大学。他的初衷是把他的研究成果和所有藏品贡献给中国齐大。

　　他的这种心迹在明氏家书与友人通信中表露无遗。1946年6月11日，他致信儿子明明德：“我不久前收到W.B.彼特斯5月11日发自北平的信。他说我当年存放在联合语言学校地下室中的藏品安然无恙。在日本占领期间，校方将其转移到大楼的另外一个地方，因而日本人没能发现。我已经写信请求他将这些甲骨妥善地运到齐鲁大学杜儒德博士那里……我希望把它们捐赠给齐鲁大学。我也相信，齐大会永久地保持它在甲骨学研究方面的兴趣。”

　　1947年11月17日，他又致信儿子明明德：“每当我研究起这类的中文资料，我就感觉身体好多了，觉睡得好，饭也吃得香。这也使我重返齐鲁大学充满了希望。”

　　1947年7月11日，他致信格兰斯通小姐：“在天津麦克尼士先生的阁楼上，存放着一批很有价值的甲骨和其它文物。……甲骨就放在铁皮盒的抽屉里。除了佛郎西丝和埃尔文以外，我谁也没有告诉过，因为我一直希望能回中国。……这些东西应该留在中国。”

　　1948年4月23日，董作宾致信明义士：“听说您不久可到中国去，非常高兴，如果中国政局安定，我们能在中国共同研究甲骨文，是最所盼望的！”

　　1949年初，明义士致信儿子明明德：“尽管形势紧张，我还是准备今年夏天去中国。”

　　然而“魂牵红楼情未了”——1957年3月16日明义士逝世于加拿大。72岁的他终于不无遗憾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伊人留下百宝箱

　　关于明义士身后巨量甲骨片，当年究竟藏在哪里？后来又流落到何处？

　　这一直是个牵动无数人关注而又颇具神秘色彩的有趣话题。

　　其实，由于1927年吴佩孚军队进攻安阳，不少甲骨片毁于乱军之中，明氏所藏出土甲骨并没有其自称的5万片，而是3万余片。这3万多珍贵甲骨片，当年是被明义士分别极秘密地藏到3个地方的。只有明义士和委托人知道，其他任何人无从知晓。所幸，这些宝贝都没有流失民间或贩卖到海外，它们后来还是被陆续发现了出来。

　　而这三路甲骨片的发现也十分有趣并颇具戏剧性。

　　先说第一部分。1951年2月，如今仍健在的文化名人杨宪益老先生，当时交到南京博物院一只箱子，并留下一把钥匙和一封信。南京博物院打开一看，是满满一箱子甲骨！几天后他又一信致南京博物院，信的大意是说，“这批甲骨是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在中国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暂存，明义士回国时已患病半身不遂，这批东西就留在了中国，贵院收下吧”。后来博物院研究人员清点了一下，与明义士所著《殷墟卜辞》一书相对照恰好相符，共计2390片，证明确系1917年明氏所著《殷墟卜辞》实物。

　　第二部分。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这部分又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者是1965年胡厚宣进故宫选拓甲骨时发现的，而后者直到1974年才从故宫的一个仓库里清出来。前一批为3匣17屉，除一屉为陶丸、陶饼、小螺贝壳等166件之外，龟甲骨片共870片。这批甲骨中夹着1924年2月18日从天津寄往北京明义士的一个信封，地址是北京华语学校。据此可知是当年明义士在该校教书时暂存到那里的。后一批有10匣25屉又167包，共计甲骨19494片。这两部分甲骨原存放地都是华语学校，应属一批东西，不知为什么被分在两处。

　　第三部分。这也就是传说中“埋在山东某地下”或曰“已被毁掉了”的那一批。原来，明义士1936年6月20日离开齐大之前，他把所藏之物委托给了他的同事英国人林森（字仰山，时任齐大图书馆馆长），被秘密埋藏在一个教师住宅的地下室里。据说还有一张“藏宝图”，什么芭芭拉路西面的杉树下；茹斯和凯迪的房子之间，上面埋了一条死狗；什么外国儿童学校楼房的阁楼上等等。不知是迷惑外人还是当年曾转移过地方。

明义士《殷墟卜辞》手绘甲骨拓片

　　1952年，林仰山把这些古物全部交给了校方，据说是因“三反”运动而交待出来的。人们按林的指点，从那个地下室里挖掘出古物140多箱，当即交到济南上新街的山东省古代文物管理委员会。该会于1952年5月16日召开“济南高等学校‘三反’及思想问题展览会”，展出明义士旧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有字者为3668片，其中约300片从未见过著录。

　　这三部分加起来共计30834片。据统计目前尚存于世的明义士所藏甲骨36097片，其中现存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5170片，是1948年在明义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其同事从天津运抵多伦多的，其余都留在了中国大陆。

　　据说明氏收藏甲骨有一个原则，即仅供个人收藏和研究，并不转手买卖。即使在他生活最窘迫之时，他也没有出售过一片甲骨。看来这一点还是可信的。

　　1999年6月，明义士之子明明德先生重访山东，将明氏生前所收集的三大箱中国考古学研究资料（金石拓片图书、明氏日记、信件及手稿等）捐赠给了中国山东大学。行笔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给这位老舍昔日的洋邻居明义士先生作个小结了。

　　当年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原本是为“麻醉”中国人民——传输“精神鸦片”而来，却歪打误撞，酷爱好上了中国古文化，成为一个成绩卓著的研究者和传播者，把毕生献给了中国人民的“甲骨学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