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合作组织是首个在中国境内成立并以中国城市命名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此外，亚洲地区影响力较大的国家也积极参与，成为观察员国，如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和印度。

上合组织“前传”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末，即苏联解体前后。当时的国际背景是，苏联濒临解体，地区局势出现较大动荡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出于对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考虑，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共同开启加强边境地区信任和裁军的谈判进程。

到1996年，上合组织的前身“上海会晤机制”已经初现雏形。当年4月26日，已经有了一定合作基础的上述五国又在中国上海举行首脑会晤，自此“上海会晤机制”正式成型。

2001年6月14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在上海举行第六次会谈，乌兹别克斯坦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次日，上合组织国家元首举行首次会谈并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接着，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元首正式签署《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宗教激进主义公约》。9月，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首次会谈。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在会谈中联合决定启动上海合作组织多边经济合作进程，宣布正式建立上海合作组织政府首脑定期会谈机制。

实际上，上合组织之所以能够逐渐壮大，健康发展，究其根本是顺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各国现实需要。上世纪末，苏联解体给地区引发了诸如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非常严峻的挑战和危机。同时，苏联解体后，还有如何明确划分和确定各国边界的一系列高级政治问题。可以说，没有上合组织及其前身“上海会晤机制”的存在，各国很难在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平稳地完成诸多敏感问题的谈判和协商。

上海合作组织不仅生逢其时，而且其非军事政治集团、不针对第三方的组织定位也为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作出了良好的示范和贡献。

在上合组织领导人的发言中，会经常提到“上海精神”这四个字，“上海精神”可以说是上合组织的一面旗帜，在纷乱复杂、强权政治时有出现的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精神”，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政治上的互信是该组织建立的基础，经济上的互利互惠则是该组织发展的前提，各成员国本着平等协商的态度，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国家的文化形态，共同推进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这些精神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灵魂所在。

上合组织中，既有如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有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中等国家，还有乌兹别克斯坦这样比较小的国家。各自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相差很大，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也各有不同。如，俄罗斯主要信仰东正教，而吉尔吉斯斯坦则主要信仰伊斯兰教；中国2012年GDP为8.3万亿美元，而乌兹别克斯坦只有453亿美元。但是，种种差异并没有使得上合组织成为大国的政治工具，上合组织无论成员强弱大小，在商讨各领域问题时都坚持了平等互利的原则。中俄两国树立的平等形象使中亚国家不仅获得了安全上的保障，而且得到了经济上的有力支持。

9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到访的“复兴气田”就是一个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平等互利合作很好的例子。

“复兴气田”是世界第二大单体气田，目前探明储量4万亿至6万亿立方米。该气田是土库曼斯坦天然气对外出口重要基地，也是中土天然气合作重要气源地。这是中土能源合作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项目。

2012年中土双边贸易额创下103亿美元的新纪录，7年内增长100多倍。现在中国已成为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天然气贸易就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

作为世界上天然气储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土库曼斯坦此前只有一条供气管道，只能通过俄罗斯向外供气。独立之后，时任总统尼亚佐夫想多开辟几条管道，打开市场。2006年，中国与土库曼斯坦签署了关于输气管道建设与长期天然气供应的框架协议，并在次年开工建设，与中国西气东输二期衔接，2009年底正式通气。

对中国而言，这种双边的能源合作提高了中国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和安全度。对土库曼斯坦而言，则切实扩大了其能源经济的市场和相关合作渠道。在上合组织成员中，这样平等互利，实现双赢的例子还有很多。

改革开放带来的高速发展使中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历苏联解体困境后的俄罗斯也已步入复兴之路。哈、乌、吉、塔等国则较快走出了苏联解体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中俄与哈、乌、吉、塔等国能做到在互利互信的基础上协商共事、平等合作、互利多赢正是“上海精神”和上合组织成功的突出体现。

在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说中，中亚地区属于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心脏地带”。其连接亚洲和欧洲两块大陆，中华文明、东正教-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草原游牧文化等都在这里交汇。而在当前，该地区由于“三股势力”的存在，安全形势一直不容乐观。中国在该地区除了要面对“东突势力”，还要面对邻国政局不稳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其他成员国也或多或少面对类似问题，所以团结一致，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就成为了一种不约而同的行动。

2002年，上合组织第二次首脑峰会上，各国共同签署《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2004年，设在塔什干的“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正式启动。2012年，六国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应对威胁本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事态的政治外交措施及机制条例》的决议、关于《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13-2015年合作纲要》的决议等一系列安全领域的合作文件。

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不局限于条约文本本身，更具有务实精神的在于其已经机制化的军事合作。2002年10月，中国和吉尔吉斯两国边防部队和特种部队在中吉边境举行联合军演，此次联合军演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军首次与外国军队举行的实兵演习，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出境演习，也是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首次举行的双边联合军事演习。自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基本每年会举行类似的联合军演，加强彼此在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稳定方面的合作。

据曾经多次参与报道上合组织联合军演的记者透露，近几年的演习已经不是各国军队各演各的简单组合，而是发展到深度融合。现在，上合军演已经是混合编组，在训练阶段可以互换指挥员进行指挥，对对方的训练方式和理念进行了解、取长补短。部分指挥员还可以用对方语言下达命令、表述战役思想，此外，各方军队还要互换武器进行训练。

这些年，上合组织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与提升。有俄罗斯媒体指出，“上合组织不仅在本地区，而且正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在叙利亚危机的大背景之下，尤为凸显出来。”

9月13日，上合组织第十三次首脑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此次峰会共有1200多名代表团成员参加，其中除上合组织6个成员国的国家元首外，还有来自阿富汗、伊朗和蒙古国3个观察员国的国家元首。其所涵盖和涉及的国家非常广泛，也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在此次峰会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提出的“建立能源俱乐部”的提议受到了积极回应与关注。习近平主席呼吁各国协调本组织框架内能源合作，建立稳定供求关系，确保能源安全，同时在提高能效和开发新能源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此外，中国还提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加强金融领域合作，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和上海合作组织专门账户。

有分析指出，中亚地区具有丰富的能源和资源，将成为未来各国必争之地，而中国则具有一定的地缘政治优势。加之中国国内日益重视生态建设，努力减少诸如煤炭资源的消耗，来自中亚的天然气等资源就成为很好的选择。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也将在中亚地区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系列情况。积极的方面在于，目前中国同中亚各国正在实施和规划的能源项目将有助于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使中国能源进口渠道多元化，而消极的方面则较为复杂和棘手。

中亚国家和俄罗斯仍处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商业环境、法律制度等并不完善，且难以在短期内出现根本好转，各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与中国不同，使中国企业不仅在当地面临复杂的经营环境，在投资和贷款回收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法律政策风险。其次，上合成员国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也容易产生争端。经济危机之后，俄罗斯减少了对中亚天然气的进口，暂停了一些在中亚的能源合作项目，使俄罗斯对中亚能源资源的控制力有所下降。同时，曾垄断中亚资源的俄罗斯对中国进入中亚能源市场，建设通往中国的油气管道抱有戒心。这不仅使俄罗斯对华能源供应面临竞争，削弱了俄罗斯的价格谈判立场；也使俄罗斯在获取中亚能源资源方面需要与中国竞争，中俄两国公司在哈萨克斯坦的某些油气项目上已经出现过争端。此外，欧洲、美国、日韩等从未放弃对中亚地区安全、经济、能源等领域的开拓与介入。

除了在能源和经贸合作的老话题以外，此次上合峰会也对近期热点问题如叙利亚问题表达了关注，甚至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响。有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并表示，中方支持俄方提出的将叙利亚化学武器交由国际社会监管并销毁的建议。

各国元首们也共同呼吁尽快停止暴力，启动广泛政治对话，举行国际会议。支持将叙利亚化学武器置于国际监管之下并逐步销毁的提议。而叙利亚问题近期的降温与和缓趋势也从侧面表明了上合组织并非此前外界所认为的那种各国进行意见和信息互通的平台或是简单的区域性安全组织，其已经展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潜能。

毫无疑问，上合组织将是不断壮大的维护世界稳定，促进和平发展的重要力量。伊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的积极参与和谋求加入的行动就说明了这一点。

古代的“古丝绸之路”作为贯通东西方的贸易通道，是经济全球化的最早实践，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而当下中方提出的“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则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习近平主席提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的创新合作模式，令亚欧经济一体化成为现实期盼，更有望重塑世界经济版图。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东端连着充满活力的亚太经济圈，西边系着发达的欧洲经济圈，沿线国家经济互补性强。在东端，中国、韩国、日本都是各种优势突出的重要经济体；在西端，整个欧盟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在世界范围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体。但唯独其中段陷入了某种凹陷，有学者指出：中亚各国虽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但经济发展水平却与两端的经济圈落差巨大，不仅人均GDP相差悬殊，而且贫困人口比例远高于欧亚大陆的平均水平。这不仅影响了本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也不利于欧亚大陆整体发展与稳定。

因此，“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反复提出与强调，都说明各国领导人已经形成了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与共识。中国学者分析指出，如今中国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一是表明要在同中亚国家经济合作领域更有作为，进而打通中亚、南亚、西亚的脉络；二是体现要在中亚国家中发挥更大驱动力，跟美国的中亚战略形成互补、竞合的关系。

近年来，我国与亚欧国家的贸易持续扩大。2012年我国与中亚五国贸易额已达459.4亿美元，比双方建交首年1992年的4.6亿美元增长近百倍。中国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成为塔吉克斯坦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此外，中国已成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俄贸易额也连创新高，2012年高达882亿美元。

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概念在各国热炒的同时，“西进战略”也成为我国国内学者和媒体热议的词汇。“西进”包括中亚、南亚、中东等地区，中亚是中国向西开放的优先方向，是中国连接亚欧的通道，上合组织是中国向西开放的主要平台。

在当前中国面临诸如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的海洋挑战的大背景之下，就有诸如著名国际学者王缉思等人提出了大胆西进的战略建议。也就是说，中国在中亚地区全方面的发展与合作，其兼具现实诸如能源和安全的考虑，也包括国家层面的重大战略考量。

可以说，这十几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今天，已经成为了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不同于北约这样多次发动干涉战争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已经树立起与之不同的代表更多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的鲜明榜样。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姚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