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约摄于1962年。
台北林语堂故居，位于城郊阳明山的半山腰上，离地铁站较远，途经的公交车也不多，在陆客如潮的台北，这里有着难得的清静。
林语堂对建在山上的房子情有独钟。他是闽南山村长大的孩子，把家乡的山视为他人格的源头和精神的归宿。他曾兴致勃勃地带夫人廖翠凤游览雅典卫城，自言自语能住在这种地方该多好。夫人出身厦门富豪之家，对住宅的看法与先生很不一样。她辛苦地爬上卫城山丘后，嗔怪地嚷到：“啊唷！我才不要住在这种地方！买一块肥皂都要下山，多不方便！”林语堂并不反驳，微笑表示很欣赏夫人的见解。他把梦想藏在心底，七十一岁的时候终于实现。1966年，他们到底住进了一座“买块肥皂都要下山”的房子，在这度过了人生最后十年。
林语堂故居，位于台湾省台北市阳明山仰德大道二段141号。
兼职的设计师与发明家
我要一小块园地，不要有遍铺绿草，只要有泥土，可让小孩搬砖弄瓦，浇花种菜，喂几只家禽。我要在清晨时，闻见雄鸡喔喔啼的声音。我要房宅附近有几棵参天的乔木。
阳明山遍布溪流温泉，是风水宝地，1949年之后，于右任、钱穆、张大千等文人迁台，都住在这里。名士山居，装修布置各具风流，处处有看点。林语堂的家最与众不同，因为整座房子都是他亲自设计，中西合璧，亦现代，亦田园。徜徉其中，会忘记这是一座“名人纪念馆”，而是沉醉于恬淡的气氛，处处可以体会他如何将平淡的日常生活经营为艺术。
进入雕花的铁制院门，色彩的映衬、风格的对比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宝蓝屋顶，雪白粉墙，深紫色的圆角窗棂；屋顶是中式琉璃瓦当，檐下是西班牙式螺旋圆柱，圈出拱门回廊。院中有一泓浅浅的池塘，游弋红鲤几尾，池畔植翠竹、苍蕨、藤萝，还有一座大理石长凳，林语堂喜欢坐在那里享“持竿观鱼”之趣。
绕到房后别有洞天，正房之下还藏着石砌的一层楼。前庭看上去是个中式平房四合院，在后院看，又是一座西班牙别墅。后院遍植乔木花草，当年主人在时，这里还养鸡种菜。林语堂厌恶现代洋楼将人与泥土隔绝。“宅的左右有的是土，足踏得土，踢踢瓦砾是非常快乐的，我宅中有许多青蛙蟾蜍，洋槐树上的夏蝉整天价地鸣着，而且前晚发现了一条小青蛇，使我猛觉我已成为归去来兮的高士了。”这才是他认为“人类所应居住的房宅”。
林语堂的书房兼客厅，墙上的对联为谭淑女士所赠，咏赞林语堂的文笔及人格。
客厅中保存着林语堂家中日常吃饭的小桌和宴客的大桌。桌椅都是他一手设计。圆形小桌可折叠成方形茶几，还可折叠到更小，以便收纳。大桌在客人多时可拉伸扩大。每把餐椅的后背上都刻着小篆体的“凤”字。他曾说“不肯在自己的书前写‘献给吾妻……’那未免显得过于公开”，原来他把对妻子的致敬写在了椅子上。
一个作家，不仅自己设计房子，还设计家具，如果你对这些感到惊讶，他的一系列真正的发明就更让人称奇了。书房的陈列柜里，摆放着林语堂若干专利证明和设计图纸。有自来牙刷，可以自动充填牙膏，他刷牙懒得挤牙膏，夫人总数落他，直到得了蛀牙终于认识到严重性。他还设计了自动门锁，自动发牌的桥牌机。
三十多岁时，林语堂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他的确做出了一项重大贡献：发明并制造出一架中文打字机，采用他独创的检字法，使中文打字变得快捷易学。1985年，台湾神通电脑公司用林语堂的检字法开发了一种中文输入法。
1948年，林语堂将打字机专利权卖给美国一家公司，没过多久，中国大陆政权易主，投产计划搁浅。为了制作打字机，他花光十几万美元的存款，还卖掉纽约的别墅和几乎全部家具，最后只留下衣服和二十几箱书——箱子也是林语堂自己设计的，搬家时是箱子，落地拆开组装便是书柜。女儿看他生出白发，悲观地问活着有什么意义，他说：“我向来认为生命的目的是要真正享受人生”。
此后近二十年，林语堂夫妇漂泊欧美各国，靠他讲学写作赚钱。夫人焦虑得神经衰弱，林语堂安慰女儿说：“别担心，妈妈要有个厨房可以烧饭就会好起来的。”1966年，他终于给了夫人一个可以稳定烧饭的厨房。当时大陆“文革”刚开始，蒋中正反其道而行之，在台湾搞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遍邀客居海外的文化名人来台。林语堂决定应蒋氏之邀去台湾定居，那里的风土与故乡福建十分相似，而且有许多老朋友。起先他在阳明山租了一座房子，蒋介石提出为他建一座宅邸，他依然选在山上。
不规则的美丽
我要一间自己的书房，可以安心工作。并不要怎样清洁齐整，应有几分凌乱，七分庄严中带三分随便，住起来才舒服。
大多数来台文人的晚年具有悲情色彩，笔尖流露着难以排遣的落寞与乡愁。林语堂其实更有理由消沉。刚到台湾不久，他被不法基金席卷了积蓄，再次濒临破产。他却在阳明山宅邸写下《来台后二十四快事》：“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见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
每一件“快事”都很简单，却是一种难以达到的精神境界。前院池塘与修竹旁边，是林语堂的书房：“有不为斋”。关于名字的来历，他曾专门写了一篇文，列举百十来项“不为”的事。比如：“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我从未说过一句讨好人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没有”；“我始终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
书斋门口光线最好的地方，摆放着他的书桌。书桌下的抽屉总是拉开的，因为写作时他要把脚搁在上头才觉舒服。牛肉干、花生、糖果必须常备案头，触手可及。书桌并不是林语堂读书写作的主战场，书斋隔壁卧室里的床恐怕利用度更高。这张单人床看上去普普通通，林语堂赋予它重要的意义：“我很需要一个好床垫，这么一来我就和任何人都完全平等了。世界上最大的富翁也不因有钱而睡在一个更大的床垫上，他的床最多比我的床长几寸而已。”他认为屈腿蜷卧在床上是人生最大乐事之一。“为了达到审美和心智发挥的极点，手臂的姿势也相当重要。最好的姿势不是平躺在床上，而是垫个柔软的大枕头，枕头与床约保持三十度的斜角，然后枕臂而卧。在这种姿势下，任何诗人都能写出不朽的佳作，任何科学家都会有划时代的发明。”
写作是他终生的爱好与事业，也是一桩苦差。写到艰难处，要大口吸烟，或用温热的烟斗摩擦鼻头，仿佛能擦出灵感的火花。故居中有一陈列柜，摆满林语堂大大小小的宝贝烟斗，有的简单朴素，有的精致华丽。他说“我所有文章都是尼古丁构成的，我还知道书上哪一页的尼古丁最浓。”他也曾心血来潮要戒烟，坚持三个星期，失魂落魄，赌咒发誓从此“要老老实实做吸烟的信徒，一直到老耄为止”。果然说到做到，除了睡觉，林语堂的手里永远握着烟斗，现在想要找到一张他不拿烟斗的照片，着实不易。
书斋中央是沙发茶几，四壁是书架，均按原貌摆设，整齐有序，略显空旷。故居管理员说，当年这里比现在拥挤也凌乱得多，茶几、沙发、隔壁卧室的床头，甚至厨房厕所，到处是林语堂摊开的书本。他为此得意，美其名曰“不规则的美丽”，认为他的“布置”是最合理的书籍收藏办法。“如果一个人把书全部摆在书室，他在客厅中便无书可读。我用这种方法，就是在厕所也能增长知识。”
金玉缘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要聪明解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
林语堂夫人廖翠凤极爱整洁，天天跟在他身后收拾杂物，他颇不以为然。只有一种时候，他能体会到乱放东西的坏处，那就是找不到烟斗。没有烟斗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满屋子乱翻，大喊：“我的烟斗，我的烟斗在哪儿？烟斗！烟斗！”夫人也叫唤：“堂阿，我刚收拾了客厅，别乱动！”“烟斗！我的烟斗！”“你刚才不是把它放在餐桌上了吗？”林语堂抚摸烟斗，大笑而心满意足。他有一套“歪理”：“抽烟的人都是好丈夫，因为口含烟斗，不能高声叫骂，也就不能和太太吵架了。”
赛珍珠曾问林语堂，“你的婚姻就没有任何问题吗？”林语堂果断回答：“没有，她允许我在床上抽烟。”
1969年8月9日，在阳明山这间房子里，林语堂夫妇举办了结婚五十周年的庆祝仪式。林语堂送给夫人一枚金质胸针，上面刻着三个字：“金玉缘”。席间，亲友向他们请教婚姻秘诀，林语堂总结一个字：“让”。
廖翠凤并不是林语堂理想中“聪明解事”、从不打扰他做事的女人。他熬夜写作时，夫人在卧室里唠叨，一套相声似的对白几乎每晚都要发生：“堂呀，你还在邋遢讲，来睡觉吧。”“邋遢讲”是厦门土话，意思是胡说八道。林语堂答：“我邋遢讲可以赚钱呀。”“你这本书可以赚多少钱？”“不知道。你要多少？”“多少都要。”他坐着思考时，夫人盯着他看，他不等夫人开口，就要替她说：“堂呀，你有眼屎，你的鼻孔毛要剪了，你的牙齿要给香烟熏黑了，要多用牙膏刷刷，你今天下午要去理发了。”接着哈哈大笑。夫人得意地说：“我有什么不对，面子是要顾的嘛。”
1919年，他们在鼓浪屿协和礼拜堂结婚。如林语堂所说，他们的爱情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的。婚前林语堂热恋陈姓富家小姐，因贫穷遭陈父拒绝，陈父把林语堂介绍给自己的邻居、富商廖家的女儿，廖翠凤。林语堂当时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一文不名。廖翠凤看中他的才华，说“没有钱不要紧”。
还有一个理由促使她做出抉择。媒人介绍林语堂到廖家吃饭时，翠凤躲在屏风后面偷偷观察，见林语堂吃了一碗又一碗，断定饭量大身体好，是个有前途的青年。林语堂爱美食，自称他的肚子除了橡皮没有什么不能消化。“人世间如果有任何事值得我们慎重其事的，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廖翠凤有家传的手艺，精通闽南小吃、各地家常菜，出版过菜谱。从这方面看，两人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每当夫人烧饭的时候，林语堂总站在旁边观赏，说：“看呀！一定要用左手拿铲子，炒出来的菜才会香。”夫人不领情地说：“堂呀，不要站在这里啰嗦，走开吧！”
悠闲的哲学
此处果有可乐，我即别无所畏。
正对大门的厅堂是林语堂会客的餐厅和客厅，与阳台相连，日光明媚，窗外风景宜人。当年这里从不寂寞。台北的朋友都爱到林家做客聚会，一是他的宅邸环境舒适，二是林夫人手艺好，她做的清蒸白菜肥鸭、厦门薄饼、卤面等菜肴，可解乡愁。有一次，住在附近的张大千拎着一个新鲜的鲤鱼头上门，林语堂开了两瓶台湾花雕，与张大千把酒忆往昔。廖翠凤做了红烧鱼头，三女儿做了煸烧青椒，让这位川籍画家吃得很尽兴。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知己好友能够解开领带畅谈。“我要好友数人，亲切一如日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有一天林语堂正在书房工作，佣人告知他“蒋院长”来了，他以为是家里的常客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就说请他等一等。过了半天他从书房走到客厅，发现不是蒋复璁，而是行政院院长蒋经国。
现在，客厅已改成一间咖啡馆，供游人饮食和休憩，兼卖厦门蒸鱼排、无锡排骨肉，据说都是林语堂爱吃的菜色。初秋天高云淡，辽阔的山谷平原、溪水、台北天母地区的楼房尽收眼底。这时你须忘记游客的身份，坐在阳台上当年主人习惯的位置。“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体会他所谓的人生快事：“黄昏时候，工作完，饭罢，即吃西瓜，一人坐在阳台上独自乘凉，口衔烟斗，若吃烟，若不吃烟。看前山慢慢沉入夜色的朦胧里，下面天母灯光闪烁，清风徐来，若有所思，若无所思。不亦快哉！”
如此悠闲，就是林语堂的生活哲学。中国无产阶级的青年作家，指责苏东坡和陶渊明等为罪恶的有闲阶级的智识分子，林语堂认为这是文化批评史上最大的错误。在他看来，江上清风，山间明月，不是唯有钱人才能占有的。1937年，林语堂用英文写就《生活的艺术》在美国出版。次年便连续五十二周蝉联美国畅销书排行榜冠军，接连再版四十余次。当时美国人正在机械文明中疲于奔命，对林语堂书中所写中国式悠闲如痴如醉：品茗，养花，赏雪，听雨……有位书评人说，看完这本书恨不得马上去唐人街向中国人鞠躬。
今天的中国人，读到祖先的生活艺术，恐怕也会感到陌生。“喜闲散，优游岁月，乐天知命，对成就和成功发生怀疑”——林语堂笔下的诗人性情已难觅难寻。
七十七岁，林语堂编完《当代汉英辞典》，正式“退休”，准备与夫人去欧洲游玩，突然他们的大女儿因多年的精神抑郁自杀。乐观如林语堂，也经受不起这致命一击，他的身体很快衰弱。临终前一年，他坐在轮椅上，生活难以自理，却对美好事物更加敏感。遇到风和日丽的气候，听到山上鸟鸣，他都会落泪，甚至在百货公司里抓起一串灿烂的珠链泣不成声。也许是出于感动，也许是出于不舍。
阳台下面是后花园，林语堂就安葬在园中央，长眠于他钟爱的山坡上。卧式墓碑，并没有像他生前开玩笑时讲的那样，在墓志里写上“此人烟气甚重”，只写着：“林语堂先生之墓。生于民国前十七年十月十日，殁于民国六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在《八十自叙》中，他的思绪回归童年居住的福建山乡：“这些高山早就成为我及我信仰的一部分，因为它们使我富足，心里产生力量与独立感，没有人可以从我身上带走它们。这山还印证了《圣经》上的那句话：‘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我开始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能体会把脚趾放进湿草中的快感，他是无法真正认识上帝的。”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第22期，作者李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