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据新华社电《纽约时报》爆料李娜首次退役是“因为服用禁药”的事件终于有了结论。李娜经纪人麦克斯·艾森巴德处收到文章作者布鲁克斯·拉莫的致歉邮件，邮件上拉莫表示，他在引用李娜自传《独自上场》某些段落时发生了误译现象，错将“有激素的药”等同于“类固醇禁药”。对于这一错误，纽约时报的网络版和纸版均已刊载出了更正声明。《纽约时报》的致歉也让李娜“禁药门”事件有了最终的结论，爆料中所提到的“禁药”黑幕，原来是一次由误译而产生的乌龙。
俗话说行有行规，门有门道，不同的语言亦有各自独特的规则和风貌。正因为如此，译者要想在两种语言之间准确精到、游刃有余地转换，真是难之又难。除了李娜“禁药”风波误译之外，本文特意为读者列举了一些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译，有的令人啼笑皆非，有的让人匪夷所思，有的叫人心惊肉跳。误译看似语言上的小毛病，严重起来却足以改变世界。
在这个急剧缩小的世界，迅如闪电、晓畅易懂的翻译变得越来越重要。为了强调这种翻译的难度，我们不妨用“谷歌翻译”将上面这句话从英语译成泰语，再从泰语译成俄语，再将俄语译为日语，最后将日语回译为英语，结果这句话就变成了：为了让世界更为迅速地沦陷越来越重要，就像闪电一样，了解实际情况。
这样的翻译实在是烂透了，但与下文这些匪夷所思的翻译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漏译一个“i”，火星人到来
1877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乔范尼·夏帕雷利宣布了一项极为惊人的发现：火星上有“canali”，或者说“canals”（意为“运河”）。根据定义，运河是由人工开凿的，于是这一发现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猜测这些运河可能是由早已灭绝的火星人开凿的，用于灌溉他们的庄稼。
不过，真正引发这场“火星人热潮”的人却并非夏帕雷利。天文学家帕西瓦尔·罗威尔读了夏帕雷利的著作，对火星产生了极大兴趣。他甚至搬到亚利桑那州，建立了自己的天文台。数年间他不断发表论文，作出了如下推测：1）火星上曾经居住着一群高度文明、才能非凡的工程师；2）这些工程师开凿了运河，为拯救他们那濒死的星球做最后一搏。
只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首先，罗威尔基本上是在随心所欲地绘制运河图，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迄今为止没人能把他绘制的运河与火星上的实际情况进行对照。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canali”根本就不是“运河”（canals）的意思，它实际上指的是“水道”或“沟渠”，夏帕雷利只不过是指出了一种完全天然的地貌差异而已。
所有人都把夏帕雷利的发现与罗威尔的胡说八道联系在一起，据说这让夏帕雷利恼火不已——这完全可以理解。但等到真相终于水落石出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罗威尔不着边际的想象力激发了所有人的科幻奇想，这其中就包括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的《地球争霸战》一书同样描绘了濒临灭绝的火星人所做的垂死挣扎，而埃德加·赖斯·巴勒斯的小说《火星公主》同样也是关于——猜猜是什么？对了，火星上的垂死文明。
到了20世纪，火星上有火星人的说法已经被人们广为接受，而这一切都是源于一个微乎其微的字母“i”。
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毕恭毕敬地悼念你
1956年正值冷战如火如荼之时，这意味着对当时的美国而言，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就是“头号混蛋敌人”。赫鲁晓夫曾在莫斯科波兰大使馆发表过一场演说，凭此越发坐实了自己这一“美名”。在那场演说中，赫鲁晓夫在几句开场白后便开始大谈资本主义如何糟糕，而共产主义如何优越，最后他用一句现已富有传奇色彩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终会将你们埋葬。”
联想到前苏联刚刚成功试射了一颗氢弹，赫鲁晓夫的这句话听上去极像是一种挑衅，仿佛要向美国挑起一场核武器的“懦夫游戏”，看看谁是胆小鬼。美国媒体像闻见了鱼腥味的猫一样对这条新闻大肆渲染，称赫鲁晓夫是个“面红耳赤、手舞足蹈”的大话王。无数美国人一想到这个超级好战的俄国佬显然是要将他们赶尽杀绝，就吓得屁滚尿流。
只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尼基塔·赫鲁晓夫其实根本就没说过这样的话。
事实上，如果将他的话进行直译，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会亲眼看着你们被埋葬”。
这句话其实在前苏联极其常用。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说“我们会比你们活得长久”。冷战期间，此类“共产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言论一直不绝于耳，但由于人们的误译，美国人以为赫鲁晓夫可能真的要将他们埋葬在核战的废墟中。整整三年，赫鲁晓夫都没有澄清自己的言论。美国人想当然地认为赫鲁晓夫急于置他们于死地，于是采取了行动加以应对。他们密切注视着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和世界首颗洲际弹道导弹的动向，然后开始自顾自狂热地研究空间导弹。要不是对赫鲁晓夫一句大话的误解，美国人会登上月球吗？我们不得而知。
卡特总统“雷翻”波兰
1973年，美国总统吉米·卡特访问波兰，破天荒头一遭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
卡特以一天150美元的价格雇了个几乎不会说波兰语的自由译员。这家伙出口即错，而且一发不可收拾。卡特总统一开场说道：“我今早离开了美国。”结果被译成：“我离开美国，再也不回去了。”卡特总统说：“我此行的目的是想了解你们的想法和对未来的期望。”结果被译成：“我对波兰人想入非非。”碰上这个家伙，卡特算是倒霉到家了。
于是这个家伙就被解雇了。为出席国宴，卡特又雇了一位新译员。演讲时，卡特说完第一句话后停下来等译员翻译……结果译员没有任何反应。卡特又说了一句，再次停了下来，译员仍然没有任何反应。显然，这位译员的问题与前一位恰恰相反——他听不懂卡特的英语，于是决定最好是三缄其口。最后，波兰领导人的译员不得不出面收拾了这个烂摊子。当卡特最终离开波兰之时，他已沦为无数波兰人的笑柄。
一词招来原子弹
1945年7月，盟军准备彻底结束对日作战，于是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会将其“全盘歼灭”。然后，盟军就像六年级小学生等待心上人对自己初次求爱的回应一样，惴惴不安地等待日本方面的回复。
不难料想，日本记者急切地想知道日本政府对此的回应，因此不断地催促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发表声明。最终，铃木首相迫于压力召开了新闻发布会，说了些诸如“无可奉告，我们尚在考虑之中”之类的话。于是，记者们悻悻而归。后来日本政府最终做出了决定，将其告知了美国，然后一切迎刃而解。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事实绝非如此。而这都是因为铃木使用了“mokusatsu”一词来表达“无可奉告”的意思。问题就在于，“mokusatsu”一词还可以表示“我们根本就不把这事放在眼里”之意，而美国政府听到的正是这个版本的翻译。哈里·杜鲁门总统气得七窍生烟，接着美国就通过以下行为揭示了其发布《波茨坦公告》的真实原因：在铃木发表评论十天后向广岛扔下了一枚原子弹，三天后又在长崎扔下了另一枚。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铃木能将自己的措辞完全解释清楚，然后再说上一句“稍候将告诉你我的决定”，这一切也许就不会发生了。然而，不管是政客措辞不当，还是译者对一词多义的把握不力，美国人得到的译文只有一种，那就是：“日本刚刚做出了最为愚蠢的回应，说‘放马过来吧’！”
医药翻译杀人于无形
现在我们把目光转向古里古怪的医药界。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在种族极其多元的地区，医生和患者经常说不同的语言，所以医生必须雇翻译。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译者只是译者，并不是医药专家，一旦他们遇到必须迅速作出判断的情况时，这就会成为一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有个极具戏剧性的例子：一个西班牙男青年抱怨说感到恶心难受，西班牙语的说法为“intoxicado”，然后他就晕倒了。译者把这个词理解成了“喝醉的”（intoxicated），以为这个家伙喝得烂醉如泥，结果将他按照酒醉和嗑药过量进行治疗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人的恶心实际上是由脑血栓引起的，也正是脑血栓导致了四肢麻痹。如果译者能多费点心弄清楚这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词是什么意思，医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救治这个病人了。不过话说回来，美国医院怎么会知道“胃痛”一词在诸如西班牙语之类晦涩难懂的语言中该如何表达呢？毕竟全美国的居民中只有3500万人说西班牙语。
然而，并非所有的医药误译事故都发生在急诊室。事实上，绝大多数误译事故发生在药房。早在2009年，美国许多州就通过法律，要求药房向有需要的病人提供药方翻译。不过，和大多数其他商业机构一样，药房的经营者显然都是些一毛不拔的家伙，许多人只用电脑软件程序来进行翻译。在纽约布朗克斯地区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只有3%的药房配备了专业译者。
这项研究还调查了药房使用的电脑翻译程序，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药方翻译都存在严重错误，而且这些错误层出不穷：“口服”被译成“少量服用”，“两次”被译成“两个吻”。还有一个极度令人担忧的例子：一位男士按照血压药的说明书一天服了11次药，而非事实上的一次（once），出现这样的误译是因为“once”一词在西班牙语中就代表数字“11”。
从中得到什么教训了吗？如果你只会说西班牙语（编注：作者意指生活在美国的说西班牙语的人），老天保佑，你可千万别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