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当代邪教产生的根源有以下几个方面：非理性因素、民间神秘信仰、群众生产、生活风险系数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宽纳。              

　　[关键词]邪教文化根源

　　邪教的孳生的原因是复杂而多元的，也有许多专家做过深入的研究。在此，笔者想就当代邪教产生的文化根源做一点粗浅的探索，以盼专家指正。笔者以为从文化层面上来看，当代邪教产生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非理性因素、民间神秘信仰、群众生产、生活风险系数以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与宽纳。

　　一、非理性文化思潮

　　非理性文化思潮是在社会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种大众心理基础。非理性因素是指人的情感、意志，包括动机、欲望、信念、信仰、习惯、本能等，以非逻辑形式出现的幻想、想象、直觉、灵感等也属于非理性因素。非理性因素在人的社会生活中有其积极的一面。而一旦偏离正常的轨道则又会产生极其虚幻的错误信念和信仰，甚至出现危害社会的邪恶势力。

　　错误、盲目的信念及信仰的形成则是非理性的基础。他们在以某种特殊的方式获得以后，就会排除理性的思考，表现为思想的僵化和行动的固执，这就给邪教组织的孳生准备了思想基础。他们会无视、躲避或曲解实践的检验，迷信邪教提供的许多所谓“奇迹”或者“圆满”。他们还可能无视行为的实际后果，甚至以自焚一类的极端办法对抗社会的批评、教育和挽救，成为歪理邪说的牺牲品。

　　邪教教主往往自称是基督再世、是释迦牟尼转世、是活的大神。他们装神弄鬼，用灵魂附体、代神说话等方式神化自己。以魔术制造特异功能，以假气功制造神秘主义和狂热崇拜，欺骗容易上当的人迷信自己。李洪志修改生日，为的是假冒释迦牟尼转世。他还通过所谓的“神迹”来展示自己的“超凡能力”，玩弄一些巫婆神汉江湖骗子的小把戏，吹嘘自己“有搬运、定物、思维控制、隐身等功能”。从而让信徒产生非理性的信念信仰。

　　非理性的信仰常常导致邪教信徒精神失常，或者视他人如恶魔，做出一些正常人根本不理解、更不可能去做的事情，以至破坏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凡此种种就是人们未能正确对待非理性因素而产生的恶果，也是邪教得以孳生蕃衍的重要的文化根源之一。

　　二、民间神秘信仰文化渊源

　　中国民间神秘信仰文化渊源可上溯至汉代，经明、清两代，发展迅猛，教门繁多，愈挫愈烈，成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社会运动。近代中国社会剧烈动荡，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结社褪色变质，更加庞杂，遍布大江南北，名目多达三四百种，徒众多达数千万人，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势力，举世罕见。其影响渗透社会各个阶层，余脉延续至今。

　　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学说。儒家学说把“三纲五常”直接神圣化为“天理”来崇拜。但它毕竟不是宗教，儒家的所谓“人文精神”无法满足人们对宗教信仰的需要，因此大量的民间宗教和封建迷信就以“心理补偿”的方式出现。苦难深重的群众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一种实用主义和混乱的宗教心理和宗教意识。他们往往临时抱佛脚，病急乱投医，是神就拜，见菩萨就烧香，他们并不认为弄清教门教派和鬼神仙佛的归属有什么价值。在中国群众的宗教意识中，只要有神可求并能够护佑自己就足够了。在中国群众的家中，佛、菩萨、财神、灶王等同时祀奉并不稀奇。在神庙中，玉皇大帝、佛、观音、民间信仰的神乃至耶稣同时供奉也屡见不鲜。这就为邪教教主冒充神灵创造了空间。

　　儒学的人文信仰催生了持续不断的造神运动。人们不断把神话人物、传说人物、小说人物以及历史上确有其人的明君贤相、圣贤英雄乃至行业能人神化。时至今日，许多杰出人物的画像还被当作“护身符”广泛流传。这就为邪教教主神化自己提供了大众心理基础。

　　以法轮功教主李洪志为例。他把自己的生日改为农历四月初八，即释迦牟尼的诞日，企图假冒佛祖转世以愚弄世人，神化自己。他有时自诩是弥勒佛降世，有时又谎称自己是唐太宗转世，有时又冒充民族英雄岳飞转世。李洪志的这些胡言乱语竟能在20世纪末蒙骗了许多人，这不能不说同我国特殊的民间秘密信仰文化背景有密切关系。

　　三、群众生产、生活中巨大的风险系数的危机文化

　　每当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之际，群众的生产、生活的风险的系数都会急剧增大。主流意识形态又被弱化，社会下层的精神世界出现强烈震荡，邪教必然趁虚而起。中国在最近的五十年中，在政治、社会制度、经济体制上不断发生剧烈变化，许多人对此没有思想准备，加上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对滞后，使邪教又得以乘虚而入。

　　现在我国现代化的进程既带来了社会的巨大进步，同时也造成了深刻的文化矛盾。让许多群众无所适从，对自己的生产、生活的状态无从把握。面对市场的变幻莫测，人们常常感到恐惧，感到无法驾驭自己的命运，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控制和主宰着自己。所以时下的中国人，信仰各种神灵的人有增无减。国企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竞争，使许多人下岗、失业，易于产生“无归宿”、“被遗弃”的失落感和焦虑。特别是许多退休人员，他们在计划经济时代无私奉献，晚年却生活困难，难免忧虑苦闷，一些身体不好，生活有困难的老人产生了恐惧感。大量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的找不到工作，有的工资很低，有的人格上受到歧视。同时家庭“避风”功能逐步退化，让一部分人失去最后的精神依靠。这些人均不同程度地被排斥于“主流社会”之边缘。他们需要社会的帮助，需要精神慰籍，需要情感渲泄，需要心理调适。

　　此外，生态失衡、人口爆炸、环境污染以及一些社会问题等等，也使人面对现代社会经济繁荣而产生种种矛盾心理。

　　在这种情况下，李洪志泡制的“法轮功”这一社会疽瘤出笼了。面对现代物质繁荣背后的种种心理矛盾、困惑、茫然、苦闷、不安和恐惧，传统宗教显得苍白无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和建设也跟不上，使许多人把法轮功邪教当作填补内心空白的“良药”，把李洪志当作救世主来崇敬。

　　四、对外来文化的不加甄别的包容与宽纳的文化心理

　　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这集中体现了普通群众对外来事物的过度宽纳与盲从。正是由于一些普通群众对外来文化不加甄别就无条件接受，以及知识分子各取所需的乱拿一气，导致了一些腐朽落后的文化思潮的侵入，让邪教有了可乘之机。

　　近现代中华民族对外来文化的宽纳更为国内邪教的产生和蔓延提供了外部文化环境。

　　应该说，80年代以来，我国邪教组织的孳生和蔓延，同国际上邪教组织的泛滥与猖獗是有所关联的。一般来说，国际上的邪教是附着于新兴宗教而产生、发展和蔓延的一种极端教派。再看我国当代的一些邪教，打出“人体科学”和“特异功能”的旗号招摇撞骗，同国际上一些邪教的活动手段也有某种类似之处。李洪志大讲什么“白色物质”和“黑色物质”，宣称修炼法轮功可以“开天目”，“看到常人看不到的景象”。李洪志的这种“人体科学”看似有“几分”创造性，但是真正说来，只不过是国际上一些邪教教主的故伎重演罢了。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就曾自吹能在空中悬浮，具有心灵感性能力。“科学神教”教主哈罗德更是以新的“生命哲学”或“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即他所谓的“戴尼提”）的创建者自居，自1948年，相继出版了《戴尼提：独创的命运》、《戴尼提：精神健康的现代科学》以及科幻小说《地球使命》（10卷本）和《地球杀场》。二十世纪末其中几本被翻译成中文并出版，加之出版商的炒作，在我国学界和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因此，说我国当代邪教的孳生和蔓延受到国际上邪教的某些影响，特别是受到“科学学教会”的影响，是一点也不勉强的。

　　参考文献：

　　⑴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编：《人文百科全书大系·宗教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⑵牟钟鉴：《中国宗法性传统宗教试探》、《关于中国宗教史的若干思考》等论文，载于其专著《中国宗教与文化》，台港唐山出版社1995年版。

　　⑶陶成章：《教会源流考》，汤志钧编：《陶成章集》下编《浙案纪略》，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⑷谭松球：《前言》，见蒋嘉森著：《毒瘤 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邪教组织》，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

　　⑸“凯风网”、“中国反邪教网”等网络媒体。